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的回顾、现状与展望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的回顾、现状与展望[1]
——建所三十周年庆祝大会暨学术报告会上的讲话
今年是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这是很值得庆贺的，也是武汉植物研究所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三十而立，1986年标志着武汉植物研究所进入“而立”之年——即成熟阶段，可以像生命力极强的青壮年一样，在“七五”期间和2000年之前，大展宏图，为振兴华中地区的经济、发展我国植物科学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愿借此机会，简单地回顾一下武汉植物研究所的发展历史，并考察其现状，在此基础上再对武汉植物研究所发展的未来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各位参考。
一、回顾
武汉植物研究所始建于1956年，是在武汉植物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此至今已有三十载，在这三十年中，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956年至1972年筹建初期及“文化大革命”动荡时期；1972年至1978年下放湖北省时期；1978年至现在，重归中国科学院发展时期。时期的划分虽然依据的是“园”、“所”名称的变更，但也能基本反映其发展的客观阶段。现简述如下。
1．1956—1972年时期
1951年7月，中国植物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国内分区设立植物园等6项建议。这些建议立即得到重视和落实，50年代先后在北京、昆明、景洪、广州、武汉、杭州、西安和哈尔滨等地创建我国解放后第一批区域性植物园。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的领导下，谢文生、钟心煊、章文才、孙祥钟和万流一等诸先生积极倡导和筹划建立武汉植物园，随后又与各方面协商，从位于南京的中山植物园邀请陈封怀教授主持武汉植物园工作。
武汉植物园开始属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领导，后武汉分院撤销，转属华南植物研究所管辖，中途曾批准撤销，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延缓下来。这时期前十年（1956—1966年）为初创阶段，当时根据植物园的性质和特点，确定武汉植物园方向任务主要是针对吃、穿、用，联系农、林、园艺生产实际，面向湖北，开展以引种驯化为中心的调查、引种、驯化、栽培、繁殖的试验研究。为此目的，成立了植物分类组、植物生理组、引种选育组和园林组。头几年，以造园为主。从1958年起，才开始进行部分科研工作。10年中有61个研究课题，绝大多数属于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园内引种栽培植物2000余种，修建了1000m2的实验温室，园地面貌有了初步轮廓。这个时期政治运动频繁，实际工作只有4～5年的时间，处于打基础和摸索阶段。后六年（1966—1972年）为“文化大革命”最动荡的时期，由于“四害”横行，一个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植物园，遭到了无情的摧残，党组织完全瘫痪，科技人员备受折磨；1968—1971年连续4年经费仅每年12万元，除用于职工工资、福利外，业务费仅1万～3万元，科研工作停滞不前。所以出现了“大树搬小、小树搬了”的情况，植物园变成了挖药、打柴、割草、放牧的“四不像”场所，落得个“破落地主”的绰号。加上部分土地长期征而未用（无人力及经费不足），于是出现了农民借用及占用的状况，形成了目前植物园与农村插花以致难以规划及管理的局面。即便如此，通过全体职工的努力取得以下成果：①采集了大量标本（10万余份）、种子和苗木等，为研究工作积累了宝贵资料和增加了种质资源；②编写了数十本书册，包括《湖北植物志》、《武汉植物志》等初稿；③进行了大量的建园工作；④接受和完成了国家有关部门下达的一些课题。
总之，这个时期处于艰苦创业的“摸索”阶段，道路坎坷不平，加之缺少高级研究人员指导，人才成长慢，科研成果少，后期处于“守摊子”的境地。
2．1972—1978年时期
1972年，武汉植物园下放到湖北省，改称为“湖北省植物研究所”。当时提倡“开门办科研”，所里研究方向不明，课题任务凌乱，主要向“农”靠拢，兼为医药服务。
但是，在此期间植物所规模有所发展。湖北省科委投资建立了1000m2的植物标本楼，购置了一些较大型的仪器设备，科研条件稍有改善。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在原有研究组的基础上，建立了植物分类研究室、植物化学研究室和植物栽培研究室等3个研究室。这个时期内人事关系紧张、矛盾重重、人心浮动、人心思走，不少科技人员外流，但同时又调入不少非科技人员，因此，导致人员的比例失调。尽管如此，所里还是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如编著出版了《湖北植物志》（第一卷），利用棉籽饼粕制备L－精氨酸等多种氨基酸研究，从汰头渣中分离和制备L－丙氨酸和甘氨酸的研究，油橄榄引种繁殖推广研究，植物性蜕皮激素的资源化学及应用研究，单猪屎豆碱的资源植物——大猪屎豆的研究以及神农架植物资源的考察等等。
