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媒体部分报道

二、中央媒体部分报道

1.书为农业编书为农村送书为农民用

甘肃新闻出版服务“三农”有声有色

李战吉

“‘农家书屋’里的这些‘宝贝’好得很，啥时下种、施肥多少、虫害咋处理……借来一翻心里就有数了！”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李家堡乡李家堡村52岁的农民效克林刚从村“农家书屋”借了本马铃薯种植的书，赞不绝口。

安定区李家堡村的“农家书屋”建在村支书史正常家。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里，2500多册书籍和光碟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内容涉及农业科技、医药保健、文化教育等方面。据史正常介绍，书屋里每天借书的多则数十人，少则七八人。2005年，甘肃省新闻出版局筹集20多万元资金，在兰州、定西、天水的15个行政村启动实施了“农家书屋”试点工程。书屋直接建在了农户相对集中，附近有学校、文化氛围比较浓厚，群众借阅方便的行政村和农家。目前，甘肃省已建成“农家书屋”160多个。计划到2010年，全省将建成“农家书屋”1000个。

近年来，甘肃省通过加强农村图书发行网点建设、实施“农家书屋”工程、开展免费赠书、开发“三农”图书选题等办法和措施，着力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全省新闻出版服务“三农”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已形成了“书为农业编、书为农村送、书为农民用”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方式，为陇原大地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增添了活力。

2003年以来，甘肃省先后多次邀请省内外的专家学者，开发“三农图书”选题，逐步建立了针对性强、富于时代感和乡土气息的“三农”出版物选题体系，组织实施了投入100万元、策划选题100个，出版发行100万册的“甘肃农村小康建设丛书”出版工程。截至目前，甘肃省已出版涉及农业科技、农村医疗、农村普法等方面的图书90余个品种，近80万册。

甘肃省从2004年起实施了农村基层图书发行网点建设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投入资金2000万元，建立图书发行网点30个，为全省140个行政村捐赠了价值30余万元的“三农”出版物。

（来源：2007年02月14日《人民日报》）

2.政府办实事农民得实惠

甘肃省农家书屋建设取得新进展

钟书

“村村有书屋，人人有书读。”地处西部的甘肃省自2005年在全国率先启动农家书屋工程以来，全省各级政府特别是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坚持以构建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农村文化建设，促进农村和谐发展为目标，认真组织实施，精心筹划，务实创新，为农家书屋工程建设探索出了经验，建设工作取得较大成效，受到农民的广泛欢迎。目前，该省已累计建成农家书屋4600家，占全省行政村数量的27.44%，极大地保障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将其列入2008年为民所办“14件实事”，省财政迅速将统筹配套的1600万元资金予以落实，并首次将工程建设配套统筹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市（州）、县也落实了约135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用于采购基础设备。全省多数市州党委政府将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列入重点工作，逐级分解任务，落实责任，做到“五同步”，即与当地重点工作同部署、同安排、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建立横向、纵向相衔接的沟通协调机制，为农家书屋工程建设顺利进行、使农民群众得到真正实惠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甘肃省立足省情，根据各地实际要求和现实条件，利用现有设施，充分整合资源，使农家书屋建设与新农村建设规划布局、与甘肃省“百县千村”工程建设、与党的基层政权组织（党员活动室）建设、与乡村文化活动室建设、与农村远程教育、文化资源信息共享工程建设相结合，实现资源共享，不搞重复建设。书屋选址做到“四优先”，即对列入省、市、县新农村建设规划点的地方优先建设，对已将建设农家书屋列入当地党委政府为民所办实事之中的地方优先建设，对硬件设施能够保证落实的地方优先建设，对人群居住集中、公路沿线、文化氛围浓厚、群众需求迫切的地方优先建设，使农家书屋工程建设规范有序、确保质量、稳步推进、按期完成。在图书配备上，甘肃省新闻出版局规定书屋须配备图书1400种、1800册，音像制品175种，还编制了《农家书屋出版物配置目录》，有针对性地将目录分为必备目录和可交换目录，根据甘肃省西部、东部、中南部不同区域特色，差异化配置农业科技类出版物，还专门制定了藏族和回族地区出版物配置目录。

甘肃省注重发挥好农家书屋的“三个作用”，即在农村文化建设的新抓手作用、在农村精神文化建设的主阵地作用和帮助农民群众致富奔小康的好帮手作用，想方设法将农民凝聚到农家书屋。在书屋功能上不断创新，探索出“四大功能”：一是科学配置图书，发挥学习场所功能；二是传递市场信息，发挥信息窗口功能；三是开展宣讲活动，发挥基层阵地功能；四是开展培训教育，发挥培训基地功能。在书屋服务上不断开拓，探索出“三大机制”：一是有针对性地搜集农民图书需求信息，建立信息反馈机制；二是配备“图书流动交换车”，建立图书交换机制；三是借助书屋牵线搭桥，建立农民与专家之间的互动机制。

（来源：2009年4月5日《人民日报》）

3.富不读书暂时富穷不读书永远穷

陈宗立

甘肃定西葛家岔镇北坪村居住着50多户人家，分散在七沟八岔里。由于地处偏僻，山大沟深，农民文化生活极为贫乏，特别是农闲季节，无事可干，往往“无事生非”。自从2006年4月村里办起了“农家书屋”，山村顿时热闹起来，好多人翻山越岭10多里赶来读书。这里的农业科技、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等几十种图书，每天吸引着许多人。这些图书都是省里各出版社、机关干部、学校捐赠的。像这样的“农家书屋”目前全省已有160多家。

2005年12月的一天，当首批试点的“农家书屋”在定西内官村举行挂牌仪式时，记者忘不了那生动的一幕：村民们像过节一样，自动聚集于“农家书屋”门前的小院里，放起了鞭炮，扭起了秧歌，吼起了秦腔，男女老少纷纷挤进书屋争相阅读。一位老大爷高兴地连连说：“好事啊，好事啊!我虽然不识几个字，但我知道读书就是让人学好、向上!”

