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成效的宗教教化

第二节　富有成效的宗教教化

唐朝，明州虽然建立起州、县学，对社会教化也有一定的成效，但总体上，这种学校教育在社会上的影响并不深远，民众的文化水平也不高。至于家学，其影响面更为狭窄。这种状况使佛、道得以发展。加之王朝对佛、道的倡导，以及佛、道自身发展所引起的对民众的吸引力，宁波的宗教教育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其强大的教化作用导致民风的不断开化，忠孝、尚隐之习俗弥漫社会。

一、隋唐时期佛、道的兴盛

（一）隋朝兴佛贬道

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在建国和南北统一大业过程中，深信“我兴由佛法”，他认为新朝的建立是依靠佛法的保佑；另一方面，统一之初的全国政局很不稳定，民生困苦，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统治者急需一种思想来“麻痹”大众，让他们能忍受世俗的一切苦难。因此，隋文帝全力复兴佛教（所谓复兴，针对北周武帝灭佛而言），为社会的和平、发展创造条件。他本人还拜后盛行于宁波的天台宗创始人智为师。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开皇元年（581）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文帝运用权力自上而下地推行佛教，把佛教势力的发展推向新的高潮。据《释迦方志》（卷下）记载，隋文帝即位，20年间就已“度僧尼23万人，立寺3792所，写经46藏、13286卷，治故经3853部，造像106560躯”。

隋炀帝继续大力兴佛。他修治旧经612藏、29173部、903085卷；还建置翻译馆，共译典90部、515卷，为佛教思想的发展、传播创造了条件。^[11]

在兴佛的同时，隋朝政府对道教基本上采取抑制态度。只是在隋文帝晚年，因其祈求长生不老之药，而对道教有所接纳。

由于政府的推动，浙东地区佛教也趋向繁荣，除了旧寺院的修复扩大之外，又兴建了不少寺院。最著名的莫过于开皇十八年（598）始建的国清寺，其为佛教天台宗祖寺，而天台宗则为隋文帝扶持下所创立，其渊源也在浙东天台山。另有三论宗名僧吉藏在会稽嘉祥寺宣讲三论，听众甚多。而道教在统一后因受到北方的影响，开始建造道观，供道士传经布道和居住，从武林、山阴到鄮县都有建造。

（二）唐朝道、佛并盛，尤崇道教

1.道教顺势而发展

唐统一国家之初，高祖力求社会稳定和国家富强，注重核算国家的赋税丁役，而佛、道之士不仅逃避徭役、赋税，而且不守戒律，扰乱社会秩序，对朝廷大为不利。因此，高祖排除众议，下诏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勒令被沙汰的人还俗，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其余寺观，一概废除。此举明为公平，暗为助道。因为，佛教在隋朝得到无限制的发展，而道教不然，如今政令一出，受到打击者实为佛教。虽然该政令因李世民政变而停，但是，李世民却一如既往地支持道教，故兴道抑佛的既定方针继续得以实行。

另一方面，唐高祖李渊为了抬高李姓门第，与道教始祖李耳“攀亲”。李渊即帝位的第三年（620），晋州（今山西临汾县）人吉善行，说在羊角山见到一位骑着白马的老叟，叫他转告唐天子说：我是你的祖先，今年击贼（王世充）获胜后，子孙享国一千年。李渊听了吉善行的话，即在羊角山立老君庙。这样，李渊与李耳的祖孙关系就算确定了。之后，其他地方也相继立庙，宣扬皇帝与老君是亲属。与此相应，李渊必然抬高道教的地位。武德八年（625），他亲自到国子监，正式宣布三大思想体系的地位：道教第一，儒学第二，佛教第三。

