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的教学活动与教育思想

第四节　高闶、王应麟的教学活动与教育思想

一、高闶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主要教育活动

高闶（1097—1153），字抑崇，号息斋，谥宪敏。祖籍广陵（今扬州），先祖高昶时迁居鄞县。高闶一生都以从事教育活动为主。弱冠入太学，师事杨时。建炎二年（1128），升补上舍。绍兴元年（1131），赐进士第。绍兴六年（1136），改承奉郎，为秘书省正字，累官至国子司业。绍兴十三年（1143），朝廷建太学，高闶召任为国子司业，制订出太学学规，“偃然为天下师儒之首”。他提议在太学建“御书阁”，并奏请科举考试以经义为主，诗赋为次，得到高宗的同意。于是，把经义放在首位，以《六经》、《论语》、《孟子》为一场，诗赋次之，子史论又次之，时务策为最末，太学课试和地方科举都以此为法。此外，他还订立了地方士子补国子监生制度。草拟“乡饮”仪制。宋室南渡后学制多为高闶所建立。新学确立后，他奏请补试者达六千人，并亲自选荐国子学录，让老成之人来诱掖后进。次年三月，他率诸生上表请高宗视察太学。高宗赐给三品服，任其为祭酒等职，又授礼部侍郎。后遭秦桧排挤，他挂冠致仕，以《春秋》、《礼》教授乡里，著成《春秋集注》一书。该书以程颐的《春秋》学为本，发挥义理又不废考据，颇受后世学者推崇。

（二）主要教育思想

高闶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高闶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因此，他认为人君在兴造土木之时，应以修建学校为先，“崇学校以养人才，兴廉耻以励人之行”。

其次，高闶重视道德教育，认为学校教育的目的当以培养孝于家、忠于君的道德人才为首要任务。他说：“其义修，其节立，虽未试之事而治民之端已见，虽未授以位而爱君之义已彰。如是而用之，凡在位者皆忠勇也。”

再者，他比较重视家庭、环境在道德养成上的重要作用。他说：“为人父者义方以训其幼少，师友以范其成人，不示之以诈以其奸伪之端，不临之以慢以开其干犯之渐。未孝而已慈，未恭而已悫，如是而积之，凡在家者皆孝子也。”^[83]

此外，他也重视日常教育实践对道德养成的作用，他认为，不忠不义之事并非于一朝一夕之间养成，而在于没有及早地加以分辨、改进，因此，他主张对不良思想及习惯应及早发现、纠正，否则“忠贤则不亲而小人之与从，忠义则不教而邪僻之使习，积久不已，殃及其身。于是乎君而见杀于臣，父而见杀于子”^[84]。

二、王应麟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主要教育活动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厚斋，自号深宁老人。祖籍河南开封，曾祖王安道于建炎初随高宗南渡，乾道年间定居于鄞县。其父王是嘉定十六年（1223）的进士，曾任徽州知州，累官至实录院检讨兼崇政殿说书、直秘阁。王教子甚严。在其教诲下，王应麟9岁诵经书，18岁中进士。初仕衢州西安主簿，后监户部平江府百万仓、主管浙西提举常平盐茶账司。宝祐四年（1256）中博学宏词科，迁主管三省枢密院架阁文字、国子录、武学博士。开庆元年（1259），迁太常寺主簿，次年，因言边事忤丁大全而罢，不久通判台州。景定四年（1263），召为太常博士，迁秘书郎、著作佐郎。度宗即位，摄礼部郎官，草百官制表，操笔立就，丞相惊服。咸淳三年（1267），累迁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咸淳五年（1269），因忤贾似道而出知徽州。咸淳七年（1271），召为秘书监，权中书舍人，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及侍讲，迁起居郎兼权吏部侍郎。德祐元年（1275），迁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累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同年，因多次弹劾左丞相留梦炎未果，愤然东归故里。朝廷以翰林学士宣召，不赴。宋亡后，隐居不出，以教授子孙、著书立说自娱。

王应麟著作丰富，据张富祥考证，共有29种，除两种不知卷数，共计702卷。现存有16种286卷，包括《困学纪闻》20卷、《玉海》200卷、《小学绀珠》10卷、《姓氏急就篇》2卷，以及《词学指南》、《急就篇补注》、《诗地理考》、《周书王会补注》、《践阼篇集解》、《六经天文编》、《汉书艺文志考证》、《通鉴答问》、《通鉴地理通释》、《汉制考》、《诗考》、《周易郑康成注》等14种。^[85]其中，《困学纪闻》以札记的形式，将经、史、子、集各种内容分类编排，对文献典籍、学术渊源等进行了梳理、考订和评论，为王应麟晚年所作。《玉海》则为王应麟积30年精力而纂成，全书以年代先后为序，记述了自伏羲、尧、舜至南宋末年的各类事迹，所引六经、众史、百家、子集、注疏、传记、谱牒等，内容极为广泛。《小学绀珠》和《姓氏急就篇》皆为蒙学读物，前者从天道、津历、地理、人伦、性理、人事、艺文、历代、圣贤、名臣、氏族、职官、治道、制度、器用、儆戒、动植17个类型入手记事，内容广博，“为类书别创一格”^[86]；后者以记录姓氏为主，全文胪列名物、组织典故，融会贯通，每句之下，必注明姓氏之源，与历代知名之士，必一一标注所据之书，极为详密，后人誉其为“文词古雅，不减游书”，“可为小学之资”^[87]。另外，《三字经》是其代表作，前已述。

（二）蒙学教育思想

王应麟作为一位经史专家，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其对文献学的贡献上，尤其是他注重考证的学术态度，以及博览兼综的治学特色。^[88]就其蒙学教育思想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王应麟非常强调知识的重要性。他说：“君子耻一物不知，讥五谷不分，七穆之对以为洽闻，束帛之误谓之寡学，其可不素习乎！”^[89]因此，他主张蒙学教育中应以引导儿童读书识字、通晓自然与社会常识作为主要目的。这一点也体现在其蒙学著作中，《三字经》、《姓氏急就篇》皆涉及大量社会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

其次，王应麟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强调“蒙以养正”的蒙学宗旨。他说：“尊名节、崇礼教、重伦纪、厚风俗，立国之根本也。”^[90]在其编撰的《三字经》里，不厌其烦地讲君臣朋友之道、夫妇之伦、兄弟之序等礼制。在《小学绀珠》里录入“人伦类”、“性理类”等内容，宣扬封建伦理纲常。

再者，从《三字经》、《姓氏急就篇》、《小学绀珠》等蒙学教材简单流畅、整齐押韵的语言特点看，王应麟注重根据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教育孩子，使趣味性与说理性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