甘肃地域东西狭长，达2500多公里，农村人口相对分散，农民买书难、读书难的问题长期存在。虽然早几年有农村文化室，但由于各种原因多数已关门。甘肃省新闻出版局经过调研，决定把图书出版服务“三农”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从2003年开始，先后开展了《农村小康建设丛书》出版工程、农村书市、基层图书网点建设、“农家书屋”建设等工作，联合有关部门实施“农村图书室”援建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按照“三贴近”的要求，先后多次邀请了省内外名作家、名编辑，开发“三农”图书，先后投入100万元，策划选题100个，出版发行了100万册，包括农业科技、农村医疗卫生保健、计划生育、农村普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几个系列。为扩大农村图书发行网点覆盖面，又累计投资两千多万元，建设、改造基层图书发行网点30多个，逐步解决了农村发行网点少的问题。

同年还启动实施了“小康图书发行车”工程，投入260万元，为农村配送了56辆小康图书发行车，主动为农民送书。此后又以乡镇为依托，以村为重点，逐步建立“农家书屋”，为每个书屋配备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到2010年将在全省至少建成“农家书屋”1000个；2004年7月该省新闻出版局又联合有关部门和出版社、新华书店，组织上万种“三农”类图书，在张掖市举办了“三农”图书展销会，进一步繁荣了农村图书市场。去年9月在全省广大农村开展了“书香农家”农民读书活动，成千上万的农民走进了农家书屋，从书市购买了实用书籍。一些农民形象地说“富不读书暂时富，穷不读书永远穷”。目前，读书学习、掌握技术、科学致富的新风尚正在全省广大农村逐步形成。

（来源：2007年2月14日《光明日报》）

4.陇原农家飘书香

陈宗立韩业庭

7月21日，在祁连山深处的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芭蕉湾村的农家书屋里，几个农民正伏在书桌上翻着《绒山羊养殖新技术》，边看边记。他们身旁几个放暑假的小学生正津津有味地读着《淘气包马小跳》、《哈利·波特》、《小王子》。

这只是甘肃已建成的4600个农家书屋中的一个。

同一天，在距离甘肃千里之遥的北京，一份合作备忘录诞生了。根据这份备忘录，新闻出版总署将支持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为农家书屋工程等数字出版项目提供专业化服务。在各方努力之下，未来的农家书屋中，除了纸质图书，电子图书也会越来越多。

自2008年1月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以来，“农家书屋”正在日益壮大。在这个名字的诞生地——甘肃，农家书屋更已成为农民的精神家园。

首家农家书屋诞生陇原

作为西部文化大省，甘肃省文化出版系统一直十分重视发展农村文化事业。近年来，如何在千里陇原撒下书香和智慧的种子，是甘肃省新闻出版局上下一直思考的问题。

2005年7月，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袁爱华一行在国贫县清水调研时发现，走访过的几户农民家里竟没有看到一本书；十几个学生的书包里面，除了课本和作业本，竟无一本课外读物。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家里一本书都没有的农民怎能改变命运？农民看书难、买书难的现实，让调研人员触动很大。回来的路上，大家在车上就开始讨论起“在农村为农民建立图书馆”的事情，并且大家一致同意，这个图书馆必须要真正建在农民身边，建到农家院里。

想法萌生了，起个什么名字呢？汽车在陇东原野的公路上向前奔驰着，路边先富足起来的一些村庄借交通便利办起的“生态园”、“绿色山庄”“农家乐”的招牌，不时涌入大家的眼帘。对了，就叫“农家书屋”吧！开设在农家院落的书屋，农民身边的书房，多么贴切、亲切的名字啊！

回来后，袁爱华一行的调研报告及建议引起了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党组的高度重视。而且甘肃的想法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构思不谋而合，当时新闻出版总署也正在研讨在中国农村建立“农民书社”的可行性。

随即，甘肃省在新闻出版总署的支持下先行一步，率先试点：2005年7月20日，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党组研究决定：自筹资金20万元在甘肃全省农村实施“农家书屋”工程试点，“农家书屋”工程正式在甘肃提出，并将“农家书屋”作为专有名称在省版权局注册登记。

2005年年底，甘肃省“农家书屋”工程试点启动仪式在定西市安定区内官营镇内官营村举行。

2005年12月1日，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甘肃省“农家书屋”工程实施试点方案正式下发。

一步一个脚印，边探索边实践。前三步，甘肃“农家书屋”走在了全国前列。

甘肃提出实施“农家书屋”工程后，很多人并不看好。他们觉得既不会给政府带来税收、也不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农家书屋”太虚了，经济落后的甘肃应该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发展项目和农民增收上。

可是，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张余胜认为，实施“农家书屋”工程需要“决心加耐心”。它有助于广大农民享受城乡均等的文化教育，缩小城乡差距；有助于丰富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建设和谐文化；有助于成为农村孩子的第二课堂，促进农村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有助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为留守儿童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同时，“农家书屋”还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文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工程。

正是基于同样的看法，甘肃省委、省政府把“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列为2008年为民所办的“14件实事”之一，2009年更是将此列为“全省年内重点工作”。

图书、设施、网站，一个都不能少

甘肃在“农家书屋”上先行试水，一石激起千层浪。

2007年3月5日，“农家书屋”正式写进全国十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2007年3月6日，新闻出版总署、财政部等八部委联合出台《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2008年1月，“农家书屋”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

作为先行者，甘肃在农家书屋建设方面探索出一套自己的经验，新闻出版总署今年3月2日还专门发文向全国推广“甘肃模式”。

组织机构上，2007年底，甘肃省编制办批准甘肃省新闻出版局设立“农家书屋建设管理办公室”机构。随后，甘肃14州市相继成立了农家书屋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建立正式编制的农家书屋工程办公机构，甘肃省是全国第一家。此外，甘肃省还在全国建起了第一个农家书屋网站，加强信息管理工作。

资金投入上，甘肃确立了省、市、县、乡四级财政支持工程建设的资金保障机制和以捐建者命名书屋等鼓励社会捐助的激励机制；实行“统一管理、严格审核”的资金管理制度，所有资金由甘肃省新闻出版局统一管理，争取用最少的钱配最多的书。2008年，甘肃省共计投入资金1600万元，并首次将农家书屋工程建设配套统筹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市（州）、县共落实约1350万元的配套资金，用于采购桌椅板凳、书柜等书屋基础设施。

出版物配备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书屋作用能否得到有效发挥。为此，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在图书配置符合群众需求、看得懂、本地化上下工夫，把全省情况分为5种类型，分别有针对性地编制出《农家书屋出版物配置目录》，分为必备目录和可交换目录两大类，实现差异化配书，同时把全省分为西部、东部、中南部三个区域来配置农业科技类出版物，另外，考虑甘肃的多民族特点，专门制定了藏族和回族地区出版物配置目录。

甘肃发展农家书屋采取了“省局配书，村镇配屋，县配桌椅，市配书橱”的硬件设施建设基本模式，分解财政负担，并尽可能实现标准化。

在书屋运行管理上，甘肃省按照“免费阅读、自我管理”的原则，制定了《农家书屋管理规定》、《图书借阅规定》、《农家书屋管理员职责》、《农家书屋管理员培训上岗规定》以及乡镇文化专职督察、村委会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为书屋规范运行提供制度保障。

