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了经学却成全了宋明理学

大方无外　卷舒在我——心性论：超越了经学却成全了宋明理学^[14]

印度佛教从达摩祖师“一苇渡江”来到东土的时候，就受到中土传统文化的回应和拒斥，尽管达摩大师与梁武帝话不投机而“面壁少林”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细节，却也反映出佛教要立足中土的艰难和儒、道传统思想对佛法的排斥。为此，佛教虽没有直接、简单地对传统文化加以认同，却大多采取了迎合、妥协的温和态度，在理论上力辩儒佛宗旨的一致性，比如：汉末魏初牟子的《理惑论》、东晋孙绰的《喻道论》、东晋慧远写的《沙门不敬王者论》等，认为儒道两家是殊体同归，可以相辅为用。再加上淝水之战后，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儒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与北学，清代经学家皮锡瑞称这一时期为“经学分立”的时代。这样，中土经学对峙，形势衰微，而玄学兴盛，佛学西来，中土思想文化界三家既冲突又融合，从原始情感上的排斥发展到外在形式上的迎合，进而出现了在思性和理伦等较深层面上的相互吸引，取长补短的态势。佛教就在这一进程中日渐中国化，慧能的“六祖革命”标志着佛教中国化在理论上的胜利，而其弟子荷泽神会入座京师开坛说法则表明了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完成。

正当佛教禅宗在唐末宋初极盛一时的同时，儒家经学也开始佛化了。孔毅先生认为“永嘉之乱”给儒家经学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严重损失，经学要继续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以玄学来丰富和改造自己，从而使儒家经学朝着玄学化的方向发展，在经学日趋玄化的同时，受玄佛合流思潮的影响，经学也开始佛化。^[15]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趋于衰落，但仍坚持以儒为本，佛、道为辅的治国方针。而在当时的学术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要数佛教了，禅宗尤为盛，儒家门庭冷落，儒士弃孔孟而投佛老者多有之，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无独有偶，在中外文化融合互摄中，特别是在佛教禅学于中土大行其道时，出现儒衰佛盛的形势，理学作为对佛教禅学的回应，是民族理论思维的自觉；理学先驱者们抓住佛教禅学的本质在禅这一点上，从禅法的哲学思辨和心性论上开始回应。

禅宗理论的核心是心性论，心性论即是本体论，又是人生论，它在对宇宙人生的整体性思考中探讨的就是主体的解脱问题。禅宗突出主体，张扬自我对现实的以及人生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6]洪先生一直认为中国化的禅宗及印度佛教中都蕴含着对人的关注，对人的肯定和对人的自由的永恒向往。“也正是这一点，为禅宗提供了将佛教与儒道等传统思想相结合的重要契机。”人生问题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禅宗在充分肯定每个人的真实生活所露出的生命的底蕴与意义的基础上，融理想于当下的现实生活之中，化求佛（修道）于平常的穿衣吃饭之间，禅宗强调“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无异”^[17]。把大乘佛教神化了的“佛”重新拉回到自身，它所说的“佛性”也主要是指“自心”或“自性”，是对人生实践之主体的一种肯定，它所说的“佛”实际上就是指内外无著、来去自由的解脱“人”。禅宗破除对权威的信仰而把“人”的问题突显出来，这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由宗教本位的隋唐佛学过渡到伦理本位的宋明理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理学的先驱者之一周敦颐在回应佛教禅学的方法上，不像韩愈、孙复等人只是单纯地批判排斥佛教，而是援佛道入儒，吸收佛道的思辨哲学和宇宙生成模式等为理学家出入佛道开辟新路，也为自己的太极图学说奠定了基础。有的学者认为宋明理学主要有三家：一是程朱道学（亦可称理学）派；一是陆王心学派；一是张（载）王（夫之）气学派。^[18]还有王安石的“新学”、苏轼、苏辙的“蜀学”、吕祖谦的“婺学”等非主流学派。他们早年奉佛守礼，推崇孟子的心性之学，认为“未发于外而存于心”为性，但他们又出入于佛老，广交禅门宗师，目的之一就是要识破佛学之弊病，而取其有利于理学者为其所用。那儒学如何汲取佛老超越境界而成为新的理论形态和合体？这里，王守仁说得好：“‘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体段工夫，大略相似。”（《王文成公全书》卷二）王守仁以佛教用“不思善不思恶”的手段体悟本来清净的佛性，来比附理学如何去体认“良知”。这算是理学家援佛入理的一例吧。

“理学”的代表人物程颢、程颐和朱熹所提出的“理一分殊”之说，目的在于说明封建制度与伦理纲常之“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和最高主宰；而这一学说是用佛教“华严宗”的“理事说”来论证的。与朱熹同时代的“理学”代表人物陆九渊和明代的王守仁，主张“吾心便是宇宙”、“心无外物”、“明心见理”，目的在于说明“忠孝节义”、“三纲五常”是人心所固有的。这些说法显然是佛教禅宗的“自心是佛”、“本心生万法”、“明心见性”的翻版。

