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三峡话生态

考察三峡话生态

考察三峡话生态^[1]

长江劈开巫山，由西向东依次形成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合称“三峡”。其奇山异峰、悬崖绝壁、急流险滩都极为壮观，历来为人赞叹。然而，科学家们现在所关心的，是这里的自然面貌的改变，一系列生态问题正严重威胁着大好河山。

武汉大学生物系应长江水源保护局之请，在孙祥钟教授主持下，组织了植物生态考察队3次赴三峡湖北省段实地考察。考察地段东西长约150公里，南北纵深约5公里，采集了数百号标本，选点观察了植物群落，向当地群众调查了三峡植被的演变历史，搜集了许多科学资料。

常绿阔叶林的消失

三峡地段应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上层，应由能忍受短期寒冷而不落叶的常绿阔叶树种组成；林下应有比较明显的常绿灌木层和草本层。但是，现在三峡原生植被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再也没找到一块稍能反映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样地了。

其现状是：在地势稍平缓的河谷坡地多为柑橘林，或栽种红苕、玉米和小麦，仅在村落附近零星分布种类较多的树木和竹丛；陡坡上，多为岩灌，少数小面积的马尾松林、柏林、栎树林和混交林，多系人工植被。三峡地区常绿阔叶林丧失殆尽，连此类植物标本也难以采到。沿江两岸150公里长的范围内，仅在寺庙和个别村落附近可觅见10余棵古树。

三峡植被在历史上是怎样的呢？1400年前，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曾记载：三峡“绝山献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潄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郦道元之前的袁山松在《宜都山川记》中写道：三峡两岸“林木高茂，略尽冬春”。这些记载告诉我们，三峡地段在历史上曾分布着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据当地老人回忆，三峡地区有过大面积森林，最粗的树要数人围抱。林中树种复杂，层次分明，郁闭度高，枯枝落叶层厚，猛兽飞禽时时可见，当地百姓都不敢单独进森林。

抗战期间，三峡地区进驻大量国民党军队，砍伐、火烧森林，以防日寇进犯。1958年大炼钢铁、大办食堂，残存树木又遭砍伐。此后虽多次植树造林，无奈水土流失严重，生境严酷，栽树又不得法，至今两岸不见森林。

人为的严重干扰，使三峡植物群落的性状朝着越来越低级的群落类型退化。其消退过程是一次接一次的干扰使较低一级的群落替代较高一级的群落：常绿阔叶林→常绿松林→灌木林→草丛→裸地。群落每更替一次，级别便降低一等；随着生境日趋恶劣，恢复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就愈加困难。

森林遭砍伐后留下灌丛。阳光对群落作用面大大下降，加上挡不住风，土壤温度随阳光照射而很快升高，又随太阳落山而迅速下降，这就常常造成对植物生长极为不利的高温和霜冻。因此，一些不能忍受日灼、霜冻的种类就不能在此生活，原来林下的耐荫或阴生植物也随之消失了。

灌丛再遭砍伐，草地再遇开垦，即成裸地。阳光直射在裸地上，使土温和近土层的气温变化剧烈，土壤水分强烈蒸发而愈趋干旱。一下大雨，土壤就被冲入江河。据当地人估计，面积为10亩的红壤地一年内可被冲走泥土上百吨之多。

生态破坏的恶果

绿色植被是三峡陆地生态系统的核心部分。三峡自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整个生态平衡就朝着极端不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水土流失。沿渡河是巴东境内长江的支流，过去其上游终年流水清澈，流入长江汇合处有一明显的清、浊水分界线。近十年来，河水夹带着泥沙淤积在出口处，形成一触目的大沙滩。巴东紫阳沟修小堰3年，等到堰塘修好，沙土也填满了塘，只能装下几立方米的水了。

动物绝迹。抗战前后，三峡地区常有虎、豹、豺、狼等猛兽，后来逐渐减少，20世纪60年代偶尔还可见到，70年代几乎绝迹。

森林是兽类和鸟类栖身之地，绿色植物又是它们直接或间接的食物来源。一旦失去森林，少数动物迁移别处，大多数走上死亡之路。在考察期间，就连普通的乌鸦和喜鹊也极少见到，更不要说其他珍奇鸟类。解放初，街上常有卖鱼的，馆子里随时可尝到鲜美的红烧鱼。现在，当地居民一年里难得吃上几次长江的鱼了。

燃料奇缺。当地农民烧饭取暖都靠薪柴，不少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攀上悬崖绝壁砍伐岩灌。据说巴东万流公社十几年内为砍柴而摔死或坠江淹死者竟达130余人。我们亲眼看到万流公社附近田埂上光光的，农民把草根也挖去烧了。

巴东楠木园公社约一万人，两千余户。每个五口之家一年要烧柴近万斤，全公社要烧柴约两千万斤，而荒山仅一万多亩。照推算每亩荒山要提供近两千斤灌木杂草，而实际上每亩荒山仅能提供数百斤干草。燃料奇缺已严重影响三峡人民的正常生活，不少农民只能远出买煤，经济负担极其沉重。

