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任鸿隽在本文中为新入学的学生提了两点建议，一是身于学校，学生应有主人翁精神；二是救国是学生最高的责任。这两点一个侧重校内，一个侧重校外，任鸿隽最后强调：读书即是救国，救国必须读书。
近几个月来，社会人士很有些注意于高等教育问题。于是改革大学的言论，也风起云涌的在各种杂志上屡见不一见了。可是他们所讨论的，大半是大学的学制问题。关于目下一般青年所公认为学校的主人翁——学生，却少有人谈到。现值学校开始的时期，我们拟援学生毕业有送别词的例，说几句欢迎诸君入学的话。
第一，我们要说的，便是学校的主人翁问题，换一句话说，是学生对于学校的态度。我不知道“学生为学校的主人翁”这句话有什么根据，但我确晓得这句话是大多数学生胸中固有的观念。要是我的猜想不错的话，我想这个观念，必定是由譬喻得来的。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讲民主主义吗？在民主主义的国中，不是以人民为主人翁吗？一个国内，有治者被治者的阶级；一个学校内也有治者被治者的阶级。学生是被治者，即是与人民处于同一的地位。人民可以为一国的主人翁，则学生为学校的主人翁，岂不是逻辑上应有之义吗？况且近代教育学说主张学校的社会化。那么，我们何妨看学校作一国，而小试其主人翁之资格呢？既有了主人翁之资格，即不能不行使主人翁之权利。于是教员有不好的（至少是学生以为不好的），主人翁可以任意轰去。校长有不行的，主人翁不妨投票另选。而且财政可以监督，事务可以干涉，因为这些都是主人翁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说一句，学校主人翁的问题不解决，学校是不会有宁日的。
上面所说的譬喻，在表面看来，固然不无几分相似之点，不过有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学生在学校中是受教的，而民主国家的人民不一定是受教的。因为这个原故，许多未毕业的学生，在民主国家中，并不能取得选民资格。所以用民主国家的譬喻，归结到学生是学校的主人翁，是不对的。必不得已，要在社会组织中，寻出与学校相似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只有家族还相近一点。一个家族，在他的责任上，当然要以子弟的利益为前提，但是不可以此便说子弟是家族的主人翁。一个学校，若是有存在的必要，当然须以学生的利益为前提，但是不能以此便说学生是学校的主人翁。我们说这些话，并不在什么“亲”、“师”伦理上着想，这只是一个社会组织的寻常事实。
一个学校的存在，当以学生的利益为前提，这句话当然又可以发生问题。譬如教员学问的不够，职员办事的不合法，都可以使学生直接蒙其不利。而且一个学校内容的腐败，只有直接身受的学生知道的最清楚，若是学生不加举发，外间是无从晓得的。所以学生对于学校的内容有所不满而提出改良的要求，不能不说是一条合法的道路，而且在某种情形下，也许是唯一可能的道路。不过我们要明白，学生既非人民，学校也不是国家。那就是说，一个学校，除了校中的教职员之外，总得有一个管理主权的机关在外面。这个管理主权的机关，在官立学校是政府，在私立学校是董事会。有了这种机关，校务的好坏，自然有了一个最高的请诉所，而无所用其直接的革命行动。直接的革命行动，未必能与学生的利益相符合。因为知识、年龄种种的关系，学生的利益，不见得是学生的本身所能谋的。
我们说学生不是学校的主人翁，读者不要误会以为我们认校长或教员是学校的主人翁了。倘若学生不是学校的主人翁，校长、教员尤其不是了。那么，学校的主人翁究竟是谁呢？我们以为学校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设立的多元组合体，不能任意偏重一部分而抹煞其余。若不得已而要指出一个东西来做学校的主体，我们以为只有“学术”两个字可以当得。学术确是学校目的的所在。凡是与学校有关系的，无论教职员也好，学生也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工作。凡是对于学术有贡献的，无论教员也好，学生也好，我们都可以说他代表主体的一部分。
第二，我们要说的，是学生对于时事的态度。在这一方面，近年也有一句最流行的话，是“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句话，我也不记得是哪位先生发明的了，但这的确是一句八面玲珑的话。照这句话的意思，救国读书，随兴所至，不必顾虑到哪一件事的成功与否，而同时又可以兼筹并顾，这是多么便宜的事！不过我们要讨论的，救国读书，无论哪一件，是不是用半冷半热的态度所能做到？如其不然，我们是不是有把我们目前的道路认清的必要？
救国是我们最高的责任，尤其是在血气壮盛、感情丰富的青年，所有一切都可牺牲，何况读书的一点小事？不过在决心离开读书，加入救国以前，我们至少要问我们自己两件事：（一）我们的主张，果然是我们深信不疑的吗？（二）我们的方法，果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吗？这两个问题，若果不能解答，我们以为所谓救国事业，也不过自欺欺人之谈，不如埋头读书，究竟还晓得我们自己做什么事。
何以要问我们的主张是不是我们深信不疑的？我记得民国十四年“五卅事件”闹得最盛的时候，某大学的墙壁上，贴满了“打倒英国”和“直捣伦敦”等等标语。我不晓得我们笼统搜索不满十万吨的海军，有什么方法能够打到伦敦去。我们记得民国十七年五三的事件，我们学生界的标语，是要“枪毙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们枪毙，又何至于有“济南事件”。最近去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学生界的主张，有组织“东亚大同盟”、“联合东亚弱小民族”等等。我不晓东亚的弱小民族在哪里，怎么能组织起来抵抗强日。这些主张，本来没有征引的价值，但正可以表示我们学生界知识的幼稚。以这样幼稚的主张，要说他们曾经研究过而深信不疑，谁也不肯信。但是我们要晓得这是我们牺牲了读书去换来的救国成绩。
其次要问我们的方法，是不是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学生表示主张最后的方法，常常就是罢课。可是罢课只是一种吃了砒霜药老虎的办法，拿自己的损失，来促他人的反省。设如我们所要求的，不是反省可以了结，这个方法就失其效用。设如所谓他人，不但不与我们休戚相关，而且以我们的损失为有利益，则这个方法完全失其意义。去年“九一八”之后，全国的学生，为了入京请愿，不但罢课多日，并且挨饥受冻，卧轨绝食，甚至有以生命为殉的，然其结果仍等于零，就是因为学生所要求的，不止是政府的反省，而且是强其所不能，这是失败的第一原因。第二则对外我们愈闹得起劲，秩序愈乱，敌人愈是有利。所以除非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计划，可以偿罢课的损失而济其穷，则罢课必不能达救国的目的，可断言的。
这样，我们把学生救国的目的和方法弄清楚了，才可以进一步来决定对于救国或读书的态度。我们以为对于救国的方法，已经有了坚深的信心的，他们尽可尽力的去做救国的事业，不必拿读书来做幌子。对于救国的方法，还不曾有坚强的信心的，我们以为要以读书来充满他们的知识，养成他们的信心。我们可以改定前面的标语说“读书即是救国，救国必须读书”。
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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