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教育往往与社会特权联系在一起，表现出特殊权益。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主政体的出现，以及法治的进程，受教育权由“特权”演变为“人权”，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综合产物。自开埠以来，按历史年代从四个阶段来探究澳门教育的发展：明清两代、国民政府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澳门回归后。
在华人的文化传统里有两种性质的制度——“法家型制度”和“儒家型制度”[1]。“法家型制度”的特质是集权化和规格化，对于传统中国这样的大型国家，自然有其必要，但也后患无穷[2]。儒家则提出另一种制度思维，在消极方面扮演了调和、自救的角色，在积极方面则推动革新，促进新思维、新人才的诞生。他们认为整体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形成道德社会，达成“教化”的效果[3]。
其实，我们现今的教育制度，一如整体的政治制度，防弊的功能强，塑造理想环境的功能相对薄弱；督促的作用强，荣誉的作用弱。人本性是自由的，而且人性也是社会的。要使人充分发展成一种社会的、政治的群体，就需要参与其社会的共同生活，这也是民主机制的自然产生[4]。但是，善美的社会与国家之建立并非外塑的，而是奠基在人的自由意志之上的。因为生命本身的开展，越是根据其外在人为现实因素的计划或外在环境的影响，越少能有真正具创意或属于自己生命深层价值的自我实现。
诚如道家主张，顺应自然动向，尊重事物规律，保存张弛之间的弹性，反对人为干扰，批判专断所引发的伤害。每个人若能在生命的成长过程中，逐渐培养自我实现的意识导向，以自我实现的动机来了解自己并开展生命，如此最自然之自我本性在社会共同生活中得以实现，引发出自己内在生命的精灵而喜悦于共同生活，这是创造善美社会与国家的理想途径，也是教育发展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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