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青年教师应当树立正确的教学科研观

大学青年教师应当树立正确的教学科研观

大学青年教师应当树立正确的教学科研观^[1]

摘要　教学和科研是重点大学的两项中心工作。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界对两者关系的认识存在许多不同的见解。本文称这种见解为“教学科研观”，并指出决定重点大学前途的青年教师应当树立正确的教学科研观。作者就这一命题逐一展开讨论：①为什么要对大学青年教师提出树立正确的教学科研观的要求；②什么是正确的教学科研观；③树立这样一个教学科研观的理由（包括教育学和教育史上的理由）；④如何逐步树立正确的教学科研观等诸方面的问题。

教学科研观，即指大学教师在处理教学和科研相互关系时所持有的观点。在1949年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的高等学校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以教学工作为主。改革开放以来，科研与教学工作一样已成为高校的基本任务。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不同层次的高校，不同年龄档次的教师中间，在处理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关系上仍存在着种种偏差。应当树立怎样的教学科研观，这是每一个大学教师都必须认真加以对待的问题，青年教师尤其值得深思。

一、什么是正确的教学科研观

正确的教学科研观应当把教学与科研工作看成大学的两项最基本的任务，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教学或科研作为衡量一所大学水平的唯一标志或尺度。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只应在教学、科研上有所侧重而已。这里有两份权威的材料对教学和科研工作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一份是国家科委的《中国科学技术政策指南》（科学技术白皮书第1号），该指南认为：“只有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才能造就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同样，只有把教学搞好，才会有众多的人才涌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智力资源的支持，才能继续向前发展。”前一句话突出地说明了科研工作对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作用，后一句话则表明没有高水平的教学工作，科研就没有后劲，就没有后备军。另一份是《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指出：“高等学校肩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两项重大任务。教学和科学研究都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这有助于我们澄清过去流行的一种观点，即认为教学出人才，科研出成果，实际上这会将两者割裂开来。这两份文件将教学和科研工作都看做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环节，缺一不可。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充分，没有科研这一重要环节，根本无法培养出高质量的研究生。从硕士生到博士生，直到现在的博士后制度，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时间在延长，科研环节在人才培养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这是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意见》还指出：“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师资水平的提高，教学内容的更新，传统专业的改造，新专业的增建以及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形成都有赖于科学研究的发展。”这就把科研工作对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促进作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学教师从事科学研究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该意见还对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分别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确立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教学科研观，是由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客观要求。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层次的，满足社会多层次的需求，教育内部必然要分层次。教育是个多层次的体系。所有层次教育的总体培养目标必须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但是这个总体目标之下，各个层次的教育都有其具体的特殊培养目标。从初等教育到中等教育再到高等教育，尤其是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包含了一次质的飞跃。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转变，意味着从单纯地向学生传授知识为主向指导学生系统学习基础理论和培养学生科学研究能力的方向转变。因此，高校教师必须确立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教学科研观，将教学过程与科研过程有机结合起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在西方高等教育史上德国柏林大学的建立，标志着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大学的诞生。德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洪堡创建柏林大学时，提出了著名的三条办学原则：独立性、自由与合作相统一的原则；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原则；学科统一的原则。这三条原则影响了西方大学几百年，其中的合理部分我们应当充分加以吸收。所谓教、学与研究相统一，即把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以及老师与学生共同的研究这三个过程统一起来。遵循这一原则，德国的大学办成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美国的大学向德国的大学学习，也遵循这一原则，创办了具有世界上第一流水准的研究生教育。在目前的美国，大学的基础研究占全国的60%以上，而且还在继续加强。美国的大学，不但是美国基础研究的主要基地和支柱，也是其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承担者，跨学科的研究最初也是在大学里开始的。美国9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大学里任教。英国则以大学为轴心开办科学园区，用大学来带动研究所和高技术产业，形成教学科研基地。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好的传统，即在大学里将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起来，其结果是既大大提高了教学水平，又有力地推动了科学研究的迅速开展。

日本和前苏联的情况与这些国家有所不同。过去日本以引进、消化别人的科研成果为主，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欧美国家的基础研究成果。但是，现在这种状况已经发生变化。日本政府提出了“官、产、学一体化”的战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如由政府投资在一些著名大学设置面向全国的研究机构；为了吸引优秀的青年学者，建立“编外研究员”制度等，试图把政府的科学规划、企业界的开发研究及大学的科学研究结合起来。另外，日本还加速扩大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因为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既是加快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有效途径，同时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一支生力军。前苏联在教学和科研关系的处理上，是走过一段弯路的。它将科研放在科学院，而大学则专门从事教学，教学和科研系统基本上是完全分开的，50%以上具有博士学位的学者在高校，但高校科研任务却占不到10%的份额，两者之间极不相称。现在它提出了一个“教学、生产、科学研究一体化”的口号，大大加强了高校的科学研究，主要加强基础研究和探索性研究，教学与科研相割裂的局面已开始得到了改变。

