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社会

导读

在本文开篇任鸿隽便谈道：“无论从哪方面说起，科学在现世界中，是一个决定社会命运的大力量。”这种观点与任鸿隽一贯的提倡科学是一致的。

无论从哪方面说起，科学在现世界中，是一个决定社会命运的大力量。因此，在这次大战以后，重待建设的世界中，科学与社会常常成为讨论的问题。据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两种方式代表：一是此后的世界问题是不是专靠科学所能解决？二是此后的科学与社会应有什么样的关系？本文拟就此两方面加以讨论。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洛克裴尔基金会董事长福斯狄克（Raymond B.Fosdick）的言论作代表。在1947年洛氏基金会的报告中，福斯狄克有以下几段话：

眼前的危机，是西方社会所曾经遭遇到的最严重的一个，我们一直知道知识的获得是危险的，因为它可以被用于错误的方向。但现代人们手中的知识是那样容易被误用——而且一经误用，就很容易把人类的希望和建设化为灰烬——故此挑战的冲击，使我们迷惑、恐惧、茫然不知所措。

目下的时期所以成为严重，正如汤比（Toynbee）教授所说的，将依了反应的性质而定我们生存的机运。过去的历史充满了国族和帝国残滓，是因为它们仅靠了物质的力量来适应他们当时的危机。我们眼前的反应，不能限于下层的力量。除非我们能真正伟大，把答案抬高放在智慧与道德的平面上，我们的命运不但将与历史上归于毁灭的国族相似，并将与一切生物种族，不论是鸟类或恐龙，专恃凶恶方法或自卫武器的同其运命。

要把我们的答案放在研究人类较高的平面上有一个困难，是我们美国人常把提高生活程度这件事看得太重。在这方面，我们是无比的成功的。我们的生产力及消费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其结果，是我们的标准偏重于量的一方面。我们所有的一切比任何人都多——汽车、冰箱、无线电、铁路。从而我们理想中的世界，不是一个住满了聪明正直人类的世界，而是一个每家有汽车，每厨有鸡肉的世界。我们太容易假定物质生活弄好了，其他的价值会天然的跟着来。从我们的机器及工厂的装置线上会自然发生美满的生命。

另外一个困难，是我们对于物质科学的迷信。它们神圣不可侵犯，它们是生命的配给者。“科学能孕育伟大光明的文化”是到处奉为金科玉律的格言。即我们的大学也拜倒在二十世纪的方法崇拜之下，这些方法即是使物质世界的管制成为可能的。——不消说，对于人文及社会科学，他们常常与以应得的尊敬。但事实告诉我们，在基金上、研究设备上及教授的地位上，人文与社会科学远不及物质科学的优越，而且这裂痕还天天在扩大。

这裂痕是应该减小，不应该扩大的。在这科学时代，我们免不了了解科学的责任，但我们所面对的最高问题，不是化学、物理、工程所能给我们答案的。它们在伦理上是中性的。——它们能给我们更多的马力，但只有呆子会说马力能发展一种方法使脱缰的技术受到统制。它们能帮助更多的人类得到康健与长寿，但它们很难发见新的人生目的，或人与人关系的艺术，或帮助获得和平与成功的政府所需要的社会道德。

我们眼前的问题与人类命运，不能在物质方面解决，而必须在道德上与社会平面上决定。物质的力量与金钱兵力的优势，可以维持我们于一时，但我们社会上爆发性的紧张，只有靠了道德及社会的智慧方有解除的希望；而这种智慧，非试验管发所能沉淀出来，也不是原子物理学的灿烂方法所能得到的。

以上所引福斯狄克的话，固然只是一人的言论，但我们深信它能代表许多忧深虑远的意见。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对于西洋的科学文明起了疑问，也发表了不少同样的意见。其中的一个代表，直到现在还新鲜在人记忆中的，要算理朋主教（BishopRipon）的说教。他说，尽管人类对于克制他的环境有过远大的胜利，我们对于人类的前途仍感到极度不安，因为人类尚不知怎样克制自己。他以为科学家在庞大数目的发现中已失掉了方向的感觉，因此需要一个支配的哲学——人格。他甚至提议停止科学研究十年，以便人们用他的力量来发见人生的意义。当时东方的学者更有不少的人发出“西方文明破产要待东方文化来解救”的呼声。（据我们所记得的，梁任公就是一个。）不过呼吁尽管热烈，世界的情形甚少改变，经过二十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而且第二次大战结束不久，第三次大战的新恐惧又笼罩着疮痍未复的世界。由此看来，福斯狄克的说话，不过是旧调重弹，没有什么新的意义。但因此问题关系重大，我们不妨检讨一下。

