隋唐五代时期的宁波教育概况

第一节　隋唐五代时期的宁波教育概况

隋朝统一后，把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管理体制，改为州、县两级行政管理体制。宁波地区自秦汉以来的行政区划也作稍微调整，但仍为县级行政机构。直至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宁波才建州。是年7月13日，采访使齐澣以鄮县是丝织品、海味的集散地为由，奏请将鄮县分区，别立明州以统之。因其地有四明山而称明州，州治则设在小溪，位于宁波平原西南部的四明山脚下。时明州分慈溪、奉化、鄮县（后梁时改为鄞县）、翁山（今定海县）四县，各县县治分别在慈湖之南（今慈城）、大桥西、小溪（与州治同）、顼河之滨（后迁鳌山之麓）。建州以后，宁波的地方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唐代宗广德二年（764），象山县划归明州，至此，明州由四县扩为五县。唐宪宗元和年间，分鄮县东境至甬江的海口地区为望海镇（今镇海）。

一、明州州、县学的建立

（一）明州州、县学发展概况

隋唐以来，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教育，诏令州、县兴学。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今宁波始建州，称明州。随着州的建立，明州也开始出现州学和县学。宋《宝庆四明志》（卷9）记载：“唐，州县皆有学。开元二十六年，明始置州，学宜随州立矣。”^[1]唐会昌六年（846），象山建县学，地址在县治东。州、县学主要治经学。此时，宁波地方的教育体制终于与中央接轨，就此而言，地方官学较之于六朝，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时明州的州、县学与其他地方官学一样，入学资格比较宽泛，主要是向庶民开放，这为庶民子弟提供了求学入仕的机会，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入学后，修业年限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能通一经以上者，即可毕业。毕业后，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参加科举考试，二是继续升学（一般最终还是参加科举考试）。不过，此时的科举取士制度在全国其他地区普遍实行已达一百三十几年，可见，宁波当时地方官学的滞后。

州、县学建立后，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地方官员并不重视儒学教育，故官学较之中原等地，并不发达。例如，鄞县、奉化、余姚、宁海（时属台州）四县当时只是相继建孔庙而已，一直到宋庆历年间才与慈溪、镇海一起相继建县学。而四县夫子庙之设本身也是“出于学废”。州、县学虽治经学，大抵只“讲章句、课文字”而已，罕见名师硕儒执教，教学质量并不高，培养的人才也十分有限。唐朝300多年间，今宁波中进士者寥寥无几，仅有余姚虞九皋、慈溪张无择等。时至五代奉化出了一个儒学先驱孙郃。而象山县学则输送了“举明经之三传”的乡贡王关。寥寥数人，可谓汗颜。

不过，上述各位人才带给时人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例如，虞九皋、张无择等及第后，官方以泥金（用金屑和胶水制成的颜料）书写帖子附于家信到家乡报捷，而“乡曲亲戚例以声乐相庆，谓之喜信”^[2]。由此带来的崇尚读书、尊师重教的风气也进一步得以传播。而他们作为父母官的形象也成为时人学习的楷模，如张无择为官后廉洁奉公、为人子极尽孝道，深受百姓拥护，可谓有口皆碑。

与此同时，世家大族的子弟一般都在家庭中接受教育。这恐怕可以视为宁波地区早期的“双轨制”教育吧。

总之，隋唐五代时期，宁波的地方官学从纵向看，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以至于为宁波地区今后地方官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从横向看，宁波地方官学的发展稍显缓慢。

（二）影响明州州、县学发展的原因

由上可知，明州州、县学体制与全国接轨之后，虽有发展却并不发达，其原因颇为复杂，大致说来，可以归纳如下。

1.政府宏观的政策和制度

（1）政府的文教政策

隋朝两代皇帝都十分重教兴学，多次诏令州、县兴学，这也为唐朝明州地方官学的设置作了先期的铺垫。唐朝的统治者又特别强调崇儒兴学，以为它在巩固中央集权、稳定社会秩序方面有积极作用，开国初期的几位皇帝都曾诏令州、县兴学。但因明州当时并未建州，地方官学也未成型。随着明州港口地位的凸显，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明州建州，同年唐玄宗又下诏说：“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宏长儒教，诱进学徒，化人成俗，率由于是。斯道久废，朕用悯焉，宜令天下州县，每一乡之内，别各置学，乃择师资令其教授。”^[3]明州遂又建州学。从明州地方官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唐朝是新历史阶段的起点，从此，地方官学的办学制度确定下来，以后官学的变动、恢复、发展，都以此为参照。即便在五代社会动乱时期，地方官学的发展虽然深受战争影响，但其一定程度的发展也是以唐朝制度为范本。

