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城知识共享的研究结论与展望

第一节　大学城知识共享的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书研究从理论背景的考察、相关概念的界定、基本原理的分析到假设前提的提出，从模型的建构、问卷的设计、数据的检验到实证结果的评价，这一系列过程的完成，使本书研究获得了一些相关的结论和观点。根据第七章的实证检验，在本书第五章提出的14个研究假设，全部获得实证的支持，这些相关结论和观点的集合构成了对本书研究内容的一个较完整的描述。

一、大学城知识共享的研究结论

结论一大学城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由大学城知识的特性、大学城集聚因素和大学城制度与机制三个维度构成

通过已有国内外文献的调研分析，对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如知识的特性、组织情景、关联因素、接收方的特性、共享环境因素等。任岩(2006)对国内外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研究进行归纳，主要从知识共享的内容、知识共享的过程、知识共享的作用、知识共享的动机、知识的特性等几个方面对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述评;2007年，宝贡敏把学术界到目前为止探索的知识共享的前因概括为知识特性、个体特性、组织特性和环境特性四大类。此外，国内部分学者对高等学校知识管理进行了研究。如2004年，罗丽萍等认为高等学校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组织，知识管理能有效提升高校竞争力，知识管理的应用将会对中国高校产生深远的影响;2005年，周秋莲认为高校通过知识管理，建立有效的知识资源交流、共享与创新激励机制，实现高校知识资源的积累与增殖;2005年，夏晶借鉴左美云企业知识管理的灯笼模型，构建反映高校知识管理实施体系框架的模型，建立了高校知识管理系统模型和高校知识创新模型;2007年，邓新荣认为高校应该从完善政策，营造知识管理文化氛围，调整组织机构，建立学习型组织、建立有利于知识共享、知识创新的组织文化等方面有效实施知识管理。

纵观所有国内外文献，鲜见对大学城知识共享的研究。由于大学城不同于一般的知识组织，本书研究对大学城的特点和大学城知识共享动因进行了分析。同时，本书第三章的内容是根据国内外文献研究对大学城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终，在文献回顾和实践调研的基础上，本书研究提出了大学城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可以划分为三个维度，即大学城知识的特性、大学城集聚因素和大学城制度与机制。并通过小样本、大样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及大样本的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对此划分法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从分析结果来看，大学城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的三个维度是可以清晰区分的，三维度划分是成立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另外，从结构方程建模技术的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学城知识共享的三个维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部分，大学城传授知识的特性与集聚因素、大学城传授知识的特性与制度与机制、大学城集聚因素与制度与机制之间都正向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48(p＜0.01)、0.36(p＜0.01)、0.39(p＜0.01)。在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部分，大学城科研知识的特性与集聚因素、大学城科研知识的特性与制度与机制、大学城集聚因素与制度与机制之间都正向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46(p＜0.01)、0.44(p＜0.01)、0.57(p＜0.01)。本书研究结果表明，大学城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的三个维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三者之间互相影响。

结论二大学城知识共享的绩效由大学城的知识创新、大学城的综合实力和大学城的教育质量三个维度构成

1913年，美国学者艾米顿(Debra M.Amidon)提出:“知识创新是指为了企业的成功、国民经济的活力和社会进步，创造、演化、交换和应用新思想，使其转变成市场化的产品和服务。”1995年，Nonaka和Takeuchi在《知识创新型公司》中用知识创新螺旋结构的模式阐述了知识创新的四种方式。2004年，梅红等从学校声誉、师资队伍、教学设施、人才培养、科研效率等五个方面构建大学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 2005年，周志英认为高校综合实力的因素包括:学校声誉、师资力量、教学设施、人才培养、科研效率、学术水平、招生规模等;2008年，黄孙庆认为高校综合实力主要体现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三大职能的发挥程度。瑞典学者胡森(Husen)认为，“高等教育质量是人们期望学校给学生带来的不仅仅局限在认知领域的变化”，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高低，就是指高等教育活动所产生的结果(或效果)达到既定目标的程度，或者说满足社会及受教育者需求的程度”;2000年，潘懋元认为，教育质量是指“教育水平高低和效果优劣的程度”，“最终体现在培养对象的质量上”; 2007年，郭秀琴认为，高等教育质量作为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它应包括人才培养质量、院校构成条件水平质量(即办学条件)和社会服务质量，这三个层面的质量是构成高等教育整体质量的三个重要组成要素。

通过已有国内外文献的调研分析，目前尚无有关大学城知识共享绩效的研究。在本书的第四章，笔者根据知识创新、综合实力和教育质量的文献分析以及实践调研，提出了大学城知识共享绩效可以划分为三个维度，即大学城的知识创新、大学城的综合实力和大学城的教育质量。并通过小样本、大样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及大样本的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对此划分法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从分析结果来看，大学城知识共享绩效的三个维度是可以清晰区分的，三维度划分是成立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另外，从结构方程建模技术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学城知识共享绩效的三个维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部分，大学城的知识创新与大学城的综合实力、大学城的知识创新与大学城的教育质量、大学城的综合实力与大学城的教育质量之间都正向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46(p＜0.01)、0.30(p＜0.01)、0.36(p＜0.01)。在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部分，大学城的知识创新与大学城的综合实力、大学城的知识创新与大学城的教育质量、大学城的综合实力与大学城的教育质量之间都正向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20(p＜0.01)、0.38(p＜0.01)、0.37(p＜0.01)。本书研究结果表明，大学城知识共享绩效的三个维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三者之间互相影响。

