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大发展时期的中国青少年

总序：认识大发展时期的中国青少年

邓伟志

近十余年来，社会对80后和90后青少年的价值观念、行为特征与生活方式有很多讨论。讨论中既有广泛的共识，也有不尽的争议。应该如何认识青少年，如何看待又如何因应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与生存状态？这是摆在成人社会与年轻人自己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

和传统社会相比，当代中国青少年发展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并且，这些变化目前还在持续深化的过程中。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快速的现代化过程，工业化、城市化与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对青少年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在人口大规模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规模达数千万的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群体因势而生；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但国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社会结构内部分化过程日益突出，青少年群体内部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次生群体，出现了引人关注的“民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等“二代”群体；信息化过程带来的新媒体的兴起，为青少年开创了全新的生存环境与多元价值选择空间，甚至改变了成人社会与年轻人之间的权力关系。

宏观社会层面发生的这些前所未有的变化，既给青少年的发展带来了机会与资源，也势必会给其造成陷阱与障碍。从现实的情况看，我国青少年生存与发展的形势既让人乐观，又让人担心。乐观的一面，在于当代中国青少年的物质生活更丰富，价值观更多元，个性更鲜明，创造力更强。在经济上，当代青少年所享有的物质条件比他们的父辈、祖辈更为优越，消费行动的自由余地大，具有更多的资源去提升自己的福利，他们因此更加自信和从容。此外，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经济和社会多样化的发展态势让青少年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更多元的思想和理论，也有了更多的空间展示和发展属于他们自己的个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潜能与创造力，成为国家振兴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动能。这是令人欣喜的一面，值得我们宽慰。

但是，我国青少年发展过程也出现了明显的问题的一面，消极的一面。物质生活的富裕，使青少年失去了体会艰苦创业、勤俭节约意义的机会，有的“富二代”、“官二代”甚至变得骄奢淫逸、骄横跋扈。伴随长期的城市化与人口流动过程形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落不了脚、生不了根、安不了心，主观上又不愿回到农村，竟而沦落为城市社会的浮萍。数千万留守儿童常年与父母分居两地，得不到父母的恩慈养育，在成长的过程中呈现出或沉沦或异化的悲景。城市学童深受应试教育的“迫害”，学业负担沉重，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享受童年欢乐的机会。家庭结构与功能自身的变化，使得一大批少年儿童无法从家庭内部获得充分的养育和教育，贫困儿童、流浪儿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等困境儿童群体在城乡形成。此外，城市里出现了“剩女”现象，农村则出现了很多找不到妻子的光棍汉；很多人买不起房子，按揭买房的成了“房奴”；一些新婚父母生养不起孩子，养了孩子的成了“孩奴”，生活压力重重。这是引人担忧的一面，值得我们警惕。

无论是喜是忧，大家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一个道理：在现代社会中，青少年的成长，离不开国家的帮助，离不开公共政策与服务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各级政府在青少年健康、青少年教育、青少年司法保护、青少年就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绩，青少年发展在各项指标上都出现了喜人态势。但也要看到，总体上说，我国青少年福利政策与服务的发展起步较晚，还不够完善，不够健全。譬如，我们尚缺乏完善健全的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去协助家庭更好地养育儿童；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不够具体，缺乏社会福利服务的配套支持，可执行性较差；我们对青年人在婚姻、住房与就业等方面遇到的困难，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支持和干预措施。

问题的存在，提示我们还有很多的发展空间。但发展的前提，是要弄清现实，摸准问题。新一代中国青少年发展的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公共政策又该如何回应青少年发展的实际？我们很难通过直觉或个人的感觉来回答这个问题。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在扎实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用正确的方法取得令人信服的数据资料，再用适当的理论解释这些数据，进而才能还原并解析当代中国青少年生存与发展的过程。过去三十年来，中国青少年研究工作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取得了大量优秀的成果，也在实践层面推动了中国青少年公共政策的发展。不过，和青少年发展的实际相比，研究工作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何况研究本身从来都无止境。

青少年研究要平衡好几个关系。第一个关系，是经典社会学研究常常提到的社会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问题，在一般社会学研究中是老生常谈。但是，对于青少年研究来说，需要再多一些关注。从发展心理学到社会学的社会化理论，很多研究者都习惯于将青少年看作是不成熟的有待发展的个体。人们习惯把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看作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人，甚至也常常用“少不更事”、“莽撞青春”、“容易冲动”等词汇形容他们。从“不成熟”这个逻辑起点出发，研究者很可能冒忽视青少年能动性的危险，可能将青少年简单地看作是有待驯化、有待发展的被动客体。这样，我们势必要丧失了解青少年自身看法与能力的机会，势必难以完整地理解青少年的发展过程。套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话说，青少年不仅是社会结构的产物，也是社会结构的生产者。因此，在注重外在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的同时，有必要深切关注青少年自身的感受、理解与行动。

青少年研究要处理好的第二个关系，是发展视角与当下视角的关系。在大部分语境中，“青少年”一词都是与“发展”和“成长”联系在一起的。相关的研究，大多有意无意地依循“未来导向”——青少年今天的一切都是为了未来的发展。如前面所提到的，青少年确有其脆弱、不成熟的一面，面临发展成长的任务，但也有其坚强、独立、能动的一面。青少年的生活不只是为未来做准备，他们的一切、以及成人社会为他们做的一切，不只是为了促成他们的“发展”，也是要提升他们“当下”的生活福利与主观幸福感。离开了对当下的关注，再好的发展计划也难以实现，甚至可能失去意义。

青少年研究要处理好的第三个关系，是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无论是思辨还是实证，都是方法论的选择。两者各有其好，也各有其不好。但是，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最紧要的。青少年研究者要多读理论书籍，并结合实际、深入思考。另一方面，在社会大变动的时代，静止的书籍往往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因此，研究者更要深入实际，深入青少年的生活世界，做调查研究，做深入系统科学的调查研究，用第一手的数据资料，支撑我们对青少年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生存方式等的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是我国青少年研究的重要阵地之一。他们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相关专家开展一系列原创性的青少年研究，并策划出版“当代中国青少年研究文丛”，是我国青少年研究界的一件喜事。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专业的青少年研究机构与一家富有声誉的出版社的合作，一定能催生一批高质量的青少年研究著作，一定能推动我国青少年研究更深入更有质量地进行。故为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