福斯狄克君诊断眼前世界的危机，一是由于我们（特别是美国人）过分看重物质生活，一是由于我们过于迷信物质科学。但物质生活的增进，是由于科学研究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福氏所着重的还是科学这一点。关于第一点，我们没有多少讨论的地方。“人不能单靠面包而生活”是凡稍有文化的民族所共具的信条。设于物质生活之外，不能发见较高的活动与信仰，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况且物质生活的追求，常常是一切竞争的起源。福氏所说“每家有汽车，每厨有鸡肉”的目的，即使靠了科学的进步而达到了，我想人们的希望又将为“每家有飞车，每厨有火鸡”了。这样，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便不免了争夺相杀的惨剧。所以偏重物质生活的结果，既足以制造乱源，更不能成为人生的目的。

说到科学，——特别指物质科学，就不能与物质生活同日而语，这是我们与福斯狄克君分歧的出发点。物质科学是物质的研究，但它本身不是物质。物质生活是物质平面的事，科学研究——不论他研究的是什么——却是智慧或道德平面的事。要说明这一点，不须繁征博引，我们只要记得研究科学的最高目的，并不在追求物质享受，而在追求真理。为了追求真理，科学家不但不暇顾及身体的享乐，甚至连性命安全也可以置之度外。发明磁电的法拉第拒绝某公司顾问的聘请，说“我没有时间去赚钱”。哥白尼与盖理略冒了当时教会火刑的迫害，发明太阳中心说与地动说的真理。其他为了发明真理而履危蹈险，艰苦卓绝的科学家，更不胜枚举。所以福氏所说物质的弊害，与真正的科学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而除了最高的智慧与道德的平面，我们也无处位置这一班科学大师。

所可惜的，像这样高尚纯洁的科学家每每不为当时所认识，而他们的求真探理的精神，又往往为科学应用的辉煌结果所掩蔽，于是物质的弊害都成了科学的罪状。其实我们要挽救物质的危机，不但不应该停止研究，而且应当增加科学并发挥科学的真精神。我们试想，设如西欧人民都受了科学的洗礼，有了求真的精神，希特勒、莫索里尼等愚民的政策将无所施其技；我们也明白现今独裁的国家，何以要靠了隔离与宣传的作用来维持他们的政权。如其我们说科学愈发达，致世界战争愈剧烈，我们也可以说科学到了真正发达的时候，战争将归于消灭。这不是因为科学愈发达，大家势均力敌，不敢先于发难；而是因为知识愈增进，则见理愈明了，少数政客无所施其愚弄人民的伎俩而逞野心。战前的日本人民如其有充分的世界知识，也许不至发动侵华军事，造成世界的大劫运。我们以为“力的政治”不能达到消弭战争的目的，唯有诉诸人类的理智，方能使战争减少或消灭。而研究科学实为养成理智的最好方法。

因此，我们以为福斯狄克所说“迷信物质科学为解救当前世界危机的困难之一”，为不了解科学真义之言。福氏所谓物质科学，当系指工程技术（Tech-nology）而言。工程技术是应用科学的发明以谋增进人类的健康与快乐为目的的。这与纯理科学之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相比较，已有卑之无甚高论之感。然即这个卑之无甚高论的主张，也不见得与人生目的有何冲突。唯有把工程技术用到毁灭人类的战争上，它才与人类的前途背道而驰。然这个责任，似乎不应该由科学家来担负。

其次，我们要讲科学与社会应该有什么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为人所注意；尤其是英国的科学促进会（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在1938年曾组织科学与社会关系组（Section on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Society），专事研究这一问题。科学联盟国际评议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也有一个科学与社会关系委员会（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its Social Relations），本年六月在巴黎的联教大楼开会，通过了几项工作计划及科学家应行共守的宪章纲要，征求世界科学家的同意（见《科学》第30卷第9期278页）。此外关于发表此问题的中外文字都不在少数。这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可以说这是科学家最近的一种自觉。

