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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老师们

时间:2023-03-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 2016 年 3 月西南偏南教育峰会上,AltSchool 宣布开放他们的平台,并命名为 Open AltSchool。也是在本次西南偏南教育峰会上,Ilia Molina 分享了自己进行教育创新的经验教训,以及说明了老师们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Molina 说,没有切身体验,老师们很难改变自己的教学思维模式。除此之外,老师们还要学会查看数据,并根据数据来做出教学决策。这正是 Project Zero 给老师指导的:引导学生去观察、发现问题,自己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并对这些方案进行试错。

9. 未来的老师们


就像学生们所面对的一样,称职的老师会具有和以往不太相同的知识和技能,而且,也得保持终身学习。



在 2016 年 3 月西南偏南教育峰会上,AltSchool 宣布开放他们的平台,并命名为 Open AltSchool。这能让更多学校——无论是已经存在的学校还是新学校——尝试使用他们的这套系统。我很高兴他们能用开放平台这种方式,让其教学创新规模化。


但规模化的背后是,需要有足够多的称职的老师:他们需要接受这套新技术,有着更开放的思维模式;他们也需要知道如何更恰当地引导学生的兴趣,或更灵活地将各种项目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去。


对于 AltSchool 本身而言,这也许不是特别大的问题。这所创业公司的规模并不是那么大,但应聘者众多。在 2014 年底,当他们想要招聘 25 个新老师时,他们收到了上千份简历,因此尽可以挑选最优秀也最符合他们要求的那些候选人。


除此之外,他们在开学之前也会对老师们进行培训,以便让他们适应这种新的教学方式。当然,还有之前提到的,当他们遇到各种棘手情况时,系统中也许可以直接调用其他老师的经验。


但对于其他学校,以及有着传统教学经验的老师而言,面对的挑战则非常大。


也是在本次西南偏南教育峰会上,Ilia Molina 分享了自己进行教育创新的经验教训,以及说明了老师们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她在佛罗里达迈阿密 Dade 区进行一个叫做 iPrep Math 的项目,这个项目是希望将 Dade 地区初中数学的教学都改造成为个性化学习的方式。因此,他们在各个学校装上电脑和相应软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在暑假里对老师进行培训。


「以前的做法是,老师得要牢牢控制住课堂,例如应该在什么时候教授什么样的内容;但现在是以学生为中心了,每个学生的进度都不一样,对于老师而言,这种失去控制的感觉并不好。」Molina 说,「甚至一些有多年经验的教师也会很紧张,觉得不知道这个课堂将会发生什么。」


培训包括让老师像学生一样坐在电脑旁,用这些软件学点什么,以体会这种学习方法。Molina 说,没有切身体验,老师们很难改变自己的教学思维模式。除此之外,老师们还要学会查看数据,并根据数据来做出教学决策。很多老师在培训后依然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一些老师被这样的变化吓坏了。


但即使是主动求变的老师,也会遇到挑战。


Arwen Imai Matthews 在休斯敦一所高中教授科学课,她就曾想要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


她说她刚开始做老师时很绝望,常对着学生大吼大叫,也不知如何将那些知识灌输到学生的脑海里。当那些孩子落泪时,她又觉得忐忑,常常顶着「我是个坏老师」的阴影回家。


有一天,她决定开始改变。她想,「我这么沉闷无聊,如果不做些有趣的事,那我的课堂永远无法活跃和吸引学生。」于是她开始搜索,小心翼翼地尝试各种工具,也看一些其他老师的博客。之后,她开始尝试将一些小试验带入课堂。最开始她很紧张,生怕手忙脚乱出了小岔子。但她发现她的小岔子并没有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反而让学生开始变得踊跃和乐于尝试,对科学课的兴趣也开始提高。她说:「我意识到,如果我自己都不愿意去尝试,那我教的孩子怎么会大胆去做呢?」


