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届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青年研讨会纪实

中国首届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青年研讨会纪实

中国首届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青年研讨会纪实^[1]

——《植物进化生物学》跋

历经五年，《植物进化生物学》终于艰难地与读者见面了。

近一两年来，几位青年朋友不断来信询问，何时能读到这本书？尽管有一些客观原因，可以作为我推卸责任的遁词，但是迟迟不能出版的主要原因还得归咎于我：太不善于挤出整块时间，静下心来写作和统稿。对此，我对撰稿人和责任编辑要表示歉意。促使我下决心完成主编任务的还是几位前辈，他们要我坚持下去，还问我有什么困难，要不要他们的帮助。面对他们，我既有感激之情，又有惭愧之意。

作为本书主编之一，有必要对本书的成书过程作出交代。

1989年10月，北京香山红叶盛极，中国首届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青年研讨会就在这里召开。会场设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学术报告厅内，100余名代表集中住在百米之遥的招待所里。会议由中国植物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组织，并得到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开放实验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生命科学学部的资助。这次会议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批青年学者从这里走上学术舞台，有的现在已经成长为大学和研究所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有威信又有凝聚力的核心开始形成，在它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人，我们称之为“科学共同体”；明确了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发展方向和我们的历史使命。当时，会议组织工作由刘公社、李振宇、张志耘、顾红雅和我负责。其中，只有我已年过四十，其他几位都很年轻。无论在学术声望上还是实际能力上，能否开好这次研讨会，我们毫无把握。甚至会前我们几位还互相不相识。现在看来，会议的成功主要应该归功于两位“教练”，一位是中科院生物局原局长、植物学会副理事长兼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钱迎倩教授，另一位是副理事长、植物研究所原所长路安民教授。他们两位不但成就卓著，而且是胸怀宽广的科学战略家，最早把眼光和精力投放在青年人身上。两位先生一起出谋划策，促成研讨会。他们精心指导在京的几位委员安排好会议的每个细节，例如，邀请几位著名学者先作示范性学术报告，然后放手让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人作大会报告，再引起大家就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领域中的核心和前沿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为了增强组织者的信心，他们亲自出面请世界著名学者P．Raven博士、吴征镒教授等发来贺电、贺信或激动人心的录音，邀请领导和记者出席开幕式……他们甚至细心到建议由谁主持会议、谁致开幕词、谁作总结，其苦心在于尽量发挥更多青年人特别是来自京外青年人的积极性。他们的指导极有艺术性，被指导者也感觉不到他们的“动作”，与会者把会议成功归于几位青年组织者的能干，殊不知两位“教练”起了重要作用。

令人难忘的是青年人眼里“声名显赫”的在京学者到得那么齐，他们在台下专心致志地倾听着青年人的学术报告，做着笔记，提出一个又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让青年们讨论。在我的记忆中，与会的有王伏雄、王文采、汤彦承、陈心启、应俊生、张金谈、陈艺林、陈家瑞、徐克学等几十位专家。青年人往往有一种心态，希望受到前辈的关注和重视。换句话说，青年人特别怕被人冷落。当时，来自各地的青年人与他们所敬佩的前辈坐在一起，平等地讨论科学问题，这令他们兴奋不已！正因为首届研讨会的成功，第二次研讨会（在武汉举行）也相当成功，而且也采用第一次研讨会的模式，当时路安民、应俊生、徐克学、周荣汉先生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植物学科主任朱大保先生专程来到武汉，在百忙中参加了四天会议，动物系统与进化生物学家陈宜瑜教授也应邀作了一个精彩的报告。第三次会议现在正在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紧锣密鼓地筹办过程中。

为什么我要详细地写下这段历史呢？这段历史似乎与这本书成书过程无多大关系（有无关系下文还要讲到）。但是，这段历史对我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领域里的一代人的成长有着重大作用，并在今后二三十年里产生深远影响。而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有责任记录下来。

这一系列的研讨会有这样的作用：第一，把一批优秀的青年人尽快推上全国学术舞台，让学术界的前辈了解他们，择优扶植他们。参加首届会议的人，有的现在当了教授、副教授，有的当了学术领导人，《植物分类学报》本届编委中有相当一部分编委是首届青年研讨会的与会者。第二，通过会议把中国植物学会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一代又一代传下去，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得益于前辈的扶植，当我们在培养研究生时，自然也会注意扶植后学者而不是压制他们。第三，在研讨会中自然形成一个较有权威的核心，在核心周围团结一批人，从而形成一个科学共同体，把原先分散的力量集结起来。第四，增加不同单位青年人之间交流学术思想、开展合作的机会。据我所知，各个学术领域中这样性质的青年研讨会为数不少，但中国植物学会举办的“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青年研讨会”格外成功，应当记入中国植物学发展史册中。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说本书与首届青年研讨会的关系。记得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大家就“进化植物学”（evolutionary botany）内涵展开讨论，分歧很大，主要在于该学科是只研究“微观进化”（microevolution），还是既研究微观进化（种下进化）也研究“宏观进化”（macroevolution）（种上进化）？系统发育研究是否也属于进化植物学范畴？“进化植物学”术语是否科学？要不要用“植物进化生物学”代替它，等等。陈心启教授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我和几位青年人也斗胆发表了不同见解。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最为冒失。然而，陈先生探索真理的精神以及会上的分歧刺激我们萌发了写这本书的念头。

