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标准化带来经济效益的目的

第一节　相关研究回顾

对于标准（标准化）与技术创新（专利）这一领域广泛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现有的大部分经验研究将标准化的经济影响界定为标准化对公司的成本和产出的影响。这些文献研究标准的“成本和收益”（经济效益），以及对二者进行比较（Pokorny，1974；Stübler et al.，1984；Christoph，1980；H－ndel，1980；Coursey and Link，1998）。这些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如果标准的经济效益超出100个百分点，那么该数值从300到700不等，因此对公司而言，标准的申请和设立是一项有价值的投资（Blind，2004）。Blind和Thummc（2004）利用一个欧洲公司的小样本，分析了保护知识产权战略和它们对于进入正式标准化过程的可能的影响之间的关系。在部门和宏观层面，David和Greenstein（1990）主要研究了兼容性标准的经济影响，其结论被David和Steinmueller（1994）应用于对电信市场的研究。David（1987）、Tassey（2000）和Swann（2000）探讨标准在市场或市场主体之间的总的经济功能。Blind（2004）提供了部门和宏观层面的一些标准对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实证证据。Blind和Gauch（2009）基于一个一般的不同种类的标准在研究过程和技术生命周期中的作用的概念框架，主张纳米技术应用的市场成功决定于相应的标准的发展。

然而，研究标准（标准化）与技术创新的相互关系的实证文献非常鲜见。Allen和Sriram（2000）通过四个案例强调了在技术创新中标准的作用是相互矛盾的。Harhof和Moch（1997）在与新产品的网状传播效应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用价格指标来检验已经成熟的产品（软件的核心兼容能力）的网络外在性的价值，得出网络效应导致价格差异，因此具有网络效应的产品优于在技术上进行改进的新产品的结论。Blind（2004）应用德国的经验数据系统地研究了技术变革与标准（标准化）对于企业、产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上关于标准化问题的研究进入停滞期，而这个时期我国经济学界开始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如林毅夫和潘士远（2005）、冯根福（2006）等。但是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理论分析上，实证分析较为缺乏。现有的实证研究主要有陈阳和张亚斌（2009）运用加入标准化因素的扩展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定量测算了1990—2006年中国汽车产业标准化程度对中国汽车产业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汽车产业标准化程度对中国汽车产业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不存在滞后效应。陈长石和刘晨晖（2008）通过对1995—2005年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业的面板数据的分析，对技术进步与标准化内在依从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结果表明，通信设备制造公司开发出的新技术数量与标准化呈负相关，且标准数量与通信设备制造公司的技术创新负相关。陈春晖和曾德明（2008）利用宏观统计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实证研究我国专利技术标准化，得出专利与技术标准之间不存在影响关系的结果，认为我国技术创新体系与技术标准化体系相互脱节、缺乏协调机制。

到目前，基于我国的宏观经验数据对专利和标准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少，只有陈春晖和曾德明（2008）作过这方面的研究。但是陈春晖和曾德明（2008）只选择了发明专利授权量作为专利的变量，以及选择标准、产品标准和方法标准制修订数据作为标准的代理变量，而并不是以国际通用的标准和专利分类之间的对应关系来选择数据。从光电子信息产业来看，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在一些技术领域是目前我国企业的主要的技术专利化类型。因此，陈春晖和曾德明（2008）的研究在数据选择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

Blind（2004）在研究技术标准对经济的影响时，将专利申请作为技术变革的指标，依据标准的国际分类（ICS）和国际专利分类（IPC）之间的对应关系来选择数据，应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技术变革和标准化之间的因果关系。依据ICS和IPC之间的对应关系来选择数据进行分析使研究结果更准确。因此，我们首先将应用Blind（2004）的ICS与IPC的对应关系表收集数据，之后沿用其模型来检验我国专利与标准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作为后文相关研究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