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修正及验证结果

第三节　模型修正及验证结果

一、原假设模型的修正

模型修正主要是根据分析结果和拟合评估结果，对原假设模型进行必要的修正，即删除、增加或修改模型的参数，以获得最佳的模型。结构方程修正模型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删除T值最小的路径和增加MI(Modification Indices)值最大的路径。

1.大学城知识共享全假设修正模型(M4)

在大学城知识共享全假设模型中，GFI和AGFI分别为0.66与0.63，小于最低为0.8的可容忍标准。接下来笔者将根据删除T值最小的路径和增加MI值最大的路径对大学城知识共享全假设模型进行修正。

在大学城知识共享全假设模型中，由于KFR→RKS路径的T值为1.92，小于1.98，故先对该路径进行删除。删除该路径后的拟合指标中卡方(χ²)为5909.98，自由度(df)为1802，变化不大，其他指标与原指标基本一致，但GFI和AGFI仍然为0.66与0.63，无法达到拟合标准。

接下来对MI值最大的路径进行增加，增加CFR→KIR、MFT→EQT两条路径。增加路径后的拟合指标中卡方(χ²)为5868.12，自由度(df)为1799，χ²

d f变化不大，其他指标与原指标基本一致，但GFI和AGFI仍然为0.67与0.64，无法达到拟合标准。

因此，通过删除T值最小的路径和增加MI值最大的路径对大学城知识共享全假设模型进行修正后，与原全假设模型相比，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表明该模型难以被接受。可能是该全模型属于含较多因子的复杂模型，拟合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

2.大学城知识共享影响因素修正模型(M5)

由于大学城知识共享全假设模型以及修正模型的失败，使该模型中的假设关系H₁₃和假设关系H₁₄无法得到实证验证。2004年，侯杰泰认为一个好模型应该尽可能准确且相对简洁，若一个模型中的简化关系能够相当准确地描述原有的复杂关系，则该模型为一个既简单又准确的好模型。

考虑到大学城知识共享全假设模型中的因子众多，为了简化复杂关系，现将大学城知识共享影响因素部分模型独立出来进行拟合，以获得假设关系H₁₃和假设关系H₁₄的验证分析。

表8－6中的拟合指标显示了该模型的运行结果。

表8－6　大学城知识共享影响因素模型的拟合结果指标

从表8－6中可以看出，卡方(χ²)与自由度(df)之比(虽然仍大于3，但小于被普遍接受的“小于5”的标准;RMSEA值为0.078，小于被普遍接受的“小于0.10”的标准(0.08以下则认为模型拟合的较为良好);RMR值为0.024，也小于0.05的标准;NFI、IFI、CFI都符合普遍接受的“大于0.90”的理想标准; GFI和AGFI虽分别为0.81与0.80，均要小于0.90的理想标准，但已接近“由Sefars和Groveer(1993)建议的最低为0.8的可容忍标准”;因此，本书研究模型有6项指标表明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而有2项指标显示模型只具有一般的拟合优度。但根据Bonett的观点，此标准已表明该模型完全可以被接受。

大学城知识共享影响因素模型中各潜变量因子之间的路径系数估计的标准化、T值情况分别通过图8－8、图8－9反映如下。

图8－8　大学城知识共享影响因素模型标准化系数图

图8－9　大学城知识共享影响因素模型T值图

从该模型中可以看出，大学城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的假设关系(H₁～H₆)验证结果与模型M1、模型M2验证结果一致。为了简化，笔者下面不再重复叙述。假设关系H₁₃和假设关系H₁₄实证验证结果如表8－7所示。

表8－7　大学城知识共享影响因素模型统计检验结果

注T＞2.58，p＜0.01，用＊＊表示;T＞3.29，p＜0.001，用＊＊＊表示。

3.最终模型

除对上述两个模型的修正外，笔者还将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模型(M1)和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模型(M2)分别根据删除T值最小的路径和增加MI值最大的路径原则进行修正，与原假设模型相比，这两个修正后模型的拟合指标均无很大的变化，说明模型M1和模型M2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因此，根据上述模型检验结果，笔者将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模型(M1)、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模型(M2)和大学城知识共享影响因素模型(M5)作为研究的最终模型。

二、14个假设关系的验证结果

1.大学城传授知识的特性与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的关系

本书研究假设大学城传授知识的特性对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₁)。从表8－2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模型统计检验结果中可以得出，大学城传授知识的特性与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之间有正向的路径系数，即有正向的直接影响效果(β=0.18，p＜0.01)。因此，大学城传授知识的特性对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确实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故本书研究提出的假设H₁获得支持。研究说明大学城传授知识可表达性越高、显性化水平越高、隐性化水平越低、复杂性越低，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越高，即大学城传授知识的特性是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

2.大学城科研知识的特性与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的关系

本书研究假设大学城科研知识的特性对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有显著的反向影响(H₂)。从表8－4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模型统计检验结果中可以得出，大学城科研知识的特性与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之间有反向的路径系数，即有反向的直接影响效果(β=0.13，p＜0.05)。因此，大学城科研知识的特性对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确实有反向影响，故本书研究提出的假设H₂获得支持。研究说明大学城科研知识可表达性越低、显性化水平越低、隐性化水平越高、复杂性越高，越阻碍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即大学城科研知识的特性是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