但她遇到的新的挑战是,当学生们都开始有了兴趣,如何做才能让学生在这些实验中学到更多,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思考方式等等。她可不希望学生们只是看了一个热闹而已。


她所遇到的问题,就像教育神经科学倡导者 David A. Dousa 所说的,老师现在的处境和现代医学产生前医生的处境差不多。那时的医生有创造力和仁慈心,却对究竟是什么治疗好了病人知之甚少,他们过于依赖自己或同行的经验,但很大程度上是在碰运气。现在的老师也是如此,他们中大多数不知道大脑究竟是如何学习的,以及哪些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的发现可以应用到教学方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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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David A. Dousa 认为应该有这样一个交叉学科存在,让教学过程变得更加科学。


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已有类似尝试。1967 年,哲学家 Nelson Goodman 在这里建立了 Zero Project,正是因为他认为教学本身应当被作为一个认知行为来研究,而研究成果应该被运用到教学中去。


在之后近 50 年里,这个项目的成果包括如何让老师注意到学生的思考,如何引导学生思辨等等。它甚至也包括专门的项目,来指导动手做为主导的课堂(Maker-Centered Classroom)。


2015 年末,我参观了加州奥克兰的一所学校 Lighthouse Community Charter School——学校的很多学生也来自贫困家庭。在这所学校推动创客项目(Maker project)的老师 Tobie Irvine 说,他们从 Project Zero 那里获得了很多指导。随后,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学前班的 maker 课程。


我得说,我太惊讶老师居然让五六岁大的孩子们使用榔头、锯子以及热熔胶。这正是我进入班级时孩子们正在使用的工具。


我问老师,难道不担心他们的安全吗?Irvine 说,在一开学,就会有专门的课程来教这些孩子使用这些工具,他们也会有练习的时间,例如在一个没用的树桩上练习用榔头来钉钉子。「我们成年人总是在低估孩子的能力,也低估孩子的责任心。」Irvine 说。


这个班级正在做的项目,是用老师给出的各种材料,例如没用的木块、布料等来做一个玩具。


但在告知孩子们要做的是什么项目之前,老师将他们分成两人一组,并要求他们彼此问一些问题,以「更加了解彼此」。问题结束后,老师要求孩子们根据自己搭档的性格和喜好,为对方设计一个玩具。这同时培养了孩子们的沟通能力以及同理心。


一个小男孩用木块做了个小人,还用蓝色布料为小人穿上了蓝色披风。他说这是为搭档做的《冰雪奇缘》里的艾莎公主。我问那个小女孩是否喜欢,她腼腆一笑,说非常喜欢。我想,这个项目也让孩子们体会到了友谊和赠与的快乐。


而另一个小男孩则一直在和一个硕大的木头做斗争:他想要将这个木头锯开,但无奈这个木头的一面有着奇怪的弧形,因此无法固定在锯木架上。我看到老师并不动手帮忙,而是问他:「你看到了什么?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你觉得有哪些方法你还没尝试?」在试了几个方向之后,这个小男孩成功地固定住了木头,并显得非常有成就感。


这正是 Project Zero 给老师指导的:引导学生去观察、发现问题,自己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并对这些方案进行试错。


伯克利大学的 Anne Cunningham 教授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Science of Learning Institue 的副主任 Kelly Fisher 都说,也许学界需要做的一点是,将已有的研究变成可以实践的做法。她们自己已经开始和幼儿园、儿童博物馆等机构展开合作。


这当然意味着老师要学更多的东西。


实际上,在西南偏南教育峰会上,我听到老师们说的很多的一点,正是如何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用更好的方式来教学生。我能看到他们对大脑神经科学非常感兴趣,可惜因为这个讲座人数爆满我都没能挤进去;老师们也好奇如何才能将个性化学习引入到自己的课堂中去。


也许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在这个行业里,所以他们比别人更早意识到变革正在发生。他们正在通过改变自己,从而让这个行业能为未来教育出更合适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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