由此，唐室宗亲一直把道教的地位放在佛教之上（武则天时期除外），一直延续到五代。例如，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下诏，确定道士、女冠位在僧、尼之前。时隔两年，太宗又流放佛教高僧法琳于远州僧寺。高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均扶持道教。武宗甚至于会昌五年（845），采取灭佛的措施以打击佛教势力的膨胀。实际上，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因为佛教的过度膨胀直接危害到统治阶层的政权和社会稳定。除了上述赋税和社会秩序等直接原因之外，佛教对政权还有一种潜在的威胁，即佛教从思想上俘虏国人做佛奴：生活、礼仪、思想完全与天竺佛教徒同化，甚至自称为佛子释种，不认同自己的唐朝人身份。当时，寺院有自己的僧律，有自己的武装（僧兵），有自己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受唐朝律令的约束，一个寺院等于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佛国。这种佛国越多，对当时政治统一的威胁就越大。

于是，在这一有利的政治气候下，道教得到较大的发展，宁波也不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四明山跃升为浙东道教的一个中心。具体表现为：（1）秦汉以来，道教在四明山一直有活动，为此，唐司马承祯所作的、权威的《天地宫府图》把四明山上的“丹山赤水洞天”列为道教三十六洞天之第九，大隐、黎洲、茭湖列为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三处，致使四明山在道教的地位得到确认，又有与之相称的著名道观祠宇观。（2）自唐以来，慕名来四明山寻仙求道的人很多，其中不乏名流。例如，天宝年间（742—755），著名道士吴筠游于四明、天台之间；传说吕岩也到过四明，曾在今鄞州的金鹅寺题壁。（3）明州及其所属各邑纷纷建立道观。开元二十六年（738），在子城东南建开元宫。天宝二年（743），皇帝又下诏各地皆建紫极宫以祠老子。所属各邑也都建立了道观，象山有蓬莱观；奉化有兴唐观、虚白观；慈溪有清道观、大隐山大宝观；余姚有龙泉观等，均为一方胜地。

2.佛教逆势而发展

朝廷反佛的力量，其打击力应该是蛮重的，然而，佛教在唐朝并没有消亡，甚至更加兴旺。例如，宁波佛教在唐朝进入迅猛扩张时期，其声势远远盖过道教，而且，佛教的空前普及催生了富有特色的佛教文化，宁波也因此成为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之一。这是为什么呢？根据范文澜先生的意见，主要原因是佛教兴盛的社会基础，即阶级压迫并没有什么改变，而统治者之间又充满着矛盾和斗争。^[12]例如，武则天利用佛教为其夺取帝位服务，她大肆提倡佛教，使佛教由缓步发展转为高速膨胀，尤其着力扶持华严宗，其他宗派也趁机发展，佛教当时达到极盛。中宗也提倡佛教。睿宗则采取佛、道并重政策。肃宗及以后数朝的皇帝都提倡佛教，使佛教得到发展。大凡反佛后，佛教再次兴盛，概莫是一个皇帝反佛，另一个谋篡的野心家，因信佛而篡夺成功，以为佛真有灵，不吝重价还愿，佛教因此大兴。如此看来，佛教无非是统治者的一种工具而已，当统治者根据时局需要，觉得放弃或提倡更为有利时，便顺势放弃或提倡。

宁波地区佛教的兴盛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若干其他因素。首先是因为宁波负陆面海，远离皇城，政治环境相对较为宽松，崇道抑佛的政策“鞭长莫及”；其次，宁波自秦汉以来，官学一直落后于全国，儒学思想中除了“孝”之外，其他的礼教思想都是很薄弱的，倒是遗留的蛮越文化的气息一直很浓厚，诚如袁桷所说，“吴越旧俗，敬事鬼神；后千百年，争崇尚浮屠、老子学，栋甍遍郡县”^[13]，这种敬鬼神、崇老子的遗风给了佛教和道教以可乘之机；第三，在农业社会中，宁波地区起伏的丘陵、恶劣的农垦条件和生活环境，以及缺乏生命保障的社会现状，迫使民众信仰佛、道。这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事实上也是如此，民众信仰佛、道，多半是为了求雨祈福、消灾免祸等，据《宝庆四明志》记载：惟实禅师归化后的香山寺，“水旱、疾疫、无嗣续者争来祷”，香火隆盛。由此可见，佛教在为受苦受难人们的现世利益服务，在安慰不幸人们的精神方面，具有更为合理的解释，它也因此受到民众的追捧。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佛教是面向下层民众的，具有世俗性特征，作为佛学，其水准并不高。