结论三大学城传授知识的特性、大学城集聚因素和大学城制度与机制对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的影响效应不同

本书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表明大学城传授知识的特性、大学城集聚因素和大学城制度与机制对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都有正向影响。

大学城传授知识的特性对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8，p＜0.01)，研究假设H₁得到了支持;大学城集聚因素对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2，p＜0.001)，研究假设H₃得到了支持;大学城制度与机制对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1，p＜0.001)，研究假设H₅得到了支持。从假设验证的影响路径系数可以看出，与大学城传授知识的特性、大学城集聚因素相比，大学城制度与机制对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影响最大。

Rousseau(1998)认为，制度信任对于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具有重要的作用。Ford、Krase和Miles(2001)认为，制度信任对于促进组织范围内的知识分享，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谢荷锋(2007)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认为信任在知识分享行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信任的基础是企业制度，主要是知识分享管理的制度以及分享氛围。美国知识管理学家玛汉·坦姆仆(1989)对知识型员工的激励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型员工重要的激励因素分别为个人成长、工作自主、业务成就和薪酬福利。Singer(1999)研究表明，为了提高知识共享效果，基于互动成本最小的考虑，企业会加强与合作方的沟通交流。Macneil(2001)的相关研究认识到了高管支持对员工知识共享意愿与行为的重要意义。

上述研究主要从信任机制、激励机制、合作机制、沟通与交流机制、领导力和利益分配机制等各方面探讨对知识共享的影响，与本书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因此，为了提高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大学城各高校间需要建立互相信任的制度与机制，使互相感觉到被尊重，从而更愿意将自身的知识与技术与其他成员共享;大学城应定期开展知识交流活动，实施有效的知识共享激励机制;大学城应营造良好的大学城知识共享氛围，建立起有效的知识交流区域合作机制。

结论四大学城科研知识的特性、大学城集聚因素和大学城制度与机制对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的影响效应不同

本书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表明，大学城科研知识的特性对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有反向影响，大学城集聚因素和大学城制度与机制对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都有正向影响。

大学城科研知识的特性对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有显著的反向影响(β=0.13，p＜0.05)，研究假设H₂得到了支持;大学城集聚因素对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1，p＜0.01)，研究假设H₄得到了支持;大学城制度与机制对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2，p＜0.001)，研究假设H₆得到了支持。从假设验证的影响路径系数可以看出，与大学城科研知识的特性、大学城集聚因素相比，大学城制度与机制对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影响最大。

结论三中的文献研究与本书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因此，在大学城各高校集聚的条件下，在相关制度、机制的保障下，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还需要各高校之间制订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完善的知识共享激励机制，促进大学城科研工作的合作和交流，加强各高校强势学科间的交叉，提高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的效率，不断提高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

结论五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知识创新、综合实力和教育质量影响效应不同

本书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表明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知识创新、综合实力和教育质量都有正向影响。

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知识创新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0，p＜0.001)，研究假设H₇得到了支持;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综合实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2，p＜0.001)，研究假设H₉得到了支持;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教育质量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1，p＜0.001)，研究假设H₁₁得到了支持。从假设验证的影响路径系数可以看出，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知识创新、综合实力和教育质量的影响水平基本相当。

刘萌芽、李妮(2000)认为高校的知识管理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流动共享，使高校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其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以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和推进知识经济的发展。芮国强、邱鸣(2001)认为，大学知识管理是大学管理者通过对大学内部和大学外部知识的管理和利用，以达到提高大学创造价值的能力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和过程。周九常(2002)认为，高校知识管理是将高校的各种知识资源和智力资源有效地加以整合与集成，从而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竞争力和新价值的一种管理理念。MemStahley(2002)认为，在多校区学校实施知识管理有利于增进团队的协作和信息流通。刘则渊、韩震(2003)认为，大学知识管理可以提高学校个体与整体的知识学习能力，形成学校核心竞争力，以实现学校管理目标，取得最大办学效益的过程。

上述研究主要从高校创新能力、核心竞争力、办学效益等方面论述了高校知识管理对高校的影响，与本书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因此，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知识创新、大学城的综合实力和大学城的教育质量都有重要影响。

结论六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知识创新、综合实力和教育质量影响效应不同

本书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表明，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知识创新、综合实力和教育质量都有正向影响。

