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聚・友谊・交流

欢聚・友谊・交流——参加国际档案大会及会后参观活动侧记

何嘉荪

金秋时节，蓝天白云，阳光满地。我于8月末来到北京参加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举目望去，北京的主要街道上，到处悬挂着欢迎各国档案界朋友的巨幅标语，北京的普通市民也几乎无人不知将要举行的大会。我立刻有一种沐浴在节日气氛中的感觉——尽管我很清楚，来北京并不是为了过节，迎接我们的将是十分繁忙的日日夜夜。

想不到来源原则在中国有了新发展

参加大会，对我来说有三大任务：一是代表中国档案学术界在自由论坛上以主发言人身份作学术报告；二是担任大会的西班牙语翻译；三是会见老朋友，结识新朋友，与国际友人进行广泛的交流。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第一项。

早在年初，我就根据大会组委会的要求，开始撰写英文和中文两套发言稿，准备送加拿大蒙特利尔和中国北京审查。分给我的论题是“近来的综合性档案学教材——共同的领域不同的观点”。讲什么好呢？我想，我国档案工作的规模和水平、馆库建设等，外国友人只要来参观就能有大概的了解，唯独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水平和深度以及能够反映这种水平及深度的档案学教材的状况，由于语言障碍等原因，恰恰是国际档案界最不了解的。欧美发达国家的人们，总以为什么都是他们先进，档案学理论研究亦然。我出国考察过，故对这一点深有体会。正因为如此，我决心在讲稿中重点介绍我国的档案学研究成果，尤其是我们在档案学最基本的核心理论——来源原则（即全宗理论）研究方面的新进展。

大会正式开幕前，即9月1日下午，我们所有自由论坛各场讨论会的主持人和主发言人在一起举行预备会议。会上除自由论坛负责人丁文进同志（中国档案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及其助手兼翻译周文芳小姐外，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另一位沈丽华女士缺席）。会议主要由自由论坛的另一位负责人、加拿大魁北克省国家档案馆的米诺托先生主持。他同时用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讲述有关问题，其他参加者也都只用这两种语言发言。可惜我的英语笔头还行，听力和口语却很差劲，有些话听不懂，而周文芳小姐又坐在较远的地方，我根本听不见她偶尔轻声译给丁文进同志听的任何话。幸好，旁边坐着我将要参加的那场讨论会的主持人、以色列巴朗大学讲师西尔维娅・桑科乐维斯基博士，她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经她译成西语，我才完全听懂会议内容。

我是9月1日上午认识西尔维娅博士的。当时我们一起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参加国际档案大会的会前会——教育问题研讨会。会中休息时，她听见我用西班牙语与人交谈，就主动过来与我打招呼，说她早就听说过我的名字，也看到过我主编的《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一书的内容目录（1994年我在西班牙时曾将该书各章节的标题译成西班牙文，存放在西班牙国家档案文献情报中心），现在听到我能讲西语，就猜测我一定是杭州大学的何嘉荪。我则惊讶她作为以色列人，怎么会讲如此纯正、流畅的西班牙语。原来她出生在阿根廷，后来作为犹太人才移民回以色列，怪不得她的西语比英语棒得多。

自由论坛一共分7场讨论会，我参加的那场于9月4日下午举行，前来参加会议的代表比较活跃。首先由芬兰国家档案馆的P．拉斯达斯女士做报告，她主张编写全世界能通用的档案学教材。然后轮到我。我除了对比中外教材的一般不同点外，重点介绍了我国专业档案馆中的档案，大多是按工程项目、产品型号等分类的。这种分类方法从表面看是按事由分类，其实质却仍然是来源原则，只要将来源的含义从“形成者”扩展为“形成者的活动”就能演绎得出这一结论。

演讲时，我基本照讲稿念，只稍稍作了一点临场发挥。但时间不够用，很快会议主持人西尔维娅博士递了一张纸条给我，上书“5 minutes”，离限定的20分钟时间只剩5分钟了，而更重要的内容在后面。赶紧快马加鞭！讲完后会场气氛活跃，不少听讲的代表向我们两位主发言人提问。