可见，这段时期属徘徊不定、进展甚小的阶段。
3．1978年至今的时期
1978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重新收回武汉植物研究所。在党中央关于实行四个现代化号召下，在全国科学大会精神感召下，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政策指引下，所里调整和加强了领导，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全体职工精神为之一振，同心协力在“四化”征途上阔步前进。武汉植物研究所进入大发展时期。
所里重新确定了方向任务，主要是从事华中地区植物资源的发掘、利用、改造与保护，并逐步开展全国水生高等植物的研究，发展植物资源学，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在分院指导下，所里重新调整了研究室，设立了植物分类、植物化学、资源植物、植物园、新技术室、图书情报等6个研究室，并对课题陆续进行了清理和调整，战线开始缩短，力量逐步集中，课题脉络清楚，研究水平和应用价值明显提高，课题之间的有机联系有所加强，所里研究的整体性形成。例如：香料植物资源的发掘、利用研究，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研究，药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果品防腐保鲜剂的研究，长江三峡库区植物和水土保持研究，经济植物引种驯化研究，药用植物次生代谢物组织培养、工厂化生产研究，植物蛋白资源的发掘利用研究，莲藕良种选育研究等等，这些研究逐步形成研究系列，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国家或部委的攻关项目。
取得的主要成果有：《湖北植物志》（二至四卷）、《神农架植物》、《中国水生维管束植物图谱》的编著和出版、中美联合鄂西植物考察、神农香菊的化学成分及应用、陆地松植物中蜕皮激素的分离与鉴定，以及碗莲的新品种选育等等。植物园的建设有长足进步，6000多平方米的实验大楼及配套三房建成并投入使用。
现在，武汉植物研究所已具备一定规模，引种各种植物约3000余种，收藏高等植物标本约16万号，有一支从事较高水平研究的科技队伍，正在华中地区经济建设和植物科学事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里有老一辈植物学家的心血，也有全所广大职工的艰苦奋斗，同时还有国内外植物学界同行的热情支持和帮助。
二、现状
近几年来，在中央改革和开放的方针指引下，武汉植物研究所积极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实践，胜利地完成了承担的国家“六五”科技攻关项目和其他科研任务，并在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项目和区域性科研任务中起着重要作用。
我个人认为武汉植物研究所的现状可概括如下：
（1）领导班子和科研体制日趋合理。过去所里领导中懂行的少，且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较为突出；科研体制过于复杂而缺少活力。现在经过调整和改革，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已经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了；在行政管理、科研规划和工作效率上有明显进步；以课题组为主体的科研体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2）学术带头人开始成熟，中青年科技骨干成长迅速。过去所里学术带头人严重缺乏，科研把握不住方向，水平也难以提高，至于中青年科技骨干更难成长。现在各个研究室或课题组里基本上都有了学术带头人，这些学术带头人大多有了高级职称，有一定的科研水平和组织能力，有的在国内学术界还有一定影响。青年科技人员中研究生毕业的比例增大，有的曾在国内外经过学习深造。尤为可喜的是所里已有能力培养研究生，这样，今后合理的科研梯队建设能得到保证。
（3）科研方向比较明确，在逐步形成一套研究系列。过去所里往往一个时期一个提法，方向任务时有变化，课题凌乱，缺少连续性和系统性。现在这种状况开始转变。“七五”攻关项目的承担能保证课题的稳定性，并促使所里的研究必须面向国家经济建设，科研必须有自己的创新和特色。因此，全所同志比以往更关注我国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更努力提高自身的研究能力。
（4）所内学术空气开始浓厚，国内外学术交流更加频繁。过去所里的外语水平较低，科技文献情报检索能力欠强，学术讨论空气不浓；与国内外进行学术交流则更少。现在所里学习外语成风，并有计划地进行外语集训，国外期刊和专著的利用率提高，学术讨论也开始经常化；近几年与国外学术交流频繁，有的同志出席了植物学有关的国际会议并宣读论文，有的同志与国外同行建立了十分有益的联系。
现状是可喜的，但是我们任重道远，要实现所里设定的目标，要对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还有不少问题要解决。只要我们坚持党的方针政策，坚持在改革中前进，坚持团结，艰苦奋斗，努力提高，积极稳妥，实事求是，就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三、展望
