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知识的特性
在知识管理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的贡献，就是按照知识获取和传递的难易程度，将其划分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
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在1996年年度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从经济学的角度，把知识划分为四种类型:Know－How，Know－Who，Know－What和Know－Why。不同类别的知识转移的难度有所不同。Know－What和Know－Why基本上属于显性知识，转移相对简单，而Know－How和Know－Who基本上属于隐性知识，转移相对困难。
1962年，Polanyi是最早提出隐性和显性两种知识类型的学者，他将隐性知识解释为“我们能知道的远超过我们能说出来的”。1995年，Nonaka和Takeuchi提出了隐性知识的两个构面，即技术构面和认知构面［81］。技术构面包含无法公式化和难以具体说明的技巧手艺或专门技术;认知构面包含心智模式、信仰和知觉力，深植于人们心中以至于人们时常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同时，他们还对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比较:显性知识有规则和系统可循，可以用文字、语言或符号来表达，也容易借助具体的数据、标准化的程序或普遍性的原理来分享与沟通;而隐性知识大部分是从经验或实际操作中学得，并非来自于理论，且深嵌于个人的经验之中，不容易沟通或与他人分享，需要通过干中学和人际互动的方式来积累和传承［82］。
一、知识的内隐性
知识内隐性或外显性反映知识的显性化或隐性化程度，是事物的一体两系，两者相互对立，即知识的内隐性程度越高，则外显性程度越低，反之亦然。隐性知识是个人、团队、组织长期积累的经验和Know－How，难以用文字和语言完整地表达出来，有效转移的方式通常为干中学和师徒制。而显性知识可以通过文字或文件加以陈述或编撰，因此，显性知识比较容易通过文件或数据的形式进行沟通和分享，但由于显性知识具有可复制性和高度可模仿性，所以可能会有外溢现象发生(Hedlund，1994;Kogut＆Zander，1993;Teece，1998)［83］。
2006年，Lu，L.Leung和Koch对管理人员的实证研究表明，组织对知识共享的支持会提高信息沟通技术的使用率，从而推动知识共享，而且较之隐性知识，这种影响对显性知识的作用更为显著［84］。
1967年Polanyi和2003年Bechky所言“即使个人愿意表达，可能也无法清晰说明应该如何完成一个动作”。1992年Kogut和Zandar、1991年和1994年Nonaka都曾说过“知识的隐性使得编码、转移、复制程序、操作程序标准化都产生困难”。1998年，Inkpen和Dinur验证了集体层次(团队与组织)的知识共享效果与知识的隐性程度负相关。从知识的隐性与显性分析知识共享发现:总体而言，隐性知识更难以共享(Zander和Kogut，1995)。
从知识共享内容特征来看，显性知识易于传播与共享，隐性知识难以传播和共享。隐性知识由于深深植根在个体的行为本身，植根于它赖以形成的环境与情景之中，因而难以通过编码精确地表达出来，也就难以收集、储存和传播共享。隐性知识的共享需要知识共享主体具有一定的外化和内化能力，在长期观察、模仿、交流与互动中通过显性与隐性知识的不断转化才能实现［85］。
二、知识的共享性与公共性
Stasser和Titus(1985)、Thomas－Hunt等(2003)根据知识的前期状况将知识分为独特性知识和共享性知识［86］。
2003年，Uzzi和Lancaster从知识获取途径角度将知识分为公共知识和私人知识。
1996年，Grant认为，知识传递的难易程度会受共有知识层次的多少及共有程度的高低所影响。如果知识共有程度高。则知识整合效率也就高。因此。知识共享就较为明显;反之，如果知识共有程度低，知识整合的困难则较大，知识共享的程度就较低。
知识的共享性:知识不具独占性，且知识的非消耗性与知识的共享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不会因为更多人的享用而减少消失;甚至通过互动，反而还会增加。
知识的公共性决定知识的使用和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知识一旦被共享便可以人人得以使用，也即个人的知识创新行为提高了整体的知识水平。
大学城传授知识主要是指用于培养人才的知识，该类知识主要是大学城内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它属于公共性知识，是共享性知识。而大学城科研知识主要是指大学城中存在于科学研究中的知识，该类知识具有很强的知识竞争力，不断地被创新。它属于非公共性的知识，因其核心竞争性和保密性等原因并不能被所有人共享。
三、知识的复杂性
1993年Konut和Zander认为“知识复杂性与简单性相对应，指在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是否可以借助文字、图表、语言等载体传递知识本体”［87］。较简单的知识只需以少许信息即可将意义描述清楚，而较复杂的知识则必须通过大量的信息才能将意义解释清楚。
知识复杂性通常是因为所整合的知识范围广泛，因此可用系统中不可分解的知识单元来衡量其复杂性程度的高低。当知识需要整合的范围越广时，将导致组织间或组织内的互动与沟通越复杂，知识接收者需投入更多的资源与人力来进行协调与转移工作。1993年Kogut和Zander认为“知识的复杂性会影响知识接收者对知识整体性的理解程度，同时也会损害知识的移动性，使得知识转移变得无效率”。1990年，Reed和DeFillippi认为当知识的联结度越高，表示知识的复杂度越高，这将使得知识转移的难度与数量上升，导致转移成本的增加［88］。
1999年，Simonin剖析了导致知识模糊的因素，包括缄默度、资产专用性、先前经验、复杂性、合作伙伴的保护倾向、文化距离、组织距离等，并从实证研究中验证了知识模糊性与知识转移效果的负相关关系［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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