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的起源和演化

第二节　文献的起源和演化

一、人类认知信息传递的间接性

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以人类认知信息的不断传递为基础。如果客观事物在人脑得到反映而成为认知信息后，不能向外传递，或者同伴头脑里的认知信息不能被我们获悉，那么人类社会的存在将是无法想象的。

人类认知信息的传递，是指一个人头脑里的认知信息转化为另一个人头脑里的认知信息的具体过程。这种转化，从逻辑上讲，可能有直接和间接两条途径。现代科学在理论上不承认心灵感应说，这意味着，认知信息从一个认识主体到另一个认识主体的直接转化途径并不存在。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人类一切认知信息的传递，都是通过间接的途径，才得以实现的。

这一间接传递途径的基本形式是：采用一种与涵义一一对应的物理状态体系，将一个认识主体的认知信息物化，然后以物质传递方式将物化的认知信息的载体，送到另一个认识主体的感官，最后，通过感官的认知活动，将载体上的认知信息收存于该认识主体的头脑。具体可简单示意为：一个人的认知信息—物化—传递—感官的认知活动—另一个人的认知信息。

总之，人的认知信息必须物化才能传递；必须物化和传递，才能转化为另一个人的认知信息。认知信息不存在从精神到精神的直接传递途径。它只能采取从精神到物质再到精神这样的间接途径来实现传递，就是说，人类认知信息的传递具有间接性。

二、两种传递认知信息的工具

从传播学角度看，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认知信息间接传递手段的发展史。实际上，人类从揖别动物世界的第一天起，就没有间断过对认知信息间接传递手段的探索。

早期人类交往范围不大，认知信息涵义简单，跨时差、长距离的传递要求不高。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祖先首先在声、光、味三种可能的传媒中，结合自己身心禀赋的进化，择取前两种作为发展方向，创造了各种形式的语言。

在声波方面是口头语言、音阶语言、节拍语言等，在光波方面则是形态语言（包括表情语言、动作语言、体态语言等）和实物语言。其中的口头语言，以其与认知信息涵义有完备的对应性能，符合人类身心禀赋发展的特点，以及特别适合日常的直接面陈场合等优点，而发展成为今天人类传递认知信息的有力工具之一。

口头语言的优点至今无可取代，但其弱点决定了它不能单独承担全部的认知信息传递任务。它瞬间即逝的声波基础，不能适应人类一些重要认知信息跨时差、长距离、可再现、不失真、大容量传递的要求。

口头语言的缺陷，包含着一种历史必然，这就是满足上述五方面传递要求的替代物终将崛起。从东西方上古史看，这一替代物最先表现为意义痕迹语言。

考古发掘表明，最早的五大传递要求，即对认知信息进行跨时差、长距离、可再现、不失真、大容量传递的要求，恰恰是在人类虚假认知信息的辨认活动中，即在神灵旨意的辨认活动中，被历史提出来的。

原始和上古时期的人类，征服自然能力微弱，对灾变之莫测和命运之多桀有天生的敬畏心态，相信现实世界的人事沧桑，均受虚幻世界的神灵支配。凡关系民族和社会生存发展的重大决策，如确定领袖、农事、狩猎、征战、迁移、通婚等，只有借助当时人们可能接受的意志形式，即通过神灵旨意，才能得到统一和贯彻。神旨传递的重要性，迫使人类必须认真解决认知信息传递的种种技术问题。

神旨最初靠巫师以首先完善起来的口头语言形式传递。但口说无凭，眼见为实，唯心的神灵观不妨碍当时人类在验证神旨真实性时，本能地要求具体操作过程合乎朴素的唯物认识论。“神旨是存在的，但在跨时空、长距离的传递中，凭什么保证它不失真呢？能否拿出再现神旨的确切凭据？”这是每个古代巫师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难题。

我国古代最早的传递神旨的常用方法，是占龟和祝蓍。占龟称“卜”，即把火炭置于经过钻、凿加工的龟甲和兽骨上，灼烤出裂痕，卜人据此预言人事休咎。祝蓍称“筮”，即把蓍草按一定程式排列组合，得出由一组数字构成的卦象，以推测未来凶吉。