甘肃省新闻出版局还对书屋管理员作了分期分批培训计划和安排，并将任务分解到各地文化出版局，省农家书屋办公室派出得力人员进行指导。白银市除了有一整套完整规范的管理制度和办法外，还在每个书屋都建立了一支由市局主管科室负责人、县区局分管局长、县图书馆骨干及书屋管理员组成的四级监督指导和辅导员、管理员队伍。

此外，甘肃还着眼农民需求，创新农家书屋的服务模式。

为了解决一些农家书屋图书品种比较少、图书更换周期长的问题，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在兰州、金昌、张掖等市州率先配备了农家书屋“图书流动交换车”，定期在书屋与书屋之间、图书馆与书屋之间流动交换图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图书品种少、更换不及时的问题。

要致富进书屋

向记者示意着书屋里的“人满为患”，平凉市崆峒区四十里铺镇清街村农家书屋管理员张小强显得很自豪，“过去要等农技人员到村里，我们才能咨询的农业问题，现在书屋里都能找到。省上配送的图书、音像制品、报刊特别丰富，热门畅销书、科技书籍、中小学生作文等各种书籍，我们都有。‘文化粮仓’里东西多了，来得人就多”。

庆阳市后官寨乡东坪村农家女顾丽萍，对着书上的样式绣出了各式各样的香包，去年靠这些香包挣了7000多元。心里美滋滋的她写了篇学习心得贴在书屋墙上：“农家书屋办得好，想要致富书内找。”白银市则依托当地农家书屋成立了两个农民读书协会，每个协会已有几十人的规模。读书协会开展各项读书征文活动，吸引了不少农民群众参加。

在农家书屋的影响下，陇原上的农民学知识、学科技的人多了，打牌赌博的人少了，读书看报的味儿浓了。“农家书屋真不赖，富了口袋富脑袋。不打麻将不耍钱，书屋里面看新鲜……”陇原农村时下流行的顺口溜正是这种变化的形象写照。

在农民书屋，读书不仅能接受知识，还能跟专家交流。在甘肃新闻出版部门积极牵线搭桥下，通过农家书屋，农民可以把生产中遇到的问题直接反映给农业专家，而专家会根据不同问题，通过书屋，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指导农业生产的建议推广给农民。

通过实践，甘肃省探索出书屋的“四大功能”：一是科学配置图书，发挥学习场所功能；二是传递市场信息，发挥信息窗口功能；三是开展宣讲活动，发挥基层阵地功能；四是开展培训教育，发挥培训基地功能。

“农家书屋工程是一项需要各级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付出长期努力的复杂工程，不是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的短期行为。”张余胜说。按照规划，“十一五”期间，甘肃全省将建成农家书屋1.6万个，实现全省行政村100%全覆盖。

（来源：2010年7月29日《光明日报》）

5.阅读“城乡鸿沟”正在缩小

——甘肃省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系列报道之一

王晶晶

王永明第一次走进农家书屋是2008年11月20日下午，那是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苦水镇大路村农家书屋开张的第一天。刚从县上拉来的图书正在上架，闻讯而来的村民围在书架前。王永明抽出一本《养猪与猪病防治手册》，成为这家书屋的第一个借阅者。这本416页的书，他用3天时间看完了。

“光养猪的书就有这么多，不知道看哪本才好，就一本接一本地看吧。”王永明攥着新借的《现代实用养猪技术》，笑着说。

大路村农家书屋是2008年甘肃省新建的4000个农家书屋之一。自2005年率先在全国试点实施农家书屋工程以来，至今，甘肃省共建成农家书屋4600个，覆盖全省14个市州82个县区的1094个乡镇。

“农家书屋工程对于解决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欠账问题，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和谐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张余胜这样说。

三代人的读书记忆

12月6日中午，榆中县金崖镇邴家湾村，书屋的门被推开了，一个戴浅蓝色毛线帽的小姑娘探进身来。“就是这个娃，”正和记者聊天的书屋管理员周玉中说，“学习好，刻苦，看书看得认真。”

小姑娘叫王雅琪，小学三年级。她径直走到摆放儿童文学的书架前，蹲下身，抽出一本书角已经卷起并发黑的粉色封面图书——《特别111＋1个中国本土童话》。“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她告诉记者。

中午，阳光还是照不进这间40平方米的房子，但在拥有14个书架、4900册图书的农家书屋里，铁炉发出阵阵暖意。就在王雅琪走进书屋前，两个女孩刚办完借书手续离开，两个男孩则一直在窗外探头探脑，看见屋里坐着生人，一闪身就不见了。

王雅琪在木桌前坐下，故事书摊开，两只手肘规规矩矩地架在桌子上。“她经常在这里一看就是一下午。”

“没有书屋的时候，妈妈从外地买书回来。”王雅琪说。

邴家湾距离兰州市区有40分钟的车程。一位叫冒雪雯的小姑娘说，以前，她们只能去兰州买书，每个月一次。

2005年，为解决农民群众“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问题，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在全国率先试点并启动实施农家书屋工程，邴家湾书屋就是第二批试点中的一个。这比农家书屋工程在全国铺开提前了一年。

夏天的晚上，是邴家湾书屋最热闹的时候。“学生娃爱看学习方面的书，老人喜欢看古书。”59岁的周玉中说。截至2008年年底，这样的农家书屋在甘肃省共建成4600个。

据这里的文书郑极安介绍，邴家湾人均耕地0.15亩，因土地被征用，许多农民外出务工，在家的农民又没事干。农家书屋的出现成为农民闲时的新去处，“在兰州打工的人回来，也到这里借书。在外边的时候，他们就打电话办‘续借’。”周玉中说。

在郑极安看来，他们那时的读书环境和这一代青少年没法比。这位生在邴家湾、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的年轻人回忆，在他小时候，学校没有经费买书，看书只能去镇上的文化站，“地方很小，很多书的思想都过时了，翻开书后面一看，标价还是几分钱的那种。”

而在定西市李家堡镇李家堡村史正常的回忆中，他们的读书经历则更“传奇”。这位55岁的书屋管理员告诉记者，小时候看书只能去镇上新华书店。一次，史正常兄弟姐妹8人到镇上新华书店时看中一本连环画，9分钱，但他们8人每人身上只有1分钱，凑起来还不够，最后，书店售货员帮忙补上这1分钱，他们才带着连环画回了家。“印象太深了。”史正常感叹。

现在，建在史正常家的农家书屋共有图书3200册。书屋刚开张时，他到村里的学校找校长宣传，“要告诉他们看书是免费的。”