我国华中地区幅员辽阔，地质、地形复杂，气候温暖，雨量充沛，生态环境极为复杂多样，因此植物资源丰富和特殊，开发利用以及科学研究的价值很高，为世界植物学界所瞩目。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地处华中，应当成为华中地区植物科学研究的基地和中心，应当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办成我国第一流的植物研究所，并应当争取在将来的国际植物学界有一定地位，与其所拥有的植物资源相称。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能否处理好以下几对矛盾对武汉植物研究所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尤为重要。
（1）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在这对矛盾上我们过去教训甚多，往往容易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经济振兴要依靠科学技术上的突破，其中最有前途的、最主要的突破是基础研究上的突破。那种只顾基础研究不顾应用研究决非正确之路；同样，只顾应用研究而不顾学科的自身发展规律的科研规划也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只有注重应用研究才会有活力，同时加强基础研究才会有远大的发展前途。在这里选题和科学思维是关键，应力争在确定研究对象时将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统一起来，并随时注意用科学思维将应用研究的成果引向基础研究的高度，又能及时将基础研究的成果指导应用研究。所里应有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都得到充分体现的长远规划。
（2）展开竞争与协同作战——竞争是十分必要的，可以用来对付吃大锅饭的恶习，鼓励大家奋发向上，调动个人或每个课题组的积极性。目前在强调竞争中已出现一种倾向，即互相封锁，以邻为壑，甚至出现分散主义或孤军作战。实际上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综合、交叉渗透，凡是重大的科学研究几乎都是多学科研究，需要各方面的协作。一个课题组、一个研究所或者一个国家要有竞争力，就必须在组内、所内或国内有高度协作，这种协作是协同进化，互相受益。现在科技界有一种怪现象，组内、所内、国内的合作有时比组外、所外、国外的合作更加困难。这种舍近求远的做法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是相违背的。
（3）出成果与出人才——科学研究要取得成果，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出人才，也要占用时间，有时难免发生尖锐的矛盾。现在科研任务繁重，在调人集训外语、出国学习等等方面会遇到一些阻力。实际上，它们并不矛盾。要想取得优秀的科研成果，就要有优秀人才。在实践中注意培养人是一种方式，但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科技人员知识和能力要不断更新和提高，有时有必要集中时间学习，即使学术带头人也需要进修学习。因此，所里能否处理好出成果与出人才的关系也至关重要。我个人看法是：①任何一个科技人员都有不断学习和培养的问题；②既要注意在实践中培养人，还应当注意系统地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和新方法；③应当十分注意在青年科技人员中发现和培养学术带头人；④舍得花时间对科技人员进行再培养的研究单位是有发展潜力的。
最后，借此机会我对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各位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衷心希望各位在未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后记
这是我于1986年为孙祥钟教授起草的发言稿。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兼做孙祥钟教授和教研室的编外“秘书”，这对我的能力提高有重要作用。这份发言稿当时要得很急。一天下午孙先生请我到他家去，在他卧室兼书房里见到武汉植物研究所的两位领导。当年孙先生还是兼职所长，被要求在庆祝大会上作重要发言，发言稿必须两天内付印，留给我起草的时间最多一天半。孙先生将手头有的该所资料交给了我，并把发言的思路作了交代。我回家后通宵阅读了大量素材，边看边理解孙先生的思路，然后一口气成稿，此时已是第二天下午。我带着稿子去见孙先生，除了少数史实和字句作了更正外，全文没有变动。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孙先生在主席台上演讲时的情景，所有听众都被他那种睿智、风度与气势所打动了。这可能是孙先生在公众场合最后一次演讲。我永远难忘孙先生给了我一次又一次机会，把一些重要工作交给我，让我从中得到许多锻炼。现在许多研究生将导师交给的工作看做负担，我想他们失去的是一次又一次锻炼机会。
【注释】
[1]孙祥钟教授的演讲稿，由陈家宽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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