（2）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影响

隋炀帝大业二年（606），“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4]。进士科的设置，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开始。唐朝使科举制取得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这一制度不仅促进社会形成重视人才、重视知识的社会风气，而且，对于地方官学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都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①因为科举考试内容主要为儒学经典，所以地方官学的课程内容越来越受其制约，课程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都与科举制相衔接。②开辟了庶族入仕的途径，使他们有机会跻身于统治阶层，以此抑制豪门士族对皇权的挑战。③士人治学的功利化取向。在科举制的激励下，许多寒门学子“寒窗苦读”，只为一朝“金榜题名”。

不过，无论如何，科举制客观上推动了明州地区地方官学的发展和儒学文化的兴盛。

2.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地方官员对官学教育的态度

古代的交通以水运为主。隋朝统一后，隋炀帝修大运河，贯通南北内河航运，带动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但是，如何使南北海运相连，拓展海外贸易，成为当政者思考的一个问题。明州地处东海之滨，有内河与海相通，溯姚江而上到上虞通明坝就可接通浙东运河，越过杭州湾不宽的水面，即与京杭大运河相连。这样，宁波就成为南北海运和内河大动脉的交汇处，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古代交通的枢纽。

但是，明州地区位于三江口的平原中心因为泻卤、淡水易泄等问题一直没有真正开发，先民们长期以来主要生活在山麓丘陵地带，这种状况对于灌溉式农业，以及港口的开发、建设非常不利，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第一次建州失败的原因概莫如此。

明、越分治以后，明州相应地形成了较为严密的地方统治体制。为了进一步培育、发展宁波作为内外航运枢纽的功能，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州治移至三江口，刺史韩察“易县治为州治，撤旧城，筑新城”^[5]，又在“旧城近南高处置县”，使鄮县成为州治附郭。从此，明州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官员首先要致力于明州的水利工程，三江口平原新城区的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惟其如此，才能进一步发展文化教育。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地方官员的精力更多地放在地方经济建设上。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毕竟“仓廪实而知礼节”。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具有地域色彩的民风使然。明州地区历史上受到于越族文化的影响很深，秦汉以来，虽历经朝廷教化，但地域文化色彩依然浓厚，而且，地方官学从未在明州地区扎下根来，倒是南迁世家大族的家学和神灵崇拜的佛道得到较大的发展，因此，在对待教育问题上，地方官员似乎更重视社会教化的作用，以安定地方社会，巩固统治。例如，大历六年（771），刺史裴儆有鉴于袁晁之乱，治明一年，使“惊逋复，田畴辟，茨塾兴。然后以礼仪利物之教教之，人之啙窳者教之以温恭惇质，人之卉服祝发者教以仪式之度，人之匮财乏食者教以耕耨之事”^[6]。这种社会教化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地方官员们眼里，明州地区的民众不但持有吴越之民的原始蛮性，还染有海滨之民的“暴残嗜杀”，“宽之则法令非行，威之则圜视而凶心勃生”。因此，裴儆通过推行社会教化手段，使国家控制薄弱的海滨之民改变其原始的野性，而有“温恭惇质”和“仪式之度”的儒家风范。

在教化的过程中，地方官员根据东汉董黯以来“孝”之思想的深入人心，积极倡导该规范，使孝风以更强大的力量，渗入到明州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灌输到社会成员的头脑之中，从而形成明州人们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例如，大历八年（773），刺史崔殷一上任就修葺董孝子庙，并撰《后汉孝子董君碣铭》赞扬董黯之孝“施及千载，横于四海，其大孝也欤”。兴修它山堰水利的王元暐任鄞州县令时，也是注重社会教化，“以勤俭戒游堕，以诚悫敦孝慈，贪夫敛手于袖间，暴客屏迹于境外，能使婚嫁有序，惸独有依”^[7]。正是通过这种种教化，明州民众养成了“敦伦而尚行”的孝风，这有助于发扬尊老传统、改变陋习、和睦家庭，进而促进社会稳定，明州地区也因此在唐代得以安定百年。