这个20平方米的农家书屋挤掉了村里路边租书摊的生意——“租一天4毛钱，都是些色情和凶杀的书，错别字还特别多。”记者走进李家堡村农家书屋时，几个男生正排队办借书手续，他们怀里抱着的，是精装的SNOOPY画册和关于海豚的百科知识丛书。至少在这群孩子身上，阅读的“城乡鸿沟”正在填平。

人群涌进书屋

初中二年级的安潇潇说起话来两颊绯红，她声音虽小，却很清晰地描述了2005年12月27日，安坪村农家书屋“开张”时的情景。书送到那一天，“场面很大，大家都围着看，坡下也站满了人”，一些村民还以为这是私营的。那一天，住在书屋对面的安潇潇也跟着人群走进这间开在农户家里的农家书屋，这间小屋里的1183册图书见证了这个村3年来的变化。

建农家书屋的设想是在2005年7月，甘肃省新闻出版局调研图书基层发行网点的过程中产生的。深入基层后，出版局工作人员发现，农民有看书的需求，但书价太高买不起。一位老中医说，他遇到问题时，都是去镇上的新华书店翻书。

让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袁爱华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农户家里的大电视。“他们家很穷，最显眼的就是那个大电视。当时我们很感慨，你看人家‘村村通’工程做得多好，我们新闻出版能为农民做点什么呢？”但那户人家的孩子告诉袁爱华，电视平时是不能看的，因为费电，母亲只允许他在周六、日看一个少儿节目。

“这对我们是个启示。”袁爱华说，“虽然乡镇文化站也有书，但农民很少去，他们不可能做完农活，拿着铁锨牵着牛到乡政府去。如果我们能在农村办书屋，农民不用花钱、不用出村子，就能看书了。”

2005年，甘肃省在兰州、定西、天水三地15个行政村进行试点，启动农家书屋工程，安坪村的农家书屋就在这15个试点之中。

60岁的安应德刚被评为天水市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据他回忆，书屋刚开张那天，村里的乡亲还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他们还以为是卖书的。”村民们问他：“这是干啥的书？借的时候咋弄？要不要租金？”

安应德戴上眼镜，带记者到靠墙摆放的两排书架前，摸着书脊说：“农业科技类和学习辅导类是借得最好的。你看，这几本书的皮儿都看破了。《新三字经》和《智慧故事金典》，学生娃最爱看，争都争不上。”

2006至2007年，甘肃省农家书屋工程试点逐渐铺开，包括邴家湾、李家堡在内的600个农家书屋落成。也是在2007年，新闻出版总署会同中央文明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家人口计生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印发〈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农家书屋工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在榆中县冯家湾农家书屋，记者看到，一个名叫冯菲菲的小姑娘，96格的借书证在一年时间里已经全填满了。这里的书屋管理员金霞说，孩子们看起书来经常忘了时间。一天中午，金霞要回家做饭，正在书屋看书的初二年级学生冯俊霞对她说：“阿姨，你是不是要锁门啊？要不你把我反锁在里边吧。”

改变来自“精神家园”

至今，甘肃省天水市文化文物出版局局长苏定武仍清晰地记得，2004年收到一封来自咀头村村民刘文杰的信。信中写道：我喜欢看书，但买不起书，希望局里能捐一点书到农村。

“我对书籍很有感情。”苏定武说，“上小学时赶上‘文革’，那时村里谁有本好书，都是你两天、我三天借着看，经常还要用毛主席像章来交换。那些书拿到手里时，也都是前无封面后无封底了。”

苏定武将办公室书架上的书送给了这位村民。2005年，农家书屋工程的试点工作在天水市进行，刘文杰几次写信希望成为一名图书管理员，他的愿望，已经随着农家书屋试点的铺开实现了。

改变不仅如此。

在读者登记簿上，安坪村农家书屋的第一个读者叫安自生。安自生的妻子很早去世，他带着两个孩子生活。据村民安会芸回忆，以前，安自生喜欢打麻将，见了人也不太爱打招呼。现在，他喜欢看书了。借阅簿上显示，那一天，安自生借的是《资治通鉴》。

张余胜认为，农家书屋的建成和使用，在促进农村‘三个文明’建设、培育新型农民、促进乡风文明、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农民学知识、学科技的人多了，打牌赌博的少了，读书看报的“味”浓了，他们称农家书屋为“精神乐园”和增收致富的“参谋部”。

在书屋管理员史正常看来，书籍的作用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农家书屋不像修房铺路。房子马上就能建起来，一本书却不可能立马改变什么，但在无形中，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12月17日，甘肃省2008年建成的4000个农家书屋正式挂牌。在大路村农家书屋里，村民王永明告诉记者，现在娃在兰州上学，寒假回家时，也要让他们到书屋来看看。

（来源：2009年1月6日《中国青年报》）

6.4600个农家书屋是怎样建成的

——甘肃省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系列报道之二

王晶晶

2008年11月20日，大路村农家书屋终于开张了。在书屋管理员成克辉印象中，自从2007年村里传闻要建农家书屋后，总有村民向这位村文书打听，书屋什么时候能建成、什么时候可以来借书。那一天，书屋的图书正在上架，就有四五位读者过来办了借书手续，他们成为大路村农家书屋的第一批读者。

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苦水镇大路村农家书屋，是甘肃省2008年建成的4000个农家书屋之一。自2005年甘肃省率先在天水、定西、兰州3市15个行政村试点实施农家书屋工程以来，3年时间里，甘肃省农家书屋的数量已达到4600个。这意味着，农家书屋在这片43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800万农民群众间真正扎下了根。

从15个到4600个，数字变化的背后，是一个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全国倒数第二的省，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方面作出的艰辛探索。

一次调研促成农家书屋雏形

党的十六大后，新农村建设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在农村，文化领域有乡镇文化站，广电系统有‘村村通’。但农村新闻出版这块，我们的工作没有抓手。”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袁爱华说。

2005年7月，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到基层调研图书发行网点状况，反馈上来的情况是严峻的：甘肃省16700个行政村，仅有600余家农村图书发行网点，覆盖率仅为4%。这些网点全部设在乡镇一级，平均每3个乡镇才有一个网点，而行政村一级，则没有一个图书发行网点。

这600个图书发行网点生存状况也令人担忧。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提供的数据显示，除了学生教科书，平均每10名农民一年才购买一本图书。“书价高，买书的人少。一个书店至少要配6个人，书店的营业额根本无法负担自身的运营。”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农家书屋建设管理办公室一位负责人说，“这些网点逐渐就萎缩了。”

图书发行网点萎缩，乡镇文化站远离农民生活，同时，那些社会捐赠的图书，很多都是出版社库存图书，农民看不懂、用不上。当时流传的一句话记录了真实的状况：“年年送书下乡，年年还闹书荒。”