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著名的大学校长，如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和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等。他们不仅把这些大学办成了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大学，而且他们指导办学的正确的教学科研观也已成为这些大学宝贵的财富，使它们经久不衰。1917年，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说。他认为，“大学学生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学生不但要学习，更重要的是研究，观点极为鲜明。当时，他采取了5个方面的措施来加强教、学与研究的统一。第一，聘请一批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任教授，如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第二，调整系科，尤其加强了理科以及其他实验性很强的学科，原因是当时的大学重文轻理；第三，在学校里设立研究所，现代中国的第一个研究所就是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设立的；第四，改年级制为学分制，这是一条重要措施，学分制使学生有了主动权，可腾出时间来进行科学研究；第五，顶住社会压力，辞退一批学术水平低、教学态度差的外籍教授。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蔡元培先生所谓的研究所，与我们现在在大学里设置的与教学日益分离的专门的研究所（室）是很不相同的。陈望道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修辞学家和教育家。他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时期，在住宅里设有一个语言研究室，边教研究生边从事科研。他说过：“一所大学如果只停留在校务和教学阶段，不进一步向科学研究阶段发展，这所学校的教学水平肯定不会提高。”显然，他认为教学质量的提高依赖于教师的科学研究。他还指出：“教师要进行科学研究，要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不应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陈望道先生的这些重要的办学思想正确地指导着复旦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使该校从解放前一所并不太有名的大学上升为国内一流大学并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声望和地位。

但20世纪50年代后，我们开始全面效仿苏联的教育模式，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受到了很大削弱。50年代在我国科技与教育界有一件广为流传的轶事，叫“两聋争珠”。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科研人员主要集中在大学，后来学习苏联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当院长。于是，郭沫若便向毛主席和国务院提出，要从大学里调出一批著名学者到中国科学院。当时的高教部长杨秀峰对此很恼火，千方百计想把这批学者留在大学。由于这两位均有些耳聋，故人们戏称为“两聋争珠”。1978年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明显改变。

从以上列举的中外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些正、反例证来看，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高等学校的教师必须树立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教学科研观。

二、青年教师树立正确的教学科研观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之所以本文特别强调大学青年教师必须树立正确的教学科研观，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首先，现在的青年教师是大学未来的骨干力量。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将来要成为专家教授，主持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其中还有一部分人将来要担任高校的书记、校长或者是其他各级领导干部，负有对学校的全局工作或某一个部门的工作决策的重任。青年教师代表着高等学校的未来，他们是否树立正确的教学科研观，对一所大学的前途至关重要。如果他们没有正确的教学科研观，就有可能将他们领导的学校教学和科研工作引入歧途。

其次，现在大学青年教师身上还带有许多学生的痕迹，他们要成长为骨干教师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与其让他们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前进，自发地形成正确的教学科研观，不如积极地引导他们主动自觉地认识、思考这个问题，尽快树立正确的教学科研观并据此指导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这样可以节省青年教师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并少走或不走弯路。

第三，目前高等学校中相当普遍地流行着一些不正确的教学科研观，也存在着种种不利于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做法，对青年教师的影响非常大，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因此，强调青年教师必须树立正确的教学科研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些不正确的教学科研观和做法，就本质而言，是将教学与科研割裂开来，具体表现形式大致可分为两类：或是重科研轻教学，或是重教学轻科研。重点大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重科研轻教学。如设立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教研室和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研究室；成立专门的研究所现在已成为重点大学的一种时髦；甚至在编制上将教学人员编制与专职科研人员编制分开，前者被教学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后者则除了少量的研究生教学任务外则越来越远离教学第一线。以上种种做法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教学人员自卑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专职的科研人员则由此找到了脱离教学第一线的遁词。由于在晋升教授、副教授时，尽管文件上以及评委不会明显地表现出轻视教学工作，但实际上谁都知道晋升职称的主要依据是发表论文的数量及刊物的级别，所以，相当多的教师为了尽快晋升而千方百计地摆脱本科生的课程。在绝大多数学校里，有名的教授极少有给低年级学生上基础课的，所用教材也是由脱离科研的专职教授编写的。这种情况与欧美著名大学形成鲜明对照。在欧美著名大学里，许多世界级大师活跃在本科生讲台上，所用教材也是著名科学家编著的，因此每本教材均有特色，写得也极其深刻。应当说，欧美著名大学的做法是符合教育和科研规律的。年纪较大、创造力降低的教授更适合承担教学任务，因为教学工作主要靠学问渊博、经验丰富以及深刻的理解力；精力充沛、创造力旺盛的中青年教师应承担更多的科研任务，他们较易在科研上有所突破。

重点高校重科研轻教学带来的另一后果是：教师研究教育学被人看做是不务正业，发表的教育学论文也不为人们所重视。这是没有道理的。据我所知，国外许多一流的科学家往往同时也是一流的教育家。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振宁演讲集》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的杨振宁所著的《读书教书四十年》这两本书即是明证。这两本书是很值得一读的。