3.大学城集聚因素与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的关系

本书研究假设大学城集聚因素对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₃)。从表8－2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模型统计检验结果中可以得出，大学城集聚因素与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之间有正向的路径系数，即有正向的直接影响效果(β=0.22，p＜0.001)。因此，大学城集聚因素对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确实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故本书研究提出的假设H₃获得支持。研究说明大学城中各高校地理位置越集中，集聚的知识资源越丰富，大学城各高校的共生性越强，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越高，即大学城集聚因素是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4.大学城集聚因素与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的关系

本书研究假设大学城集聚因素对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₄)。从表8－4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模型统计检验结果中可以得出，大学城集聚因素与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之间有正向的路径系数，即有正向的直接影响效果(β=0.21，p＜0.01)。因此，大学城集聚因素对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确实有正向影响，故本书研究提出的假设H₄获得支持。研究说明大学城中各高校地理位置越集中，集聚的知识资源越丰富，大学城各高校的共生性越强，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越高，即大学城集聚因素是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5.大学城制度与机制与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的关系

本书研究假设大学城制度与机制对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₅)。从表8－2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模型统计检验结果中可以得出，大学城制度与机制与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之间有正向的路径系数，即有正向的直接影响效果(β=0.41，p＜0.001)。因此，大学城制度与机制对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确实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故本书研究提出的假设H₅获得支持。研究说明大学城若定期开展知识交流活动，实施有效的知识共享激励机制，营造良好的大学城知识共享氛围，建立起有效的知识交流区域合作机制，那么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将会越高，即大学城制度与机制是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6.大学城制度与机制与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的关系

本书研究假设大学城制度与机制对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₆)。从表8－4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模型统计检验结果中可以得出，大学城制度与机制与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之间有正向的路径系数，即有正向的直接影响效果(β=0.32，p＜0.001)。因此，大学城制度与机制对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确实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故本书研究提出的假设H₆获得支持。研究说明大学城若定期开展知识交流活动，实施有效的知识共享激励机制，营造良好的大学城知识共享氛围，建立起有效的知识交流区域合作机制，那么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将会越高，即大学城制度与机制是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7.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与大学城的知识创新水平的关系

本书研究假设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知识创新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₇)。从表8－2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模型统计检验结果中可以得出，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与大学城的知识创新水平之间有正向的路径系数，即有正向的直接影响效果(β=0.40，p＜0.001)。因此，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知识创新水平确实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故本书研究提出的假设H₇获得支持。研究说明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越高，大学城的知识创新水平越高。

8.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与大学城的知识创新水平的关系

本书研究假设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知识创新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₈)。从表8－4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模型统计检验结果中可以得出，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与大学城的知识创新水平之间有正向的路径系数，即有正向的直接影响效果(β=0.29，p＜0.001)。因此，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知识创新水平确实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故本书研究提出的假设H₈获得支持。研究说明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越高，大学城的知识创新水平越高。

9.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与大学城的综合实力的关系

本书研究假设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综合实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₉)。从表8－2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模型统计检验结果中可以得出，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与大学城的综合实力之间有正向的路径系数，即有正向的直接影响效果(β=0.42，p＜0.001)。因此，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综合实力确实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故本书研究提出的假设H₉获得支持。研究说明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越高，大学城的综合实力越高。

10.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与大学城的综合实力的关系

本书研究假设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综合实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₁₀)。从表8－4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模型统计检验结果中可以得出，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与大学城的综合实力之间有正向的路径系数，即有正向的直接影响效果(β=0.24，p＜0.001)。因此，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综合实力确实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故本书研究提出的假设H₁₀获得支持。研究说明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越高，大学城的综合实力越高。

11.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与大学城的教育质量的关系

本书研究假设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教育质量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₁₁)。从表8－2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模型统计检验结果中可以得出，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与大学城的教育质量水平之间有正向的路径系数，即有正向的直接影响效果(β=0.41，p＜0.001)。因此，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教育质量水平确实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故本书研究提出的假设H₁₁获得支持。研究说明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越高，大学城的教育质量水平越高。

12.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与大学城的教育质量的关系

本书研究假设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教育质量水平有正向影响(H₁₂)。从表8－4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模型统计检验结果中可以得出，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与大学城的教育质量水平之间有正向的路径系数，即有正向的直接影响效果(β=0.15，p＜0.05)。因此，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教育质量水平确实有正向影响，故本书研究提出的假设H₁₂获得支持。研究说明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越高，大学城的教育质量水平越高。

13.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的影响

本书研究假设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₁₃)。从表8－7大学城知识共享影响因素模型统计检验结果中可以得出，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与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之间有正向的路径系数，即有正向的直接影响效果(β=0.28，p＜0.01)。

因此，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确实有正向影响，故本书研究提出的假设H₁₃获得支持。研究说明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有促进作用。

14.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的影响

本书研究假设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₁₄)。从表8－7大学城知识共享影响因素模型统计检验结果中可以得出，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与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之间有正向的路径系数，即有正向的直接影响效果(β=0.63，p＜0.001)。

因此，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确实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故本书研究提出的假设H₁₄获得支持。研究说明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以上研究的假设检验结果汇总见表8－8。

表8－8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