基层调研的一个多月里，新闻出版局的工作人员成了天水、定西等地农村的常客。让这位负责人至今难忘的，是在天水市清水县的调研。当他们走进一户农家时，发现屋里没有一本书，只有几本课本装在孩子的书包里，之前用过的课本都已经拿去卖了钱。

这种现状，促使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想要建设真正能吸引农民、服务农民的文化阵地。农家书屋建设的想法就这样诞生了。

“我们给它起了很多名字，大地书屋、农民书社、小康书屋等，最后选了‘农家书屋’。当时就确定，农家书屋一定要建在行政村，要建在农民最方便的地方。”袁爱华说。这个时候，农家书屋以“农民为主体”的原则已经确定。

“一开始就遇到棘手的资金问题”

“三年来，农家书屋每走一步，都遇到困难。一开始的困难，就是资金。”袁爱华感叹说。

甘肃省第一批试点的15个农家书屋建设经费，全由省新闻出版局支出，共计20万元。“这真是挤出来的钱。”袁爱华说，“没有项目，任何地方不可能给你钱。”同去调研的新闻出版总署发行司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如果甘肃省能把这个工程做起来，我能做的也就是通过发行司找出版社给你们捐一点书。

“开会研究时，我说，要把农家书屋做成全国工程。在当时看来，这是一种奢望，我只是想鼓舞大家的士气。”袁爱华回忆说。

最难熬的2005年终于过去，2006和2007年，甘肃省连续两年给予农家书屋工程资金支持，共计300万元。2008年，中央财政拨出6亿多元专项资金用于农家书屋工程建设。这一年，甘肃省政府决定把建设4000个农家书屋列入甘肃省政府为民所办的“14件实事”，这一决定为争取到占全国资金总额10%的6400万元专项资金起到决定性作用，经费难的问题终于解决。

尽管农家书屋工程获得国家财政支持、列入甘肃省政府为民所办的“14件实事”，但基层资金配套仍是难题。

甘肃省农家书屋工程实行的是三级建设目标：省一级负责出版物配备，市县一级配置农家书屋设备，村镇出房屋和人。

按规定，西部农家书屋工程的图书资金，80%由中央财政拨款，20%由地方承担；配套设施，如桌椅板凳等则由市、县区负担。如果以每个书屋2.5万元的资金配备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即由省上配套两万元码洋图书，市、县区配套5000元的配套设施及相关费用。

以天水市清水县为例，2008年建设100个书屋，需要总投资25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筹集160万元，省财政筹集40万元，市配套15万元，县区配套35万元。35万元，对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并不是小数目。“越到下边越困难，到位资金紧张得很。”天水市文化文物出版局局长苏定武感叹说。

在苏定武看来，把农家书屋纳入地方政府为民所办的实事中，有助于从政策上保障地方配套资金的落实。

“更大的考验在后面”

书屋建起来不容易，如何真正发挥作用，则是更大的考验。

选址、选人、选书被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农家书屋建设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称为重要的三个环节。

甘肃省地理环境复杂，有时调研一个点，就要花一整天时间。天水市文化文物出版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说，2008年8月，省里才确定天水市要建500个农家书屋，这就意味着要在短时间内跑完500个点。在路况不好的乡村，有时连车都开不进去。一次，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农家书屋建设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去陇南调研，车开不进村子，只好下车，改骑毛驴才进了村子。

据大路村农家书屋管理员成克辉回忆，这一年，他经常看到农家书屋工程的相关负责人员下来调研。“检查房子、书柜和里面装的东西。”成克辉说，他遇到这样的调研和检查大概就有七八次。

图书书目的制定同样工程巨大。2005年甘肃省第一批农家书屋建成时，每个书屋配了800本图书——大多由社会捐赠。这些捐赠图书中，有一些是政治类图书和学习材料。袁爱华还记得，那时去几个书屋验收，一眼看过去，书架上全是副本，都是一本书。“这提示我们，书目的制定是最重要的。”袁爱华说。

“农家书屋能否长久存在，能否得到农民喜爱，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配好书。配好书，是农家书屋生存的生命线。如果配的都是出版社的库存书，我们都不爱看，农民怎么会去看呢？”袁爱华说，“从2005年到现在，我们一直没有停止做书目单的工作。”

如何从书海中选出适合农民阅读的书？农家书屋建设管理办公室负责制定书目的负责人说，仅因书目一事下去调研，就已经跑了十多次。通过多方调研，省新闻出版局农家书屋建设管理办公室最终确定书单——《农家书屋出版物配置目录》。

自2005年至今，农家书屋出版物配置目录一直在调整。农家书屋建设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去河西调研后，发现农村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了，留在家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于是，他们将配备图书的比例进行了调整：适量减少农业科技类图书，青少年读物则增加了。今年，农家书屋出版物配置目录共做了5套，根据各地地理、民族情况不同，配置的书目要加以区别。

“我们就怕把这个东西搞成政绩和形象工程。”袁爱华告诉记者。为此，2008年，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先后3次派出9个调研组赴14个市州对各地农家书屋工程建设情况进行检查和调研，最近，他们正在筹划派7个工作组对2008年新建的4000家书屋进行验收。

“农家书屋的建设，我们并没有什么模式，只要能把事情做实就行。如果书屋建起来，门却天天锁着，最后伤害的是农民的感情。”甘肃省农家书屋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刘伟说，“树人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取得成效，要坚持下来。如果一个村，能培养十个、八个读书爱好者，我们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来源：2009年1月7日《中国青年报》）

7.“不仅仅是建个书屋这么简单”

─甘肃省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系列报道之二

王晶晶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大路村村民王永明已经从农家书屋借走5本书。这个2008年开始养猪的农民最喜欢看的就是养殖类图书。“看了这书，知道猪生病该吃啥药了。”王永明说。

兰州市榆中县金崖镇冯家湾农家书屋管理员金霞也告诉记者：“以前，村民不知道肥料的真假，现在看了书自己能认了；种的瓜生了虫子，自己也能分辨，不用再到县上去找专家了。”

“真正产生效应，可能要到10年后”

在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张余胜看来，农家书屋工程作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直接服务于甘肃省1800多万农民群众，具有覆盖面广、受益者众、影响深远的特点，对于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有着重要作用。

安坪村书屋管理员安应德曾做过一个统计，3年来，安坪村农家书屋共接待借阅群众5200人次，借阅图书中，借阅次数最多的是农业科技类、文教类图书，其次为文学类、儿童读物。安应德说，40至50岁的人占借阅群体的50%，其次是中小学生，约占20%。