占龟和祝蓍都是传递神旨的方法，但前者走的是意义痕迹语言之路，后者走的是意义实物语言之路，结果大不相同。

后者上承“结绳记事”等原始的意义实物语言，流传至今，演变成民间的占卜方法之一。

前者到商周时代，因卜人世代相传，不断努力，逐步总结出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在内的一套便于领悟涵义、助记读音的音形义对应法则。这套法则可以“令人信服”地对费解的不规范裂痕的涵义进行解读，同时在客观上，也促使解读结果从随意趋向确切。而人类要求检验解读结果是否真实的唯物本能，往往迫使卜人必须将解读结果刻录于裂痕周围，以便事后验证。这使意义痕迹语言，从不规范的裂痕时期，发展到不规范的裂痕与规范的刻痕并存的时期，并最终演变成一套表达力相当强的规范的意义痕迹语言。

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埃及与玛雅等古代文明发祥地，最初均一无例外地出现象形文字的事实，说明意义痕迹语言与古人的认识水平及其社会生活，有内在的天然联系。

文字记载的出现，对人类文明有不可估量的变革意义。《淮南子》记录了圣人仓颉的传说，说他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世界出现翻天覆地、惊神泣鬼的变化，表明了古人对文字意义的极大肯定。

从此，人类有了两种功效互补的传递认知信息的主要工具，一种是以声音为基础的口头语言，另一种是以意义痕迹为基础的文字记载。前者适用于直接面陈场合，后者则可基本满足跨时差、长距离、可再现、不失真、大容量传递认知信息的要求。

三、文献概念的演变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中孔子关于“礼”的一段谈话。孔子认为，夏礼和殷礼，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零星资料流传于世。夏、殷的后裔国杞和宋，关于其祖先的文字记载又很缺乏。而有关周礼的文字记载相当丰富，所谓“郁郁乎文哉”，所以他崇尚周礼，即“吾从周”。孔子原话是，“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吾则能徵之矣。”

对这段话中的“文献”，宋代朱熹解释道：“文，典籍也；献，贤也。”典籍，即有关国家典章制度的书册和文籍。贤，指通古博今、熟知掌故、见多识广的人。元代马端临作《文献通考》，第一次用文献两字作书名，并在自序中对“文”和“献”作了解释，界定了“文”是对古代经史资料的引用，“献”是重臣宿儒关于政事学术的言论。

两人的解释虽有一些差别，但不乏共同之处：一是文献在古代曾是涵义不同的两个词，二是大致分别指前人流传下来的文字记载和口耳相传资料。可见古人治学，一靠书册的文字记载，二靠人们的口耳相传，“文”“献”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口耳相传的资料毕竟不很可靠，它的研究价值随时间推移逐步减小。元代杨维桢《送僧归日本》诗有“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两句。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文献两字似已专指书籍资料。到明代《文献大成》（即《永乐大典》）和《新安文献志》，及清代《文献徵存录》等著作出现，人们显然已经剔除口耳相传资料的成分，而仅指文字记载了。至此，文献从意义并列的两个词，演变为一个单义双音词。它扬弃了“贤”的含义，外延比原先有所缩小。它可以指称我国古代流行的那些实物载体资料，如龟甲、金石、简策、帛书等，也可指称东汉以来出现的纸型文献记载，如图书、报刊等。

到了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知识不断产生，记录人类认知信息的新载体也不断被研制出来，而且更新很快，普及迅速，如唱片、胶片、胶卷、磁带、软盘、光盘、数据库等。至此，人们已有扩大文献含义的必要，以便泛指人类有史以来可考的一切认知信息载体。国际标准化组织在《文献情报术语国际标准》（ISO/DIS5217）中规定“文献是记录一切人类知识信息的载体”，我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规定“文献：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些，都反映了国际国内图书情报界对文献概念宽泛含义的承认。

文献概念的演变及其现代含义的形成，完全是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结果。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则必须由认知信息的传递来维系。在解决认知信息传递手段的过程中，人类首先创造了口头语言，进而又努力数千年，创造出今天称之为文献的这一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