散会时，世界知名的档案学者、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卡罗尔・库蒂尔（Carol Couture）教授特地走上讲台向我表示祝贺。对我的发言，他用“very brave”这个词进行评价（英语词典里对这个词有几种解释：“勇敢的、精美的、很好的……”我不知在这种场合用什么中文词翻译更妥当，只好原文照录）。可惜他不会西班牙语，而我的英语口语太差劲，故我们没有作更进一步的交谈。西尔维娅博士也对我国在来源原则问题上的研究和讨论很感兴趣，给予很高的评价，她说：“到现在才知道你们中国档案学者究竟在想什么和做什么。”

会后，一位荷兰档案学校的教授还对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教师说：“来源原则首先是在荷兰提出得到论证的，想不到今天它又在你们中国有了新的发展。”他还特地向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索要了1988年、1989年在《档案学通讯》上发表的、我与冯惠玲同志合作撰写的《全宗理论新探》四篇系列论文的复印件。他说，他要将其带回荷兰请人从中文译成英文，在欧洲相应期刊上发表。这位教授还想与我长谈。然而，在如此大型的会议上互相找人实属不易，好几次我们都失之交臂，只能引以为憾。

会见老朋友，结识新朋友

参加大会有许多兴奋的时刻，与老朋友相会，当然是其中的高峰。

首先是与神交十几年却从未晤面的阿根廷人路易斯・F．比阿萨利教授相会。早在几个月前，他就把计划抵达北京的日期和航班写信告诉了我并寄来了他的照片，以便机场迎接时相认。8月30日下午，眼看他抵达的时间临近，我却还在北京丰盛胡同国家档案局。幸好，《中国档案报》主编王德俊、中国档案学会秘书长丁文进等人也要去机场接人，我就搭他们的车一起前往。小车坐不下，又换面包车。待我们步入机场，比阿萨利教授已经走出海关，正站在国际档案大会特设的接待处前费力地讲着什么（他不懂英语而机场接待人员不会西班牙语）。我一眼就认出了他，紧紧地拥抱，热情地问候，了却了多年的夙愿。

此后几天我们经常相伴，同游故宫、长城，参观北京市档案馆，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育研讨会，后来又同游杭州、无锡、苏州、上海。目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和政府对档案事业的无比重视后，他感慨万分。他说回去以后，将把一切告诉他的亲朋好友、同事、学生。他希望我帮助他自费订阅我们中国出版的西班牙语版画报和杂志《中国建设》，以便他更好地宣传中国，把余生献给中阿（根廷）友好事业。

西班牙国家档案局局长玛格丽塔・巴斯克斯・德巴尔加女士是我的另一个老朋友。1990年她率西班牙档案代表团首次来华访问时，我们即已相识。后来我1994年前去西班牙研究考察讲学，也得益于她的鼎力相助。这次在北京又相见，当然格外亲切。由于西班牙是下一届（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举办国，而且玛格丽塔女士本人是国际档案理事会的副主席，所以她成了本届大会的明星，忙极了。尽管如此，当我请她到我们浙江省举办的展台去看看时，她仍立即欣然允诺，同我一道返回她刚刚一个人参观过的展览大厅，我于是成了她的临时翻译。谁料想，由于在浙江省展台前留影引起了众人的注目，她马上又被请到了隔壁的江西省展台，接着是广东省展台，然后又被北京市西城区的展台拉了去。人们争着与她合影，请她签名，简直如潮水一般不可阻挡。我一看不妙，立即“抢救”，几经努力最后终于“突出重围”，我们两人都松了一口气，她则会心地笑了。后来我又多次与她相遇：同游长城，同去参观北京市的昌平县档案馆，晚会上她还兴致勃勃地主动拉我与她共舞……她希望2000年我能再去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参加下届大会，我当然期待着这一天。

作为大会的西班牙语翻译，我有机会结交了更多的新朋友。他们中不仅有来自西班牙、智利、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秘鲁等西班牙语国家的，也有来自其语言与西班牙语相近的意大利、巴西、葡萄牙的和来自美国南部各州的（那里也流行西班牙语）。其中秘鲁首都利马档案专科学校的教授维尔玛・冯女士比较值得一提。

维尔玛女士长得有点像中国人，我们也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教育研讨会上相识的，当时她就坐在我前面一排。听见我与比阿萨利教授用西班牙语交谈，她就回过头，彬彬有礼地问我是否是杭州大学的何嘉荪教授。她说她来自秘鲁，带来了利马天主教大学档案馆长塞萨尔・古铁雷斯・穆涅斯教授对我的问候和秘鲁希望集团赠我的一点小纪念品——该集团的水晶纪念印章。