一般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在教学的同时要不要搞科研？我以为，凡称得上高等学校的教师均应搞科研，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大学老师与中、小学教师的重要区别之一也在于此。美国州立North Adam College是一所与我国的地区师专大体相当的学校，该校生物学系只有6位老师，其中有一位C．B．Hellquist教授在水生植物分类学上有一定影响，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出版了几本专著，得到了国际同行们的承认。我去访问时才意外地发现，他所在的学校如此之小，条件如此之差，植物标本室仅有10余平方米，只及武汉大学植物标本室的1/30。后来我才知道，其他5位老师在科研方面也均有成就，他们每个人的教学工作量却是武汉大学生物学系每个教师的2～4倍。我曾请教他们为什么要搞科研？回答是异乎寻常的一致：合格的大学教师在教学与科研上都应该有所成就。我又请教他们在这么差的条件下如何搞科研？回答又是异乎寻常的一致：只要有生物的地方就可以从事生物学研究。为此，我很受启发，凡称得上高等学校的均应并完全可以同时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我国的高等专科学校迟早会改变重教学轻科研的局面，做到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这一点的。

三、青年教师应努力具备的素质

大学青年教师在确立正确的教学科研观后，就要据此指导自己的实际工作，并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否则将难以挑起教学和科研的双重重担。

首先，要有献身精神。

大学教师的任务是繁重的，生活却是清苦的，因此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要发财，就不要留在大学；要想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也不要留在大学。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里，大学教授也不会比商人、企业主或体育、文艺明星更有钱，也没有一位名教授会比一位政治家甚至流行歌星更有知名度。要改变目前“脑体倒挂”的不合理状况，要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要想把大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提高到一个不切实际的程度也是不太现实的。我认为，推动教学、科研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是大学教师对事业的献身精神。我们现在的条件比新中国成立前西南联大时要好多了，那时就有一批献身教育和科学事业的教授专家，也培养出了像杨振宁这样的世界著名科学家，我们现在没有理由倒退。

其次，要治学严谨。

学术声誉是大学教师的生命，往往毁掉一位青年教师锦绣前程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我国老一辈科学家有治学严谨的优良传统，现在特别要警惕弄虚作假之风侵蚀青年教师队伍。现在青年教师中有几个倾向值得注意：一是挂名编委和作者太多，为了筹措出版经费或者“帮忙”，将没有作过实质性贡献的人，如领导、朋友和爱人等作为挂名编委或作者，有的甚至代人写作，出卖论文；二是一稿两投或变相的一稿两投，以扩充自己论文的数目；三是小题大做，一点实验结果就大写文章，推导出害人的“科学”结论；四是拉名家作序、写书评，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五是剽窃他人成果或学术思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青年教师一旦沾上这些恶习，将来必败无疑。

再次，要有战略眼光。

凡想成大气候的青年教师，都应该具有科研发展的战略眼光。那么，怎样才算具有战略眼光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条标准：一是对自己从事的本专业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应当有深刻的了解；二是对本专业特殊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掌握得比较好；三是对本专业目前有前途的前沿课题能做到心里有数；四是能选择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课题并能制订出完成课题的实施方案来；五是能团结和组织大家有步骤、高效地完成任务；六是当本专业领域中出现重大突破时，能及时组织大家将力量转移到最有希望的领域中来。而要做到这些，最主要地是平常要严格要求自己，在实际工作中有意识地磨练自己。

青年教师用正确的教学科研观指导教学、科研工作，应注意以下几点：

（1）在教学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扩展和深化自己的基础理论知识，不要把教学看成是一个苦差使；每上一堂课，自己应当提高一步。

（2）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千万不要千篇一律，年年用老讲义。要随时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充实到课程中来，介绍给学生。

（3）在教学中要注重一门学科的理论框架，即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而不要过于拘泥于细节而使课程内容繁杂琐碎，讲授枯燥无味。

（4）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一刻也不要放弃科学研究。一两年不搞研究，就会落后一截。

（5）既要善于合作研究，又要能够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合作研究是上策，但有时会出现难以合作的情况，这时就要有单独作战的勇气和能力。

（6）时刻跟踪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即使暂时没有条件开展研究，思想上也不能停顿；要定时看学术刊物，读新的、权威的杂志。

（7）要在认真钻研专业的同时，潜心学习教育学和科学学。

作者后记

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武汉大学植物学教研室任教，首先遇到的一个困难是如何处理好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教研室先安排我带植物学实验，1985年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时又让我主讲《普通生态学》大课，讲义也是我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编写的，同时还要起草教研室大部分的报告和计划。因此，我面对着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尖锐冲突。我的导师孙祥钟教授及时教导我一定要教学与科研双肩挑，并用他当汤佩松先生助教时的经历启发我。二十余年来，我逐步深切体会到导师的用心良苦。这篇论文是我学习高等教育学和结合切身体会的总结。当时，武汉大学人事处每年要对留校的青年教师进行培训，邀请我作报告，我讲的就是这一题目。本文根据当时演讲记录整理而成的。时过14年，我再阅读该文时，感触良多。坦白地讲，我国大学在大发展时期的今天，将科研与教学对立起来的现象有增无减，令人担忧！

【注释】

[1]发表于《高等教育研究》（1993年，第3期：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