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二册

导读

本文是任鸿隽对李约瑟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二册所撰写的书评文章，发表在第三十三卷第二期《科学》杂志上。

在本刊第一期中，我们曾介绍了李约瑟教授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并就第一册的内容，作了简单的评述。第二册的总目是中国科学思想史。它从第8章到12章历叙了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之后，加上“中国科学的基本思想”、“假科学与怀疑传统”、“佛教思想”、“晋唐道家及宋明理学”、“人为法则与自然法则”等章，事实上成了一部中国哲学史。这一本584页包罗宏富的著作，要就每个问题加以详细讨论，在势有所不能。现在只就本书中提到的思想上重要问题略说一二，以作简单的介绍。

在1956年12月1日的英国《自然》周刊上，载有署名D.C.Lau的一篇评论李约瑟教授本书的文章。文章的开始便说：

在这本书中，李约瑟博士主张中国的学术思想，除开某些学派之外，是属于生机论一派的（organic type）。他从这个看法得到的结论是中国的观点是科学的，甚至于在某种思想下，比他们同时的欧洲人还要科学些。这位作者继续下去写道：

何以是这样，我们不明白。从哲学看来，说一个宇宙观是完全形上学的事而于科学无关，是有充分理由的。即使我们反对这样极端的主张，最多我们也只能说；一个形上学的观点可能对于科学有某些实际的作用。举例来说，有了二十世纪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一个形上学的观点——在此处即与这个发展起共鸣作用的生机论哲学，——可能通过新观点的提出而帮助科学的进展。反面说来，这个同一的形上学观点在不同的关键上提出，就会阻止科学的创造性出现。因为要做到任何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至少在开始阶段必须把一联串的事实认为是孤立的来处理。但从自然的全体论观点说来，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每件事物都和其他的每件事物有机体的关联，要说明自然界的某物件时，我们必须与自然界的全体发生关联。李约瑟博士有时似乎也感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对于他认中国的不合于科学发生的宇宙观，比同时欧洲的发生了科学的宇宙观为更科学这一点，感到迷惑。

以上一段话，对于李约瑟教授在书本中自认为独到的见解提出了异议。我们以为这里面包括两个问题：（一）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二）中国思想的科学性问题。现在先谈第二个问题。

李约瑟教授在历述中国各家思想的时候，对于儒家的学术早认为是不适宜于科学发展的。因为儒家的宗旨是要改进人类的社会生活，对于自然现象很少兴趣。因此他说唯理主义的思想，比神秘主义的思想尤不适宜于发展科学，不独在中国为然，也不仅在一时为然（12页）。儒家以外，墨家名家对于自然现象也少注意，法家更不用说，于是他只有往道家去发现科学思想了。据李约瑟书中说，中国道家分两派：一是隐士派，即知识之士，疾首痛心于当时社会的混乱，遁逃到山中去过他的清净无为的生活，如老聃、庄周等人是；一是巫祝派，利用鬼神机祥迷信之说来为人作占卜祈祷等事，如今之巫瞽是。这两派在起源时，本来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不知作者何以把他们并为一谈。在齐国稷下先生的驺衍身上，他找到了道家和阴阳家五行学说的综合点。因为驺子之属“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载其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来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见《史记》七十四）这样，驺衍一派的学术，不但开创了阴阳五行之说，还能观察自然界的现象，所以李约瑟在他的书中，称他为自然学派（Naturalist），这更给驺衍的学说加上一点科学的色彩。五行之说始见于《书经·洪范》，从来不作为五个原质解（行是行动的意思）。大约其事起源于方士们观察四时更代周而复始，因以每一季节中最显著的现象来代表它的变化，如春属木、夏属火、秋属金、冬属水之类。在这些变化中间，他们看出“相生”、“相胜”的道理，于是推到政治行为上去，以为发号施令的准则，如《吕氏春秋》的《月令》、《十二纪》是。这个学说，到秦汉以后更渗透在儒家的思想中，继续发展，如汉时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推阐得极其完备，后来不但一个新朝代的替代要用五德递嬗的道理来捧场，就是一切思想行为也要用五行生克的话来解释，如《黄帝内经》《灵枢》《素问》关于人体生理病理的说明，虽然不少经验的事实，但都被五行学说弄的迷离徜恍，令人如堕五里雾中了。这样，我们可以说，五行的观念，一开始就没有五种原质的意思，至多只能说它代表五类现象的关系。从现象去求它的原因，可能导致牛顿-笛卡尔式的科学因果论；从现象去求其关系，甚至只能成为哲学的系统，有时甚至于成为反科学的系统，这便是道家的五行学说了。它不但不能引上科学的道路，而且阻碍了科学的进展二千多年。李约瑟教授虽想拿二十世纪的生机论观点来为之平反，其如不符历史事实何！

离开道家不谈，谈谈儒家的基本思想，我们以为有两点可以注意，一是它的变动世界观。《论语》载孔子有一天在川上发出叹声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朱熹在他的《集注》中说，“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可见我们儒家先师在短短一句话中含义的深远。这个意思，可以打破一成不变的宇宙观，也可以包含世界进化论。二是阴阳的观念。《易·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道”字，历来的学者解说不一。近人熊十力说，儒家用道字为本体之名，又引《大戴礼记》云，“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我们现在姑且把道字搁开不讲，讲到它的作用，儒家认为有阴与阳的两种力量，并且认为这两种力量是相反相成的。这个意思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说得最明白。他说：“天道大数，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阴阳是也。”五行相生相胜的说法，也许是从阴阳相反相成得来。但作两种力量来说，它的相反相成是符合于科学原理的（参考物理学上的电性原理及化学上的物质组织等发明），作为一群现象（即五行）来说，它的相反相成即是纯粹的唯心理论。李约瑟教授重视道家的思想，而轻视儒家的看法，我们以为值得重新考虑一下。

以上所说的思想问题皆属于哲学一方面，对于科学思想似乎还有相当远的距离。不过我们不要忘记，科学原是从哲学分化出来的。在实验方法未发明以前，无论东方、西方均只有哲学而无科学。现在推原西方科学到上古希腊时代，也不过是说在某些学说含有科学种子而已。拿这个观点来衡量我国古代的思想，譬如淘沙的金，发见若干科学种子自属可能。如何从抽象的哲学观念发展成为具体的科学，则有待于唯物主义的归纳理论方法。李约瑟教授在书中某处曾提出一个问句说：谁能把中国在有了近于科学的思想而未能发展成为近代科学的原因说得出来，将是一个有趣味的贡献。我们现在冒昧地试作一个答案。我们以为中国长期以来缺乏近代科学，其原因在（一）缺乏科学方法。所谓科学方法，不但仅能观察现象，推论结果，而且要经过分析、推理、实验证明等步骤，然后成立结论。道家虽然也观察天然现象，有时也观察物质的变化，如在金丹术中所表现的，但他们没有有系统的方法，自然得不到可靠的结果。（二）急于追求应用。如阴阳五行之说，在原理还未正确成立以前，已被应用来做求仙、占星卜卦、风水等技术，成了书中所说的“假科学”，再要走上科学的道路自然是不可能的。这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的教训，似乎值得我们注意。

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