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主权理论的创新

三、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主权理论的创新

处于发展中国家地位的中国，曾经饱受主权受损之苦，因此国家主权始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一些学者据此将主权划为理论禁区，而且以邓小平提出的“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为理论依据。这实际上曲解了邓小平的原意。必须看到，邓小平的这一观点是1982年在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商讨中国收回香港问题上的主权立场，他并未表示对主权的理论概念不可以进行任何探讨。

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论及世界局势的稳定时曾表示：“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路子来解决。”由此可见，邓小平并不认为主权是绝对不可以讨论的。

在确立了中国对主权概念认识的可变性前提下，为使新的主动选择更具科学性、合理性，还有必要澄清当前人们在中国主权问题上普遍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

第一，改变主权观念不等于被动的“主权让渡”，更不是放弃中国在主权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主权让渡在心态上是较为被动的，是对外部压力的消极反应和让步，鉴于主权浓厚的政治色彩，对于中国这样曾经因主权被侵蚀而饱经屈辱和掠夺的国家而言，显然很难接受主权让渡的主张。而改变主权观念则完全是国家的主动选择，其目的在于适应国际环境变化的需要，为本国长远的战略利益而采取的积极措施，与让渡相比具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和灵活性。

第二，主权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基本立足点，是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原则，但并非所有对外关系问题都必然与主权相关，将主权的范围无限扩大无助于中国从根本上维护主权。

第三，主权是一把“双面刃”，对于小国、弱国是自我保护的工具，对于大国、强国则是权力和利益扩张的手段。

第四，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对立也并不是绝对的。经济全球化在对传统绝对主权观构成侵蚀的同时并不从根本上否认国家主权。

第五，维护主权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关系和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宗旨及出发点，但它不是参与的终极目标和追求。维护主权的终极目标是服务于国家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国家利益的最高体现。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无论出于为自己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还是争取国际事务中较大的发言权，都必须考虑加快融入国际机制的步伐。其中重要的适应性措施之一，就是适当调整传统的绝对主权观念，在洞察新时代国家主权特点的基础上，树立与时俱进的国家主权观：

第一，主权的政治观。主权本质上是国际法上的国家独立权，是政治范畴的权力，经济与文化权力则属引伸的主权。但出于发展和加大开放力度的需要，除非涉及到政治主权的受损，经济和文化主权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并非等于放弃这方面的国家权力，而是有选择地突出重点。

第二，主权的相对观。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全局中，实现跨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是根本的战略要求，包括主权在内的其他政策和观念都围绕这一根本战略展开，都是相对的。

第三，主权的辩证观。充分认识到主权与国际机制间的辩证关系，两者既有异质性又有互动性，强调主权的同时不应排斥国际机制，国际机制既有部分侵蚀国家主权的一面，也有从长远方面有助于增强主权的一面。

第四，主权的具体观。维护主权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权通过具体问题体现，不应因某一方面主权受损而过于敏感。

第五，主权的动态观。我国必须根据国际环境、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走向，对外关系态势及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动态地调整对主权概念的认识，包括强调主权的程度、重心、范围都可有所变化。

第六，“先不谈主权，先共同开发”观。采取灵活的态度，通过资源共享使双方均能获得经济利益，又为日后各方通过对话、谈判的合作方式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留下回旋余地。

第七，主权实体和主权构成的适当分离观。主权是一个聚合性的概念，其中领土完整这一主权实体当然是不可分割的，但在此前提下，主权实体内部的不同层次、不同组成部分则可以适当分离。中国必须维护的是主权实体的完整性，这是主权立场的落脚点，而在较低的主权层次或某些与主权相关的具体问题上则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2]

这些与传统国家主权绝对性、排他性相对照的新型国家主权观，为我们在21世纪的国际事务处理中表明了比较鲜明的主权态度：它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相结合的主权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和辩证的主权观，是具体、灵活的主权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