唐代宁波佛教的兴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寺院激增，声名远播。唐朝，明州一带寺院林立，分为禅院、教院、律院等。其中，仅禅院唐代就达43所。^[14]有些寺院规模特别大，如鄮县隐学山栖真寺，能容纳万人听经。除了寺院的数量增多之外，其声名也日益远播，常常得到皇帝、地方官员和名僧的关照。乾元二年（759），据相国第五琦的奏请，原太白山精舍赐名“天童玲珑寺”；广明元年（880），唐僖宗赐额改灵山寺为保国寺；僧鉴住持伏龙山，“刺史多往谒之”，刺史黄晟还经常请伏龙山惟靖和尚出州，“供施繁委”。最有名望的恐怕是阿育王寺，因其拥有佛舍利塔而声名鹊起。此外，国宁寺则因佛藏富有、名僧辈出而闻名当地。

（2）宗派纷繁，高僧辈出。自三论宗于隋朝传入宁波后，禅宗、净土宗、密宗、律宗等相继流行于明州，尤其是前两者。与此相应，各宗派高僧也纷纷涌现，例如，大梅山法常、栖心寺藏奂、天童山咸启、大宝寺道原等。各宗派及其高僧为明州地区的佛教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3）日朝佛教文化交流的通道。由于独特的港口优势，明州成为向邻邦日、朝输出佛教文化的重要门户，著名的鉴真和尚曾经到过阿育王寺，并到余姚讲授戒律，他把中国的佛经、文字、建筑、雕塑及医药知识经东海带回了日本，作了广泛的传播。当时，很多日本学问僧都是从明州登陆奔赴各地学法的，仅会昌二年（842）到咸通六年（865），登陆明州的学问僧就达几十人，著名的学问僧有最澄、惠萼、园珍等。其中，惠萼还在普陀山结庐修行，创建“不肯去观音院”。最澄归国后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

另外，朝鲜僧人，如齐安禅师、迦智禅师等，也曾不断地来到明州或经明州前往中国各地求法，他们一般住在寺院里研修佛法，回国后进一步发展本国的佛教，像齐安禅师回国后，创立崛山派。晚唐时，高丽僧抵达明州之事屡见史料，如大中三年（849）有高丽僧在阿育王寺，欲盗取舍利塔而未果；天祐元年（904），余姚邵舍山建造吴山正觉寺，延请游方至此的高丽僧永乾为住持。这些都说明了明州在与日、朝佛教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二、佛、道的教化作用

（一）佛教的世俗教化

总的说来，隋唐时期的宁波佛教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对民众的精神抚慰是其他思想体系无法替代的。这也正是佛教之社会教化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的基础所在。

为此，高僧们积极弘法，指人迷津，尤其是南禅宗师们。例如，大梅山法常大师“徒侣辐辏，请问决疑，可六七百衲徒矣”；栖心寺藏奂法师“学识泉涌，指鉴歧分”，学人听其“一言入神，永破沉惑”；天童寺咸启禅师常以“棒喝”方法启发僧徒。在僧侣们的努力下，佛教发挥了积极有效的社会教化作用。

究其原因，除了前述的客观因素之外，最主要的恐怕与唐朝时期佛教的中国化有关。根据范文澜先生的分析，佛教中国化的第一步，就是佛教的玄学化（玄学化不是道教化。道家与道教是有区别的）；佛教中国化的第二步，就是佛教的儒学化。^[15]其结果是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具体而言，中国佛教首先把印度佛教所注重的抽象本体转变成心本体，即从印度佛教所讲的“心性本净，客尘所染”到“心性本觉（觉），妄念所蔽（迷）”。觉是觉悟，它和净不同，具有能动的意味，它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其次，中国佛教直接把佛性变成人性，即通过作为抽象本体的“佛性”、“真心”与具体的人心合二为一的途径而完成。佛性的人性化，以及“真心”和人心的融合，使得隋唐佛教具有了不同于印度原始佛教的内在超越品格。这种中国化的佛教从原本重抽象本体的印度佛教，过渡到重现实中的人的禅宗，于是，佛教就和儒学、道家契合在一起！从此，它获得了在中国土壤里发展的独立性。