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自有科学以来即已存在，何以直到最近几十年此问题才被人注意？这是因为（一）当科学方在萌芽，即盖理略、牛顿的时代，探求真理的倾向，过于利用厚生的作用，故其影响还不十分显著。（二）即在后来瓦特、喀尔文、马可尼时代，科学应用渐渐把工业及日常生活改变了，但其影响是属于进步的建设性的。其结果是增加了人们的乐观主义，无须怀疑到科学的利害问题。唯有到了二十世纪以后，西方的帝国主义已扩张势力到短兵相接的程度，社会上财富增加，阶级组织日益繁复，于是战争、经济恐慌等现象接踵而起。在这些生存竞争的过程中，科学都占了一个重要地位。科学家在这个时候，才回过头来检讨一下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不消说是当然，我们还不免有来何晚也之感。

要检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我们以为可从四方面加以观察。即：

（1）科学发明所发生的社会影响是什么？

（2）科学发明是否有益的用于社会？

（3）科学发明的利益是否普遍地造福人群，或仅为少数人所独占？

（4）社会组织是否合于科学的发展？

以上四个问题，详细讨论将为此文篇幅所不许，我们只好单简地说说。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指出：科学发明所生的社会影响，属于理论的要比属于应用的为大且远。人们只知道飞机与无线电怎样变更了社会组织，但不要忘记了地动说与天演说怎样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没有后者的改变，由中世纪进入近世纪将为不可能。科学家追求真理，不可松懈，更无所用其恐惧。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得承认：科学发明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它们可以用来福利人群，也可以用来毁灭人类。最近的原子能发明是一个例。原子核武器，此刻正威胁人类文明的前途，但如应用在建设方面，将来可增加人类的幸福将不可以量计。毒菌的发明也可以作如是观；因为毒菌用来作战虽然可怕，但研究毒菌使人类疾苦得到救治已经不少了。关于第三个问题，我们以为与其说是属于科学的，不如说是属于社会的更为确当。科学发明无论如何重要，只是一种原理，一种方法。要用来造福人群，还须经过社会组织的一个阶段。社会组织如其良好，受到科学利益的必然众多；反之，如其社会组织不良，科学上有利的发明，可能为少数人所独占或垄断。这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是数见不鲜的事。我们要免除此种弊病，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科学家停止发明，这是反进步的办法，当然不可能；一是改良社会组织，这是可能的，但这权力不一定在科学家手里。眼前的问题是：科学家在这种情形之下，他的态度应该怎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很大，似乎不容易置答。不过我们不要忘记，科学是这一切问题的原动力。科学家既握有此种原动力在手中，只要善为利用，不怕社会不向善的方向前进！

最后一个问题，即社会组织是否合于科学发展的问题，可以说是社会对于科学的关系。追溯科学发展的历史，其初只是少数自然哲学家依着自己的兴趣，凭了新起的实验方法，向天然界探索秘奥。他们既不受社会的重视，也没有社会的目的。这可以说是科学的个人主义时代。但就在这个时代中，把科学的根基打下了。至十六世纪以后，科学的统系渐渐成立，科学的重要也渐渐为社会所承认，于是在学校中、学社中、私人团体中，乃至政府机关中，都渐渐有科学研究的组织。这到十九世纪末以至二十世纪初年为止，可以说是科学的团体运动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科学的研究机会固然加多，个人的天才发挥亦称尽致，故科学的成就，尤为辉煌可观。及至二十世纪开始以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科学的重要性愈加明显；同时因为科学的研究已到了精深博大的境界，所需要的研究设备又极其错综复杂，使所谓个人主义或团体运动的研究，几有望尘莫及之感。于是重视科学的国家，都拨出巨款，特设机构，来担负研究科学的责任。这可以说科学的国家主义时代。国家用全力来发展科学，科学的进展固然愈可预期。但我们不要忘记科学的国家主义，和其他国家主义一样，将不免狭隘，偏私，急功近利等种种毛病。这和科学的求真目的既不相容；与大道为公，为世界人类求进步的原则亦复背驰。所以我们以为在计划科学成了流行政策的今日，私立学术团体及研究机关，有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可以保存一点自由空气，发展学术的天才。

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