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爱科学”

导读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科学既是可爱，又应当爱，眼前的问题，便是如何使人知道爱。这需要科学的利用与科学的研究。我们希望政府于揭橥“爱科学”以后，更注意科学本身的发展，方不是徒托空言。”

在此次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人民政府施政共同纲领中，规定了如下的一条：

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共同纲领》第五章第四十二条）

这条条文的规定，一方面固然是在提倡国民应有的道德，一方面也是针对国民道德所缺乏的，要提倡起来加以补救。它所列举的几件事，不消说都是绝对必要。不过我们觉得，如祖国、人民、劳动、公共财物，都是意义明白，我们要爱它的理由也极其明显。独有科学这一件东西，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还不免多少是陌生的。天下没有对于不认识的东西发生爱情的理由。因此，我们觉得有提出说明一下的必要。

首先，我们要说明的，爱是属情感范畴的活动。属于知识范畴的活动，我们可以用外铄的方法来增进；如有所不知，我们可以教育方法使之知；有所不能，我们可以强迫方法使之能。属于情感范畴的活动，其发生与增进必是由于内发。所谓“你能牵马到水边，不能强迫它吃水”，因为在它的心中没有吃水的感觉故。所以我们要人民爱科学，必先使他们知道科学的可爱。要知道科学的可爱，须经过两个步骤：一、知道科学是什么，二、由科学与生活的关系上发生出爱的情感来。

从理论上说，要知道科学是什么，是比较艰难的事体。它需要有高深的科学研究与修养。但从生活关系上说，则凡号称现代文明的国民，无不与科学发生或多或少的关系。因此，对于科学也应该有或深或浅的认识。现在我们试举几个粗浅的例子来说明。

与一个人的生活上关系最重要的东西，还有过于粮食的吗？但如用了科学方法，即改良种子配合适宜土壤与化学肥料等方法来改进农作，可以增加生产到若干倍。据温斐尔（Gerald F.Winfield）的统计，一个中国农人每年的平均生产为3，080磅谷米，而一个美国农人的平均生产量为44，000磅谷米。（见1949年1月9日《纽约时报周刊》）。这个十倍以上的差异，当然不是因为中国农民的工作能力不及美国人，而是因为美国农民用了科学方法与机器力量来增加生产，中国农民还不知道应用这些的原故。所以华莱士（Henry A.Wallace）在他的Soviet Asia Mission书中也说：“在中国，须要四五家农家在乡间生产以养活他们自己与在城里的一家人口，在美国只要一家农民在乡间工作便可养活他们自己与在城里的四五家人口。”根据这些统计，我们可以说，只要能充分利用科学的方法来增加农业生产，则免除饿馑的恐惧并非难事。这是科学与生活关系最重要的一点。

其次科学能免除人类的疾病，也是与生活关系的另一点。这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治疗医药的发明，如磺氨药类与青霉素等，已经减少了军队中的死亡率（在第一次大战中军队的死亡率为每1，000人14.1。第二次大战为每1，000人0.6）。但科学医药的贡献，不但在它的治疗而尤在它的预防与卫生，我们知道，为人类最大仇敌的传染病，如黑死病、黄热病、鼠疫、疟疾，在现今文明社会中已告绝迹了；而蔓延最广的肺病、伤寒病、脑膜炎、小儿麻痹症等，现在亦可以用防制病菌、毒菌的方法，渐渐归于消除。所以在科学发达的国家中，人类的平均岁数，近四十年来已由49岁增至66岁，而印度人民的平均岁数仍不过35岁。（中国尚未见有此种统计，但大约与印度不相上下。）我们试想，每一小儿出世时即具有66岁年龄的希望，与只有35岁希望的人相比较，其一生事业的计划当与人生乐趣的感觉，相差有多少呢？所以我以为只要从这两方面着想，科学对人生的重要关系，已经够明显了。此外如交通、工业、制造、享乐，无处不有科学发明的影响，亦无处不与生活有关。但比较以上两事而言，没有其重要与普通性，我们在此不细说了。

但是，人不能专靠面包而生活。当初步的物质生活需要满足之后，跟着来的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最显著的一例，是知识的爱好，而科学实为新知识与正确知识的来源。因此，既爱知识，即不得不爱科学了。科学知识所以可贵，第一因为它是根据事实用逻辑方法推理所得的结果；第二这个推理的结果，还可以实验方法或新的事实加以证明。所以这种知识，不但确实可靠，远非玄想虚构或古人留传的意见所能比拟，而且本身具有内在的发展性，向未知的秘奥上逐渐发展，以期得到最后的真理。要说明此点，我们试举两事为例。如中世纪的天动地静说，在托勒密（Ptolemy）的体系中不失为一种知识。但它不是科学的知识，在当时天文的测算上不免发生困难。后来经过哥白尼、盖理略等的观测与证明，确定地球为八大行星之一，而后地球与诸天体的关系才得正确的说明，更引导我们向天空无限制的发展。现今帕洛玛山（Mt.Palomar）天文台二百英寸望远镜发见在几亿万光年辽远距离的星云，这岂是中世纪持天动地静说的人们所意想得到的？又如物质由原子构成的学说，在希腊的德漠克理达（Democritus）已经发明了。但它缺乏科学的根据，所以两千多年以来不曾有什么发展。直到十九世纪开始以后，多尔顿（John Dalton）成立了化学的原子说，物质由原子构造的理论，方才得到事实的证明。这个理论的发展，一直可推到现今的原子构造学、原子能研究，以及原子弹的制造。科学知识的演进无已，不是很显然的吗？所以要满足人类爱好知识的欲望，科学是绝对不可少的。

再有一层，不管玄学家如何解说，科学是从原因求结果的学问。这种方法运用纯熟而成为一种习惯时，自然能影响我们思想的路径与处事的态度。如社会进化与经济组织，从前以为是玄秘渺茫不可捉摸的，现在也可以科学的方法加以解释与推测。在早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一个例，近今的马克思社会唯物史观又是一例。所以科学对于人类前途的影响，可以说是彻头彻尾，方兴未艾。我们提倡“爱科学”是有最大理由的。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科学既是可爱，又应当爱，眼前的问题，便是如何使人知道爱。这需要科学的利用与科学的研究。我们希望政府于揭橥“爱科学”以后，更注意科学本身的发展，方不是徒托空言。

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