由此可见，隋唐时期明州的官学虽不发达，但地方官员仍然努力，以教化一方百姓为己任，并颇有成效。

二、书院教育的萌芽

宁波历史上最早的书院出现于何时？不同的修史者有不同的说法。据《宁波市教育志》说，记于方志最早的书院是在慈溪鸣鹤，称“虞都尉讲舍”，时为三国时期虞翻讲学之所。另据《宁波通史》（卷1）研究，唐大中四年（850），象山县令杨弘正于县城西北蓬莱山麓栖霞观“修筑蓬莱书院以课士，文教大振”，视为宁波历史上最早的书院。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笔者以为需从“书院”的内涵加以分析。一般认为，书院是兼具藏书、教学之功能于一体的教育机构。没有藏书，师生之间只能“口授”，在这种状况下，一般也缺乏系统的教学活动；如果有了藏书，教师可指导学生“视简而诵”；而有了系统的教学活动及其管理，师生之间才可以更好地传承、发展思想。

据李才栋先生考证，“书院”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其时有“丽正修书院”、“集贤殿书院”等。这是皇室编校、殿藏图书的地方，也就是皇家或者官方的图书馆。这种“书院”与后世具有学校性质的机构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袁枚在《随园随笔》中指出：“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这里虽然也聚集了一批学者，偶尔讲学，但是，朝廷另有一整套培养人才的专门机构。

中唐之后，雕版印书技术逐渐流行，除了官方的藏书外，私人的藏书也逐渐增多，陆续出现了不少民间藏书的书屋、书堂、书院、书楼等。如象山县的蓬莱书院。蓬莱书院虽为县令所创，但其性质应该是属于民间的。其偶尔有讲学，但却并没有系统的课程教学体系以及教学管理制度，等等，蓬莱书院实为藏书、修书之地。如此看来，蓬莱书院并不是教学意义上的书院。

至于“虞都尉讲舍”，虽然是私人创办，且有大师讲学，但是，笔者以为，也不能认定为书院。原因有二：第一，因为当时的印刷术并不发展，所以讲舍内没有大量的藏书，这就不利于文人的读书、治学；第二，讲舍是由春秋时期的私学发展而来，它强调及门受业，是以一种“火尽薪传，身死无恨”的精神传递知识，这与唐末产生的书院有不尽相同之处。

因此，宁波历史上真正的书院并不诞生于唐朝，而是以后的宋代，那才是一个民间的、自治的读书、治学、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府。但是，如果作为书院教育的萌芽，蓬莱书院倒也可以认定。因为书院正是由民间的藏书楼发展而来的。中唐以后，王朝统治逐渐走下坡路，社会动荡不断，以致“庠序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同时，民间藏书楼逐渐增多；再加上僧、道聚众讲经的影响，于是唐末逐渐产生了既藏书又聚徒讲学的民间自治的书院。

三、家学进一步发展

宁波的家学源远流长，唐五代时期，家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慈溪上林湖颍川府君且诠“家传儒雅，艺术精通，里闻风犹若群之从凤也”^[8]。朱梁贞明间（915—920），罗甫自桐庐挈家避乱至慈溪孝顺里罗江，“教以礼敬，讲学务农，蔚成善俗”^[9]。

最有成就的莫过于虞氏家学，隋唐时期，虞氏家学发展至顶峰，先后涌现了虞绰、虞世基、虞世南等杰出人物。其中，初唐时期的经史学家虞世南是一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学者，其研究领域涉及书法、文学、史学、天文学等方面，且均有重要成就。他编纂的《北堂书钞》、撰写的《帝王略论》，都是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其中的《帝王略论》是较早从政治家视角评论历代帝王才智贤愚、为政得失的历史评论专著。根据正史和地方史等史籍的统计，这一时期虞氏家族有确切史料记载的人物有20余人，著作有63种2000多卷，另有《集》著8部75卷。^[10]综观其家学，真可谓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