禅宗内蕴的思想逻辑地引向了对于日常生活的尊重和强调。既然“真心”与具体的人心合二为一，那么，世人之心就同时具有真心、清净、觉悟和妄心、污染、烦恼。真心、清净、觉悟是佛性，妄心、污染、烦恼是具体心。既然真心和妄心是一体的，那么就没有必要离妄心以求真心，真心就在妄心中。于是，平常的世俗生活本身就是体验场所，就是修身养性的好去处，能在喧嚣的尘世中成就活泼自由的人格，那才是出禅的最高境界。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尊重和强调，对于佛教的社会教化作用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缩短了人与佛之间的距离，使人们从日常生活、行为、意念和情感中参悟佛性；其次，它肯定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价值，这也是南禅宗受到下层平民欢迎的原因所在；其三，它还是对禁欲主义的一种解放，禅宗不须坐禅，不须苦行，不须念佛诵经，既可遁迹山林，也可混迹市朝。一言以蔽之，禅宗打通了佛国与世俗的阻隔，使出世的精神和入世的生活相互沟通，佛教彻底地中国化了。

我们还可以从佛教对儒学“孝”之思想的妥协看出佛教中国化的表现。按照轮回说，佛教认为当前的禽兽蚁虫，前生可能是自己的父母，而当前的父母，后生可能是自己的子孙，所以，孝敬父母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显然，这与儒家的思想背道而驰。于是，佛徒制造出不少讲孝的故事，强调孝的重要性，极力与儒学取得一致。例如，宁波阿育王寺所立《加句陀罗尼》中关于目莲救母的故事，即与儒学“孝”之思想相一致，僧侣们通过这一故事教化民众，而普通民众则通过诵念《陀罗尼经》，祈求父母脱离地狱之苦，以此表明孝心。在佛教及其高僧们的影响下，明州地区的民众养亲、尊亲、爱亲的“孝”行蔚然成风。由此可见，佛教正是凭借自身的改造才取得了民众的信任，而这种改造又是与其对儒学的支持联系在一起的。

又如，中唐以后，宁波地区出现不少富有修养的诗僧，他们通过生动形象的说理诗为媒介，启发学人，证悟佛性。大梅山法常禅师的诗偈可以算是最早富有诗性的禅诗了，不但平仄、音韵完全符合近体诗的格律，而且善用比兴手法。通过诗偈宣扬佛法也可以说是中国化佛教的一大特色吧。晚唐及其以后，禅诗可谓不绝于明州大地，著名的有国宁寺宗亮和光、翠岩山令参、岳林寺契此、四明山无作、雪窦山延寿等。以下略举一二：晚唐宗亮感慨后人没有为兴修它山堰的王元立祠纪念，反而为闲鬼立庙，心中颇为不平，作诗道：

山边却立它山庙，不为长官兴一祠。
本是长官治此水，却将饮食祭闲鬼。^[16]

指责乡人，秉持公心。该诗偈立意高远，关注社会现实，不为宗教所限，难能可贵，很得乡贤推崇。

总之，较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唐朝的教化方式、教化内容更为丰富多彩，尤其是流行于南方的南禅宗所独特的教学方式、教学方法都为明州禅师所继承，他们采用启发、诱导、提示、棒喝等方法教化民众，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二）道教的教化

另一方面，道教也发挥了社会教化的重要作用，它主要是通过讲解道经开导民众，防非止恶，积善得福。例如，道士叶法善讲经于奉化兴唐观，会稽道士专程到四明山保寿院智幽所“禀训进修”，都是道教教育的著名例子。

四明山道士还通过炼丹、养生等活动恩泽于民，教育世人重视个体生命，注重生命质量。例如，真人陶植在四明山炼丹，著成《金丹诀》、《还金术》等丹书，传于世人。又如，王可交药酒闻名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