在比较熟悉以后，她告诉我，她有中国血统，父亲是广东人，已经去世了。这次来中国，同时也是为了寻根。因此虽然丈夫刚刚失业，她仍毅然向银行贷款借钱，自费前来参加大会。但是，在大会将结束的时候她又决定不去广东寻根了，因为她完全不懂中文，英语也极其有限，而花钱从旅行社请西班牙语翻译又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故语言障碍和经济问题使她只能放弃寻亲的愿望。鉴于大会后我将参加2号旅游线陪同比阿萨利教授赴杭州、无锡、苏州、上海参观访问，她也决定一同前往并从上海出境。这样就不愁听不懂话了。

然而麻烦又接踵而来。维尔玛女士来华前错买了台北中华航空公司的往返机票。该公司英文名称为China Airline，与大陆的航空公司China Air差异太小，她作为外国人无法很好区分。现在要想用这张机票从上海直飞美国再转秘鲁，就太困难了。无奈，只能再额外买上海飞香港的机票，从那里转机。这对本来就经济不宽裕的她，更如雪上加霜。幸亏，我与她同行，可以为她翻译并帮助她与我国有关部门联系。上海市档案局和无锡市档案局也慷慨地伸出了援手，至少减轻了她在中国期间的经济负担。对此，她表示将永生不忘并在离别前给上海市档案局写了一封感谢信。

中国革命的成果是巨大的

召开如此盛大的国际会议，对于宣传中国的建设成就、中国的档案事业，其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大会即将开始，当我告诉周围的外国友人，我国国务院总理将来参加开幕式并发表讲话时，他们无不露出惊讶的神色反问我：“是李鹏？李鹏要来讲话？哦！……”都很感动。因为国际档案大会在其他国家召开时，往往只有政府部长出席开幕式，见不到国家领导人。

后来我们的车队外出参观，往往有警车开道；到有的城市，主管相关工作的副市长都出面迎送、致词，在江苏常熟市，副市长还设盛宴款待。这一切也都使我们的外国同行们颇为感动。他们纷纷按动相机快门拍下了这一幕幕感人的场面。在常熟市、锡山市（原无锡县），当地市长与所有外宾一齐合影时，外宾们也把自己的相机交给摄影师请他帮助拍下这难忘的时刻。于是同一张集体照必须拍几十次，才能停下来。

我们的档案馆建筑也获得来宾们的纷纷称颂。我这次陪同参观所到之处，除极个别档案馆建筑比较落伍以外，其他馆都很漂亮、现代化，一点都不比我在发达国家看到的差，有的比他们的还好。比阿萨利教授在参观完北京市档案馆后说：“我可以很严肃地说，这家档案馆是我到过的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档案馆。它表明你们的政府十分重视档案事业。这样的事情应该向全世界宣传，要告诉全世界，中国有这么美丽、现代化的档案馆！”

在我国各地参观，到处可以碰到建筑工地，到处呈现出蓬勃发展、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也是目前在西方国家见不到的。外国友人们对此也很有感触，尤其是同样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哥斯达黎加是个比较富裕的中美洲小国，该国国家档案馆总馆长维吉妮娅・恰贡・阿里亚斯女士是本届大会副报告人之一。她的丈夫、建筑师阿尔瓦罗・F．莫拉莱斯先生这次也随她前来参加大会。

阿尔瓦罗先生是个热情活跃、对档案馆建筑颇有研究的人。在我们相互熟悉之后，我发现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样充满着热情。当我们一起行进在江南大地，看到车窗两边不时闪现的漂亮的农民住宅时，他的心情很是激动。他告诉我：“在哥斯达黎加农村，只有地主才有如此好的住房。而在你们这里，看得出来，农民们已经普遍住上了这么好的房子。这说明中国的革命取得了成功，成果巨大，也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

本届国际档案大会开得很成功，它将在世界档案史上刻下非凡的一页。如果问我，参加大会什么体会最深？我想说，掌握外语对我们档案员来说同样重要！而且有时一门外语还不够。让我们都来多学一点外语吧，这样我们才能为我国档案界走向世界做更多一点贡献！

（原载《山西档案》199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