理学家从佛教“心性论”中得来启示，也注重“心”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天台宗讲“一心三观”是指人们通过一心，可以同时把握空、假、中三谛，而空假中的统一则是佛教的最高真理，而“一心三智”则是指人的“一念心”中可以同时顿解“一切智”、“道种智”和“一切宗智”，从而断灭一切烦恼。禅宗宣扬“心者，万法之根本也，一切诸法，唯心所生，若能了心，万行俱备”（《观心论》）。张载提出“大心”思想，宣扬“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正蒙·大心篇》），已见佛教“心性”学说之成分。在知行关系上，佛教对理学，主要是对王阳明思想的影响。比如佛教禅宗讲“心行”，提出“念念若行，是名真性”（《坛经·般若品第二》）。王阳明也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世了。”（《传习录》下册）这里，可看出王氏对禅宗的积极摄取。

禅宗提出：“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坛经》）“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既空则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坛经》）“心者，万法之根本也，一切诸法，惟心所生。”（观心论）认为“心是道，心是理，则是心外无理，理外无心”（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事不自立，因理而显，理亦心也；事本无名，因理而得，心即理也”（宋·祖钦禅师语录）。禅宗上述基本观点显然是陆王心学的立论依据。心学开山祖师陆九渊提出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就是兼容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禅宗“心性论”的精华而成的新命题。王阳明发挥禅宗“万法从自性生”（《坛经·忏悔第六》）的思想，在论述“心外无理”的同时，又提出“心外无物”的命题。认为天下既然没有“性外之理”，也就没有“性外之物”，因为心、性、理都统一于“心”。既然万物之性由心而发，而“性”又是“心”的本体，自然万物本身也是由“心”而发的。陆九渊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一）王阳明说：“心外无物，心外无言，心外无理，心外无义。”（《与王纯甫》）不仅将“心”视为宇宙之本、理之本，而且还将心看作是人先天具有的道德观念，即“良知”。他正是从“良知即是天理”出发，将自己的学问归结到“致良知”上，而所谓的“致良知”就是认识并恢复自心固有的天理，然后将它推及于世上万物。

程朱理学强调“性即是理”，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因此理学主张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积习而贯通，这与如来禅的籍教悟宗，观心看净，渐修而顿悟非常相通。朱熹的太极（理）本体论，在逻辑结构上得益于华严宗的理事说和二程“天者理也”相融合，而构建为形而上学本体天理（理）；以“一多相摄”、“月印万川”的“理一分殊”、“一分为二”分离规则为中介，构成一多关系网络、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地衍生推演；以阴阳二气的周流六虚、生生不息、“安顿”天理，使形而上伦理价值本体“挂搭”于现实的人物之中，以呈现人人有一太极、事事有一太极。陆九渊识得“一切唯心”、一切唯识所造。“子静‘应无所住以生其心’，”（《朱子语类》卷124）先立乎其大，发明本心，精义不二，得益于禅宗“何不从于自性顿现真如本性。”（《坛经校释》）以道体不外吾心，吾心充塞宇宙，融摄佛教定慧二学，构成归一无二意境；以易简工夫，不立文字，不定规矩，随机发明本心，相承禅风；以艮背行庭，无我无物相融合，把佛教“诸法无我”和心性修养理论提升为道德意境与圆融无碍的境界。

宋明新儒学是以儒学伦理思想为核心，兼综各家学说，糅合儒佛道三教为一体而形成的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学术思想体系。宋明新儒学提出了“理”这个根本范畴，认为“理”是宇宙的本原，人生的根本，社会的最高原则，从而赋予它本体的意义。但在把“理”同“性”联系起来的理解中，宋明新儒学中又有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不同的思想倾向，这种不同思想倾向的出现与受到禅学的不同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程朱理学与如来禅相近，那么陆王心学则与祖师禅相通。近人张君励指出：“新儒学是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后所带来的许多产物之一。”^[19]这里的“新儒学”即是佛教传入的作用下形成的宋明理学。李翱进行了用儒学消化吸取佛学的初步尝试。他在《复性书》里将《孟子》的性善论、《中庸》的修养法与禅宗的“见性成佛”结合起来，提出了去情复性的理论。他认为人性本善，由于受情识迷惑，本性遂被情所遮蔽，只有断灭情欲，恢复扩充厚有的善性，最后才能达到成圣的最高境界。朱熹心性论是在融汇儒佛的基础上建立的。朱熹哲学的佛学本源有两个方面：一是间接的，即是对早期理学家融佛而形成的理论成果的继承；二是直接的，即从当时的佛教禅学中获取理论营养，这离不开朱熹早年与佛门禅师交往的经历。他提出的“性体心用”的命题即未发即性为体，已发即心为用，就是他对佛教心性论的翻用。

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是以漫长的时间为代价，从佛教初来乍到时的“援儒入佛”的无奈到“三教合一”时期中佛学的兴盛，再到儒家“援佛入理”的回归。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和文化始终以其海纳百川的胸怀兼容并蓄。尽管中华大地上三教文化在碰撞融合中各自发展，但对于这种良性发展的文化态势来说，前景是乐观的，其意义也是重大的，可谓：滔滔千里水，源于滥觞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