“一到中午，学生下课，人就特别多。”冯家湾农家书屋管理员金霞说。安徒生童话、作文选，这些借阅率最高的图书，封面和书角都有些破损，有的已经被看“厚”了。《淘气包马小跳系列》、《马丁的早晨》等在城市青少年间流行的童话故事，《日瓦戈医生》等外国经典文学著作，《秦腔》、《芙蓉镇》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这些与城市阅读内容几乎平行的图书，正逐渐将阅读的“城乡鸿沟”填平。

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袁爱华认为，农家书屋真正产生效应，可能要在10年之后。“我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这不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改变的。”袁爱华说。

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农家书屋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刘伟认为：“这批孩子看了一本书，这本书会潜移默化改变他的一生。急功近利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

“我们是在巩固文化阵地”

袁爱华告诉记者，刚开始建农家书屋时，其实只是一个很单纯的目标——新闻出版要为新农村建设、为占甘肃省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服务。“4600个农家书屋建完之后，我们的感觉和过去已经不一样，应该跳出作为一个部门给农民做事情的想法。农家书屋工程不仅是建一个书屋那么简单，我们要把它作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来做。”

正如李家堡村村民史正常所说，村里路边租书摊上的盗版书、凶杀色情类图书一度是村民所能接触到的主要阅读素材。更严峻的是，在藏区，宣传“藏独”的光盘大量流传。“人们的思想一旦被这些占据，即使经济搞得再好，也很危险。”袁爱华说。

与此同时，多年来农村自治组织村委会发展相对松散，农村家庭单元管理的井井有条与农村公共事务管理的混乱和无人负责形成鲜明对比。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农家书物建设管理办公室负责人认为，建在村委会的农家书屋有利于加强村委会作为农村文化中心的作用，增强村委会在村民间的凝聚力。

2008年，4000个农家书屋的落成巩固了农村文化阵地，同时，这也意味着农家书屋工程新一阶段工作的开始。

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农家书屋建设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者，下一步的工作即是对农家书屋进行规范化管理，包括对早期试点期建成的农家书屋中的出版物进行更新。

2009年，甘肃省农家书屋工程进入规范化建设阶段。袁爱华告诉记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农家书屋硬件和软件的问题。如果说图书更新尚属硬件建设范围内，那么日益突出的图书管理员报酬问题，则是农家书屋管理工作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

新的倒计时，已经开始

甘肃省农家书屋工程的主要建设模式是村委会主导型和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型。被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联合表彰的农家书屋管理员史正常，它所管理的农家书屋就是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类型。然而，农民自我管理型的农家书屋有一个现实问题是，房子、电费、冬天烧的煤都由农户自己出，如果这是一个长期做下去的工程，必然要考虑管理员的补助问题。

“给不给、哪里给、如何给？这些都是问题。”天水市文化文物出版局局长苏定武说。

天水市目前尝试的做法是“以奖代酬”。2008年10月，天水市文化文物出版局作出“关于表彰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的决定”。安坪村农家书屋管理员安应德就在表彰之列，奖金500元。

尽管农家书屋的成功典型中，不少是属于农民自我管理的类型，但实际上，在已建成的4600个农家书屋中，村委会主导型还是占绝大多数。在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农家书屋建设管理办公室负责人看来，农家书屋是农村思想文化阵地，阵地建在哪儿至关重要。“农家书屋工程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后，还是要以村委会主导型为主。”

与此同时，其他的问题也浮出水面。“有的地方觉得，农家书屋就是我引进的一个项目，他们不把农家书屋作为一项惠民工程来抓，而是看作形象工程或作为引资项目来对待。”袁爱华说。此外，有的区县不顾实际，只追求多建书屋，而对书屋的质量重视不够；有的地方，农家书屋成为摆设，领导来时才开门。张余胜说，下一步要探索农家书屋有关合理选址、管理人员选择、管理人员待遇、图书交流更新、作用发挥以及长效机制的监理等问题。

2008年10月12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要“建立稳定的农村文化投入保障机制，尽快形成完备的农村文化服务体系”。

“农家书屋工程是农村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长期任务。‘十一五’期间，甘肃省将建成1万个农家书屋，覆盖甘肃省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口。”张余胜这样说。

从4600个到1万个，新的倒计时，已经开始。

（来源：2009年1月8日《中国青年报》）

8.农家书屋照亮农民致富路

梁长春狄多华张鹏

53岁的什字村农民冯俊才在10月的第二个星期便开始割糜子了。镰刀经过的地方，便倒下一大片糜子。辽阔的什字塬上长空如洗，寂静得只听见镰刀簌簌作响的声音。偶尔，经过的羊群一阵“咩咩”的浅唱，引来黄牛“哞哞”的悠长附和。

什字村位于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香莲乡。冯俊才家的地和村部就隔着一条马路。往常，干完活，他必定要顺路到设在村部的农家书屋去瞅瞅，“就像去走个亲戚，串个门”，翻翻报纸，看看科学种田的书。仅有小学文化的他，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还要找人问问。

对什字村的人来说，这个不大的书屋，连接着他们与外边的世界。这个占地30多平方米的屋子，藏书3000多册，涵盖了政治、历史、科技、文化、法律等各个领域，还有15种报纸、杂志。

这个黄土高原上海拔1650多米的村庄，凭着可怜的降雨，靠3806亩耕地养活着180户727人，人均土地5.2亩。土地不算肥沃，收成全看老天的脸色。

历史在这里仿佛是静止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五谷杂粮，养六禽牲畜。当然，农民也用现代化的机械，提醒你这里还是一个21世纪的村庄。

对21世纪初的中国来说，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某种程度依然在延续，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每年如候鸟般在家乡和工厂间迁徙。地理封闭的什字村亦被裹挟在这股历史的洪流中。

43岁的张世广，脸上爬满了皱纹，外貌看上去要比他的年龄苍老许多。早在20世纪90年代，张世广就曾到陕西的建筑工地上打过工，属于村里第一拨见过世面的人。如今，他不到18岁的儿子和女儿分别在北京和广州打工。

对从黄土地上走出去闯荡过的农民来说，外面的世界和人生的阅历让他们深刻感悟到，要想摘掉贫困的帽子，必须首先摘掉文化“贫瘠”的帽子。

仅有初中文化的张世广对此感受尤为深刻。他将家里所有的书像宝贝一样锁在抽屉里。打开这个抽屉，里面有户口本、结婚证、土地证还有关于缝纫裁剪、家具图谱等的实用书籍。这些几乎是这个家庭最重要的东西。

在什字村农家书屋建成的两年多里，已有3000多人次借阅过图书。读者从年龄最长的86岁老人到年龄最小的小学三年级学生都有。村里爱读书的老人刘信，经常到书屋一待就是两三个小时，一本厚厚的《三侠五义》，他用8天便看完了。借阅频率最高的，大多是实用技术方面的书，比如《育肥猪填配方法》、《养猪新技术》、《农药的安全使用》……