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知识创新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9，p＜0.001)，研究假设H₈得到了支持;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综合实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4，p＜0.001)，研究假设H₁₀得到了支持;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教育质量水平有正向影响(β=0.15，p＜0.05)，研究假设H₁₂得到了支持。从假设验证的影响路径系数可以看出，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知识创新、综合实力都有明显的影响，而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对教育质量的影响水平则相对较小。

2008年李明认为，教育质量是指人才培养活动及培养的人才对社会和人自身发展需要的满足程度，既强调社会需要同时又强调人自身发展需要。2007年郭秀琴认为，高等教育质量作为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它应包括人才培养质量、院校构成条件水平质量(即办学条件)和社会服务质量，这三个层面的质量是构成高等教育整体质量的三个重要组成要素。

由于科研水平对人才培养及其质量影响不大，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对教育质量的影响水平必然也不高。该结论与现实事实相符。因此，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的知识创新、大学城的综合实力有重要影响，而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对教育质量的影响水平则相对较小。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越高，大学城的知识创新水平越高，大学城综合实力越强，大学城教育质量水平也相应有所提高。

结论七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与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互相影响且影响效应不同

本书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表明: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8，p＜0.01)，研究假设H₁₃得到了支持;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63，p＜0.001)，研究假设H₁₄得到了支持。

从假设验证的影响路径系数，我们可以看出，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的影响效应远大于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的影响效应。

大学城内高校的知识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传授给学生的大众化的知识(教学方面知识)，另一类是具有保密性质的核心知识(科研方面知识)。笔者根据大学城知识对象范畴的不同，将大学城内的知识分为大学城传授知识和大学城科研知识。大学城传授知识主要是指用于培养人才的知识，该类知识主要是大学城内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大学城科研知识主要是指大学城中存在于科学研究中的知识，该类知识具有很强的知识竞争力，不断地被创新。大学城的传授知识和科研知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大学城知识的不断创新。由于科研知识不断地被创新，不断涌现新的科研知识，必将影响传授知识的不断扩展，反之，传授知识对科研知识的影响不那么显著。这与本书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因此，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与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互相影响，且大学城科研知识共享水平对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水平影响显著。这表明，在大学城知识共享中，在重视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大学城科研知识的共享。

二、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目前，国内的大学城理论研究总体上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其内在构成与作用模式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大学城知识共享领域也还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深入探讨。本书研究虽然得到些许研究结果，但仍存在不足，希望后续研究能够进一步完善。

1.研究的局限

本书研究在理论推导与分析过程中，虽然力求科学严谨，但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仍然存在着不少的缺憾与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本书的研究涉及管理学、教育学、新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几大学科的知识和理论，以一个整合的新视角研究大学城知识共享的发生机理，大部分是开拓性研究，前人的可参照成果有限，加上笔者时间、精力以及知识结构有限，所以，尽管笔者在研究中努力遵循规范的科学研究范式，但还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尚待深入探讨。这些局限限制了本书研究部分研究结论的效度，也是未来关于进一步探索和改进的方向。

(2)在概念的界定与量表的构建上，一些概念采用了多数学者认可的定义方法;但由于前人的可参照成果有限和大学城属于新兴事物的原因，模型中的大部分研究变量的测量是笔者根据访谈的结果和相关文献生成的。虽然量表的检验结果表明其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但是仍然需要多方验证。

(3)关于样本分布的问题。出于人力和财力的考虑以及调研的可行性，本书的样本分布主要集中在上海、浙江、江苏和北京等四省市，虽然样本的总体数量达到了统计分析的要求，但是从大学城知识共享的研究立意来看，地域分布的覆盖面仍不够，希望后续研究能够扩大样本覆盖地区，从而增强本书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2.研究的展望

探寻大学城知识共享及其模型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尤其是随着知识创新日益成为现代组织不断提升其内在竞争力与确保其可持续发展优势的重要源泉，更加使得这项工作富有时代意义。笔者在本书研究的进行过程中也深感这一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而本书研究则只是刚刚入门，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是极其初步性的，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给予解决，但是它也为笔者开辟和拓展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新的研究内容。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探索。

(1)变量的维度构成和测量量表的进一步探索。由于大学城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大学城知识共享绩效的研究较为缺乏，本书研究对这些变量的维度划分和测量主要是基于相关领域中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所得到的结果基本能满足研究要求。但还存在改进的余地，今后可以在文献归纳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这些变量的维度构成进一步细化或重新划分并开发相应的测量量表。

(2)制度与机制进一步的细化研究。本书研究结论表明，大学城的制度与机制对大学城传授知识共享和科研知识共享均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但本书研究中的制度与机制包括范围广泛，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细化并分类研究，以得到更准确的研究结果。

(3)大学城知识共享机制设计的进一步探索。针对具体某一大学城的知识共享机制设计和大学城知识共享平台的构建还需要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进一步开展。

(4)大学城知识共享绩效评价的进一步探索。在今后的研究中，将进一步探索从大学城综合实力、教育质量和知识创新等方面建立大学城知识共享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对某一样本大学城的知识共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