散会后的当晚，我和杨继先碰头，想不到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发起写《植物进化生物学》这本书。

杨继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后来又师从北京大学汪劲武教授。他对进化生物学不但有浓厚的兴趣，也有不少研究。杨继比我年轻十多岁，现在我们成了忘年交和成功的合作者。我们相识也十分偶然。1988年10月，中国植物学会五十五周年年会暨学术报告会在四川成都市学术交流中心召开，参加会议的青年人较少。植物分类学和区系分组报告会上，报告人绝大多数为年长者，青年人大多“旁听”。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植物学会议，就格外珍惜这次机会，每个发言都认真听、记和思索，目的是从各种报告中得到教益并评估我国在该领域中的水准。一般说来，会议越往后开，听众越少，那次会议也是如此。两天分组报告会行将结束之前，听众大约只剩下一半。陈心启教授见时间尚有空余，就希望我发个言。记得我讲了约20分钟，内容是“中国植物分类和区系学研究的现状、评价及展望”。当时，我的胆子也够大的了，自己才疏学浅、所知甚少，但居然选了这一题目，特别是我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些尖锐的看法。想不到大家不但不见怪，反而鼓励我要敢想、敢说。分组报告会一结束，汪劲武教授将杨继介绍给我，希望我们在学术上交个朋友。杨继给我最初印象是文质彬彬、言语不多。那一次，我们没有深谈，想不到北京香山研讨会上，他不但发言积极、思维敏捷，而且许多观点和我相近。在陈心启教授发言的启发下，我们两人先萌发了写书的念头。第二天中午我们约了顾红雅、钟扬、孙航、葛颂、李刚等六七位年轻人在我的房间里商议。这几位都同意合作，同时随即商量了全书的结构、框架。杨继与我特别意识到要从生物各个层次上讨论进化过程和机制问题，尤其在分子进化生物学、分支进化生物学以及古生物学3个方面不能留有缺口。会议上，大家建议全书由杨继和我负责组稿。杨继先写出编写大纲、写作体例和文献引证规范，然后印发给各位征求意见，修改定后各自撰写。书稿交给杨继初审，集中后再寄给我统稿。另外，由我出面请著名植物学家徐炳声和路安民教授各写一篇专文。

1990年5月，我赴美国Ohio State University做访问研究一年。随后，顾红雅、钟扬、李刚等先后出国。留在国内的杨继任务格外繁重，除了写大纲外，还要另找合适的人写有关章节，以代替出国的同志。我俩虽然远隔重洋，但通信频繁。1991年5月，我回国时，杨继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而我还只字未写。现在看来，没有杨继的韧性的毅力，这本书是会“流产”的。在朋友们和出版社一次次催促下，我断断续续地统稿，同时艰苦地完成了自己的那一章写作任务。在统稿过程中，我深感到这本书有许多不足，例如，分支进化生物学很重要，但只字未提；分子进化生物学的分量也很不够。特别当我看到Goitieb和Jain所著的Plant Evolutionary Biology一书后，更感到本书有明显缺陷。国际上，已经把进化生物学与发育生物学联结起来，并探讨进化过程和机制的分子生物学基础，许多研究极为出色。至于居群遗传学和繁育系统的研究国际上已相当成熟，本书也很少涉及。

我与杨继都意识到这些，但鉴于以下几个原因，还是决定推出这本书：①本书内容在国内还是超前的，除了少数零星译文外，国内无同类著作，尤其所写内容对多数读者来说尚属陌生；②我国进化生物学研究尚属起步阶段，要写一本与国际上可比高低的书的时机远未成熟；③推出本书可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并看到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有一个努力目标；④本书至少可起到一个作用，即澄清国内学术界对进化生物学领域中一些最基本概念的误解。这些理由能否得到读者们的认同则是另一码事。