最喜欢书的，当然还是孩子们。孩子们借的书，许多和城里孩子读的同步，比如印刷精美的《淘气包马小跳》、《神奇魔法师哈利·波特》……

孩子们大多时候是下午放学后才来，书屋的管理员刘振彪经常被孩子们生拉硬拽去开门。尽管此时书屋的开放时间已经过了，但刘振彪还是会乐呵呵地答应孩子们。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什字村村委会主任。这个图书管理员，完全是义务的，没有一分钱的报酬。他可以一口气说出经常光顾书屋的那些孩子的名字：刘祁利、刘亚利、刘莉莉……

刘振彪笑着告诉记者，2011年，什字村考出去4名大学生。

自从这个书屋建成以后，什字村发生了一些变化。村里聚众打麻将的、打架斗嘴的少了。乡政府的干部甚至用“夜不闭户”描述这里的治安状况。从某种意义上说，农家书屋成了什字村公共文化生活中心。

对养猪大户张世广来说，书屋里的书给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养了20多年猪，张世广现在才开始懂得科学养猪的道理。他开始精打细算投入的饲料与猪出栏时间之间的关系。他拜书为师，自学成才，从平凉城的兽医店里买了大量的常用药放在家里，猪生病，他自己给猪打针吃药。

在自家小猪哼哼乱拱的猪圈，张世广笑着说：“需要啥，骑自行车去（书屋）翻着找啥，这比请兽医便宜多了。”今年，用卖猪的钱，张世广盖起了4间砖瓦房，现在正等着粉刷。受他的带动影响，什字村已经有几家农户开始规模化养猪。

这是香莲乡党委书记丁正清十分愿意看到的。在他的身后，摆放着香莲乡崭新的“十二五”产业规划图。在这个乡党委书记的谋划中，香莲乡将重点打造果菜业，同时大力推广种薯扩繁。但他明白，搞现代化农业，最难的是如何改变农民的传统观念。“书屋的存在，无形中制造了一种气场。有农民从书籍里找到了致富的门路，便能‘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丁正清说。

什字村的农家书屋仅是甘肃已经建成的14930个农家书屋中很普通的一个。从2005年在15个行政村试点开始，农家书屋从甘肃发源，已成为全国面向农村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

在整个中国，已建成的约40万个农家书屋犹如一盏盏明灯，用知识之光点亮了致富路，让农民“富了脑袋富口袋”。农家书屋成为国家文化利益在广大农村进行社会生活均等化合理配置的最好例证。据了解，未来一两年农家书屋有望覆盖全国所有的行政村。这项文化工程真正将文化资源下沉到了乡村，真正方便了农民，也因此受到了农民的喜爱。

随着一批又一批书屋的相继建成，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采访中，新闻出版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两个问题正在凸显：一是书屋的管理员，绝大多数是兼职，没有相应补助，缺乏稳定性，管理难度加大。二是图书报刊的更新问题。每个书屋的图书报刊均为一次性投入，时间久了，不能更新，便会失去吸引力。下一步，这项被誉为“文化粮仓”的文化工程如何发挥持久作用，正在考验政府智慧。

对此，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张余胜认为：“要实现农家书屋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顶层设计，应该将农家书屋的可持续建设上升到国家政治利益阵地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和统筹，不断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度，实现农村文化阵地建设的稳定性、长效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工程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激活作用。”

（来源：2011年11月07日《中国青年报》）

9.服务“三农”鼙鼓响农家书屋出陇原

王立强

在甘肃新闻出版业30年历程中，一个特殊的亮点就是开创并实施了农家书屋工程。这一工程集中体现了甘肃出版人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满腔热情践行科学发展观、倾力服务社会的自觉自为意识。

党的十六大以来，全国上下敲响了服务“三农”的鼙鼓。甘肃出版人闻“鼓”起舞，开始持续唱响“农字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添砖加瓦。在连续下乡服务和调研过程中，甘肃出版人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感情不断升华，从而为诞生农家书屋工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2005年，在大量调研论证基础上，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决心实施真正解决农民“看书难”这一老问题的农家书屋工程。这一全新思路的关键突破点是，它一改以往总是把书屋建在乡镇、离农民太远的做法，直接把书屋建在行政村或者农户家。当年12月，经新闻出版总署的首肯和大力支持，甘肃首批试点的16个书屋在定西、天水等地建成，一出世便立即引起社会各方高度关注。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两次对甘肃的这一做法作出批示，要求将之列入“十一五”农村文化建设规划中。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农家书屋与“村村通”等工程并列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任务之一。新闻出版总署连续两次在兰州召开全国新闻出版服务“三农”工作会议，又牵头组织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农家书屋工程……就此，发端于甘肃的这一文化星火迅速在神州大地形成燎原之势。

由于农家书屋工程具有实实在在的服务上的“含金量”，又基本由政府“埋单”，就很快得到全省广大农民群众和各级政府满腔热情的欢迎。2006年到2007年两年间，全省已建成书屋600余个；2008年，工程进入快车道，年内将完成4000家书屋的建设任务。按规划，到“十一五”末，甘肃全省将建成1万家；而到2015年，农家书屋将覆盖全省所有15000余个行政村。

在全国最早起步的甘肃农家书屋工程，曾在工程的指导思想、设施配备、运作程序、管理制度及社会认捐办法等诸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拓荒性的工作为兄弟省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起始的模式范本。目前，在甘肃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甘肃省农家书屋领导小组业已成立，并在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内设立了专职的农家书屋工程办公室。下一步，甘肃各方将进一步完善对农家书屋的一整套有效的管理制度，不断探索和建立永葆其青春的长效机制，争取在全国继续当好“排头兵”，在新闻出版业服务社会方面不断有新的作为。

（来源：2008年12月1日《中国新闻出版报》）

10.甘肃：4000农家书屋如花绽放

王立强

2008年，在甘肃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史上，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受“5·12”四川汶川大地震波及，甘肃陇南、甘南、天水等市州的众多县市成为重灾区，全省已建和在建的1286家农家书屋受损，致使整个工程连带受到严重影响。但就在这大灾之年，全省农家书屋建设却迈开大步，奇迹般地建成4000家，为陇原大地绽放起一簇簇绚丽的精神文明之花！

在此之前的两年间，甘肃较早实施农家书屋工程并建成书屋600余家。如今，全省累计建成书屋数量已达4600多家，几乎占到全省1.5万个行政村数量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甘肃在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上继续充当着“排头兵”。不凡的表现必定有着不俗的作为，从而吸引着业内同仁关注的目光。