气候异常。过去峡谷内晨雾笼罩，太阳出来很久后才迟迟散去；现在晨雾淡薄，很快消失。近十年来长江三峡冬季水位偏低，春天的桃花汛也姗姗来迟。

我们查阅了巴东水文站近三十年来的水文资料。除两年外，其他年份最低水位都有下降趋势。

三峡植被的严重破坏，使三峡陆生生态系统乃至三峡整个生态系统的原有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趋势不但使动植物资源日趋减少，且势必缩短三峡水利工程的使用寿命。因此，迅速恢复三峡自然植被已刻不容缓了。

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访问巴东县国营三峡林场后，深感到恢复三峡自然植被是有希望的，事在人为。

三峡林场离巴东城关两三华里，地处长江两岸的陡峭山坡上，面积七千余亩。这里别是一番天地。我们漫步于林间小路，只见树木森林，不见天日；奇异花卉色彩鲜艳，异香扑鼻；百鸟争鸣，婉转动听，受惊的野兔“唰”地从我脚跟边窜过……

场长肖水生用诙谐动人的语言向我们讲述艰苦办场的业绩：“唉，干是逼出来的。原来巴东城关背后的陡坡上一片荒芜，土壤越种越薄，坡越来越陡。1963年连下几场大雨，石头从200米高的陡坡上滚下，老卫生院房子被砸垮了，医生受了伤；连县长厨房里的水缸也被滚下来的石块打破。这下子县里下决心了，立即召开县委会议，决定将后山封了，一草一木不准动，每年还发动群众植树造林。到1970年，办起三峡林场，目标是保护城镇，绿化长江。”

正说着，走来一位蓄着长须、双目炯炯有神的老人，他一身土布衣裤，手提一只装满书报的旧藤篮。老肖向我们介绍说，他就是闻名宜昌地区的林业专家、华中农学院五四届毕业生、创办三峡林场的功臣——董德基。老董是闻讯赶来的，他示意老肖讲下去。“我们办场10年，已营造林木近2000亩，其中柏林1400余亩，马尾松林200亩，杜仲30余亩，油橄榄30亩，向社队提供苗木30多万株。仅油橄榄一宗，林场1974年引种，1975年扩种，到1979年底已向全县提供树苗9万株。场里有一棵油橄榄树栽种3年，年产已到53斤，比南京植物园同品种的最好一棵树多产19斤。短短几年苦心经营，恢复了良好植被，保持了水土，保护了城关。除了1972年有一块巨大松动的石块滚进城关，再没有发生石块坠落事件了。”

我接着问：“那么，植被的复苏对生态平衡又起了啥作用呢？”

老董告诉我们，1977年元旦那次大冻害，城关最低气温为－9℃，林场仅－7℃。林子茂密后，山羊、麂子、野兔等野生动物明显增多。

老董指着江北的陡坡说：“你们看，对面坡上有相邻5条溪沟，西边4条沟属林场范围，沟两侧有柏树幼林，每当下雨时，溪水是清的；东边一条沟属生产队，两侧均为农田，雨先后把石坎冲垮，流入长江的水极浑浊。”

举起望远镜，5条沟全进入我的视野：西边4条沟上下宽窄一致，沟里少浮土流石；东边一条沟呈漏斗状，上宽下窄，沟里塞满了土石。一下大雨，它们都会被冲入江里。

我又请教他，为啥许多地方“年年种树不见树？”肖场长抢着介绍说，过去巴东一直植树造林不成功，后来老董创造了“水平带状整地法”，将陡坡整理成宽1米、深1米、土精细的水平带林梯，改善生境；随后又摸索出“抢墒植树法”，当连续下雨3天后，水可达一定土壤深度，再立即组织群众突击植树，成活率可达90%。现在，林场已取得一年四季栽种树木成活率都高的经验……

当我们踏上归途时，夜幕已经降临，沉睡的三峡群峰更加苍苍茫茫，山谷里回响着江水拍岸的巨响。此刻，我们的心情如潮涌。我国人民有智慧、有能力，让三峡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作者后记

1979年我考取武汉大学研究生，第一年忙于学位课程学习时，孙祥钟教授刻意安排所有研究生参加一系列野外考察。我先后3次随植物生态学家李清义先生赴三峡考察，承担长江水源保护局下达的“长江三峡大坝兴建前后陆地生态系统的变化”项目。李先生领着我们几个走遍了长江三峡湖北段的南北两岸。那个年代野外工作特别辛苦，交通靠小船和步行，住宿小客栈的地板摇摇晃晃，晚上在煤油灯下写考察日记或压标本，最难忍受的是常常半个月才有机会洗次澡。但这几次考察奠定了我生态学的基础，李先生在实地教我认识地形地貌、土壤与植被的关系，认识人为强干扰下如何识别本地植物区系成分和特征种，掌握了长江流域主要植物科、属的识别特征，也养成了野外考察时一套良好的工作习惯。与老师和师兄弟相处的日子多么难忘！李先生不善言辞，但生态学功底坚实，他告诉我要“挖”才可从他那里学到知识，我在他的知识宝库里的确“挖”了许许多多，他是我生态学的启蒙老师。

【注释】

[1]发表于《大自然》（1983年，第3期：4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