就我个人而言，强烈地希望进化生物学在我国真正发育起来。中学时代起，我倾向于进化论，读研究生时，凡能弄到手的中英文进化论的著作都要翻一翻。多翻以后，逐渐悟出一些道理：达尔文进化论在20世纪就传入中国，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它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巨大作用，对社会变革也有贡献，一些青年从信仰进化论逐步走上革命道路。但是，进化论对我国学术界影响要小得多！我国几代人都把它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理论，却很少有人清楚地意识到西方学者（包括日本学者）在不断改造、完善进化论，将其建筑在科学的特别是实验科学的基础上，从而产生了进化生物学这门学科。尽管有关进化过程和机制的问题并非都能用实验方法验证，尤其大进化问题更难研究，但西方学者的努力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我国科技界几乎无人不信仰进化论，恰恰正是中国人对这一理论的贡献实在太小了。我国系统学家、遗传学家、生态学家、细胞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尚未认真地坐在一起，认真研究过进化过程和机制，怎样可能对进化生物学作出重大贡献呢？在生命科学领域中，我国个别学者在某一学科的某一方向上已经作出了杰出成就，但就总体水平而言，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差甚远，而进化生物学方面也许差距更大。现在，进化生物学正在走向新的繁荣，它的发展会推动生命科学许多分支学科的发展，并会在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以及种质资源利用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无论如何我们应当从现在起在这一领域里急起直追。

青年人往往倾向于进化论。然而，这不能替代严肃、认真、精细的科学研究。发展我国进化生物学的任务要落在年轻一代人身上，我们愿意与同代人一起尽快正确、全面地理解进化生物学，然后集中力量，包括生命科学中各个分支学科的力量，特别是从事系统学、遗传学、生态学、细胞学、分子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生殖生物学和古生物学研究的力量，选择一些关键类群，研究一些关键问题，争取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突破，从而作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

合作研究应跨越生命科学领域，特别应与哲学研究、地学研究结合起来。文艺复兴时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时代的科学巨匠，他们往往同时又是伟大的自然哲学家。进化生物学发展史上，最杰出的代表无不融两者于一体。中国科学要想在下一世纪处于国际前沿，必须在科学研究时随时进行哲学思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具体研究成就中抽提出一般规律，甚至可能得出使一门学科发生根本性变革的理论体系来。21世纪来临之前，整个科学结构和重心都发生激烈的变动。回顾20世纪，人类在这一百年中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及其对人类的影响超过了人类几千年文明史的科学成就之总和，但是，展望21世纪，20世纪可以被看做是人类处于认识自然的初级阶段。我们谁都难以预料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有一点是可以预料的，东亚尤其是中国对科学贡献的份额将大大增加。我们这一代应当及早准备迎接这一挑战和机遇。

为了推动进化生物学在我国的发展，我们打算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发起举办“首届进化生物学研讨会”，尤其期望从事动物进化生物学、微生物进化生物学研究的同行，与我们一起研究讨论。尽管我们研究对象不同，它们进化过程与机制也各有特点，但毕竟有普遍适用的规律。国际上，早已有这样的学术团体，而我国已有的各种学术团体还是壁垒分明，这很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作为一种过渡形式，可先举办定期研讨会，出版论文集，再逐步发展到成立“中国进化生物学学会”。

最后，我特别感谢和怀念我的导师孙祥钟教授，是他最先引导我关注居群生物学与植物分类学的关系。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徐炳声、路安民教授赐稿，感谢各位撰稿人能原谅我的延误。在联系出版过程中，曾勉之先生最为热忱，他建议我申请“武汉大学学术丛书”出版基金，随后又得到社长牛太臣教授的全力支持。责任编辑黄汉平先生除了艰苦劳动外，还极有耐心，一次又一次“艺术”地向我催稿，李群女士、史新奎先生又冒酷暑，做了复审和终审，使书稿上的错误降低到最小的程度。还有熊定荣、王莉娟、陈宝联同志为本书插图复墨，王建波同志统一文献引用的格式。没有上述各位的支持和努力，这本书是不可能与读者见面的。

我们还热切地期望着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作者后记

在20世纪80年代，各种青年研讨会如雨后春笋般问世，但极少能存活下来的，而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青年研讨会至今还活跃在学术界，达到了当初发起时各位前辈期望的那样的目的。由于年龄的原因，我从第三届青年研讨会后就彻底与其没有了往来。但我心中十分欣慰，中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界青年才俊辈出，这无疑也得益于该青年研讨会的交流平台。《植物进化生物学》一书面世已有14个年头了，我国进化生物学已有许多重要进展。这本书虽还在被广泛引用或被用作研究生参考教材，但毕竟已过时了，特别是分子生物学、发育生物学、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的巨大成就使进化生物学取得重要进展，该书的内容显得十分陈旧。我与杨继教授有过出修订版的想法，但“工程”过于浩大，一直未能如愿。很有意思的事是杨继教授最终也调到复旦大学，并在金力教授支持下成立了“进化生物学研究中心”。我深信，复旦大学已聚集了金力、罗泽伟、卢宝荣、钟扬、杨继、谷迅一批专家，一定会推进我国进化生物学发展。

【注释】

[1]刊于陈家宽和杨继主编的《植物进化生物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标题是后来加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