震灾面前迎难而上

突如其来的“5·12”大地震，使风生水起的甘肃农家书屋工程建设遭受重创。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甘肃省新闻出版局领导对工程重建和新建提出“抗震救灾，迎难而上”的方针和动员令，并身体力行，率先奔赴灾区前线指挥。

5月中旬至6月初，省局副局长袁爱华等领导先后率队，分别到灾情最严重的陇南、甘南等地，深入到一个个被震坏的书屋实地察看了解，慰问当地相关人员尤其是书屋管理员，对灾害造成的具体损失作统计调研，并与各方人员共商恢复重建大计。

2008年7月12日,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向武都区灾区捐赠农家书屋5个，捐赠价值十万元的图书、书架。

7月9日至15日，省局张余胜局长再次率队前往灾区慰问并重点调研灾后重建工作。此行中，调研组带着新闻出版系统职工的深情厚谊，特意向陇南、甘南、天水灾区捐赠35家农家书屋，其价值70万元的图书和书柜也随队运抵，直送书屋。

在与当地一个个县市的领导们交流中，张余胜都充满感情地表示：灾难无情人有情，我们将对灾区的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给予倾斜！调研组一行不畏辛劳的实地慰问和实实在在的支持，使当地各方人士都深受感动，纷纷表示要在大灾之年把书屋工程搞得更好。在受灾最严重的陇南文县，县长张宏当场表态：在我们全县灾后重建的53处集中居住点和12个示范点里，保证每个点腾出一间房屋供开设农家书屋用！

之后，甘肃省局在制定本省业内的灾后重建规划纲要时，也将农家书屋工程专列其中，同时提出了“不但要完成恢复重建，还要大规模发展提高”的更高目标。这一“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气魄，极大地鼓舞了全省各地书屋建设的士气。

精心筹划求实创新

甘肃的农家书屋工程在创始时，就曾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工程的建设实施原则、规章管理、选书配书以及社会捐助办法等种种基本运行方式上，为各省市拿出了基本范式。今年，他们的工作更为扎实突出，也更具创新性。

第一，从年初开始，局党组就抽调机关各处室人员，先后分3次派出9个调研组分赴全省14个市州，对各地工程建设情况进行检查调研，尤其了解各地对已建书屋的管理和拟建书屋配套设施落实的情况。在此基础上，该局最终集思广益，确定了《甘肃省2008年农家书屋工程实施计划》。随后，又制定了今年4000家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任务目标、时间要求和建设标准，落实了责任、进度和质量。

第二，省局于9月23日召开全省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工作推进会，全省14个市州及部分县区文化出版局负责人与会。会议全面总结了全省农家书屋工程实施以来的工作，通报了今年前8个月工程进展，讨论分析了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形势，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了安排部署。会议通过对农家书屋工程建设意义的强调，代表们统一了思想，热情高涨，都纷纷争立“军令状”，表示要不等不靠，坚决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建设任务。

2008年12月，甘肃省2008年4000个农家书屋建设任务圆满完成暨农家书屋授牌仪式。

第三，根据该省两年多来的实践，始终抓紧对书屋管理员的培训指导非常重要，各地也有了不少成功的做法和经验。今年，4000家书屋拔地而起，落实硬件固然重要，但培养合格管理员更是迫在眉睫。省局就此未雨绸缪，作了对书屋管理员分期分批培训计划和安排，并将任务分解到各地文化出版局，而省农家书屋办公室也已派出得力人员进行指导。

此外，一些创新之举令人称道。如，为保证工程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省局会同省财政厅实施了书屋出版物配送面向全国的招投标。中标的甘肃省新华书店，动员全行业职工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在11月中旬后的连续半月时间内，以最快速度将价值9000多万元码洋的图书和音像制品分送到4000个行政村的书屋，博得社会一片喝彩。

另一创新更受农民群众欢迎，那就是下工夫抓了对书屋出版物目录的编制。在多次调研汇总及倾听各方意见后，省局组织人力新修订编制了适合该省情况的书屋出版物目录。它有几个特点：为解决图书更新问题，将目录分为必备目录和可交换目录；针对省情，把全省大致分为西部、东部、中南部三个区域来配置不同内容的农科类出版物；针对该省多民族特点，专门制定了藏族和回族地区出版物配置目录；另外增加了出版物的数量和种类，品种上增加了音像制品和报刊读物，规定每家书屋图书1400余种、1800册，音像制品175种，报刊17种。

2008年12月，甘肃省2008年4000个农家书屋建设任务圆满完成暨农家书屋授牌仪式。

十四市州各显身手

今年，甘肃的农家书屋工程呈现走热态势，各市州相关部门也热情高涨，积极配合，工作上各有千秋。

兰州市把农家书屋建设列为全市打硬仗规划项目之一，并将其与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结合进行。白银市的一整套管理制度和办法堪称完整规范，还在每家书屋都建立了一支由市局主管科室负责人、县区局分管局长、县图书馆骨干及书屋管理员组成的四级监督指导和辅导员、管理员队伍。陇南市完善书屋建设帮扶机制，竭力推进企事业单位与书屋结对子，对书屋的方方面面进行长期帮扶。天水市重视对农家书屋的典型引路和示范推广，不但市政府组织召开全市书屋工程建设现场会，麦积区和武山等县区政府也组织各乡镇领导和村支书到试点书屋学习取经。处于雪域高原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则因地制宜在全国率先搞起“农牧民书屋”，并在书屋内配备一些文体娱乐器材，颇受农牧民欢迎……

通过各地各级建设农家书屋的大合唱，甘肃已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管理书屋经验，如书屋的责任制目标管理、书屋选址的原则、书屋要发挥好作用的理念和须知等等。尤其在整合利用现有资源上提出的“五个结合”，即书屋建设与新农村建设规划布局、与全省“百县千村”工程建设、与党的基层政权组织建设、与乡村文化活动室、与农村远程教育及文化资源信息共享工程建设结合，确实是相互借势、避免重复浪费的从长计议之举。

年末的12月21日至28日，甘肃省局领导及机关干部抽出20多人，组成7个小组分赴全省各市州的重点农家书屋检查调研，重点在督察各书屋的出版物配送情况及各市县对书屋的配套设施装备情况。经检查验收，绝大多数市州实施和到位情况良好，表明全省今年4000家的建设任务如期圆满完成。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甘肃今年4000家的攻坚战意义深远。上了这个台阶，意味着为最终农家书屋覆盖全省所有行政村的目标奠定了一个扎实可靠的基础。据悉，甘肃明年的建设任务依然是4000家，人们相信在如此利好的形势下，他们依然会高歌猛进。

（来源：2008年12月31日《中国新闻出版报》）

临潭县古战乡农牧民书屋铜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