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科学翻译问题

导读

“我们以为任何翻译工作，必须对于所翻译的原作有透彻的了解，方能期望表达出来不犯错误。这在翻译哲学书籍是这样，在翻译科学书籍也是这样。从这个角度上看来，可见翻译并非太容易的事体。我们希望更多的绩学家从事此项工作，也希望社会上从各方面多加鼓励。”

早在前清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历1896年）我国侯官严复译了英国赫胥黎著的Evolution and Ethics一书，名为《天演论》。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几乎是人手一编，不胫而走海内。“天演”这两个字也成为英文evolution的定译，为我们通用的名词了。虽然后来也有把evolution译为“进化”的（我相信这是日本的译法输入中国的），但“进化”二字含有进而愈上的意思，而evolution只有发展的意思，不含向上的意义，因此，不如“天演”二字来得恰当。严氏曾说他翻译一个含意深远的名词，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等，皆要经过旬月的踌蹰而后决定，于此可见他对于译事的慎重，下笔的不苟，而《天演论》问世以后，在白话文学出世以前，几乎成了翻译界的标准模范，是有由来的。

不过我们如其要问，严氏文章已尽了翻译的能事吗？是又大大不然。严氏在他的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又说，“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这可见三者之中，严氏还要力求其雅。“雅”这个字的意义最难于摸捉，幸而严氏在他的例言中曾加以说明。他说：“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这又可见严氏的所谓“雅”乃是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而“雅”的作用仍不过求达而已。那么，我们要看严氏用了他的古奥尔雅文字是否达到了他的“信”与“达”的要求呢？几年前我因为怀疑严氏《天演论》译文比起西方文字的平实显豁相差太远了，曾把赫胥黎Euo-lution and Ethics原文首章用语体文（即严氏所谓利俗文字）译出来与严氏的译文作一比较，发见能行［信］而达的，恐怕不是“尔雅”的古文，而是明白易晓的俗文。谓余不信，我们且把这两篇文字附载于下，以作参证。

严译《天演论》首节

论一　能实

道每下而愈况。虽在至微，尽其性而万物之性尽，穷其理而万物之理穷，在善用吾知而已矣；安用骛远穷高，然后为大乎。今夫，两缄以为郛，一房而数子，瞀然不盈匊之物也。然使萟者不违其性，雨足以润之，日足以暄之；则无几何，其力之内蕴者旉施，其质之外附者翕受；始而萌芽，继乃引辽，俄而布，俄而坚孰，时时蜕其旧而为新；人弗之觉也，觉亦弗之异也。睹非常则惊，见所习则以为不足察，此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所以众也。夫以一子之微，忽而有根荄支干花叶果实，非一曙之事也。其积功累勤，与人事之经营裁斲异，而实未尝异也。一鄂一柎，极之微尘质点，其形法模式，苟谛而视之，其结构勾联，离娄历鹿，穷精极工矣，又皆有不易之天则，此所谓至赜而不可乱者也。一本之植也，析其体则为分官，合其官则为具体；根干以吸土膏也，支叶以收炭气也，色非虚设也，形不徒然也，翕然通力合作，凡以遂是物之生而已。是天工也，特无为而成，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耳。今者一物之生，其形制之巧密既如彼，其功用之美备又如此，顾天乃若不甚惜焉者，蔚然茂者，浸假而凋矣；荧然晖者，浸假而瘁矣；夷伤黄落，荡然无存，存者仅如他日所收之实，复以函生机于无穷。至哉神乎，其生物不测有若是者！今夫易道周流，耗息迭用，所谓万物一圈者，无往而不遇也。不见小儿抛堶者乎，过空成道，势若垂弓，是名抛物曲线。从其渊而平分之，前半扬而上行，后半陁而下趋，此以象生理之从虚而息，由息乃盈，从盈得消，由消反虚。故天演者，如网如箑；又如江流然，始滥觞于昆仑，出梁益，下荆扬，洋洋浩浩，趋而归海，而兴云致雨，则又反宗。始以易简伏变化之机，命之曰储能：后渐繁殊，极变化之致，命之曰效实。储能也，效实也，合而言之，天演也。此二仪之内，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所莫能外也。希腊理家额拉吉来图有言，世无今也，有过去，有未来，而无现在。譬诸濯足长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是混混者未尝待也。方云一事为今，其今已古。且精而核之，岂仅言之之时已哉，当其涉思，所谓今者固已逝矣。今然后知静者未觉之动也，平者不喧之争也。群力交推，屈申相报，众流汇激，胜负迭乘，广宇悠宙之间，长此摩荡运行而已矣。天有和音，地有成器，显之为气为力，幽之为虑为神，物乌乎凭而有色相，心乌乎主而有觉知，将果有物焉，不可名，不可道，以为是变者根耶？抑各本自然而不相系耶？自麦西希腊以来，民智之开，四千年于兹矣，而此事则长夜漫漫不知何时旦也。

用语体文直译的《天演论》首节

在今天聚会的群众中，必定熟悉一个快乐的童话，名叫“贾克与豆茎”。但我们的青年朋友中，许多是老成庄重，在严肃的知识食粮中长成，或者除了经过初步的比较神话学外无由与仙人境界接近，我把这个童话的轮廓重述一下，也许有必要。这是一个豆苗的传说，说这豆苗一直向上长，长到天上，然后在那里分披开来，成一个极大的绿叶伞盖。我们的英雄攀登到豆茎，发见这绿叶的张盖支持了一个与下界组织相似，同时又特别新奇的世界。他冒险到此，必定完全改变了他对于事物性质的看法，虽然这故事既不是由、亦不是为哲学家写出，对于他的看法并未说到。

我目下要做的事，正与这个勇敢的探险家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我请你靠了豆子的帮助，陪伴我到一个在有些人看来是奇怪的世界。你们知道，豆子是一个单简、呆板的东西。但若种植在适当情况之下，最重要的是有充足的热，它会表现极可惊奇的活动力量。一个小的绿芽出现了，它伸出土面，很快地长大起来，同时经过一串的变化，这些变化只因日常习见，未能如所说的引起我们更多的惊异。

在不知不觉中，这植物渐次发展成根、茎、叶、花、果实的多而各异的纤维质，每一组织皆照了一种极繁复同时又极精细有定的模型，从内从外建造起来。在这些繁复组织的每一个与其极细微的成分中，有一种内含的能量，不断朝着自然界的经济目的，为善尽其职与维持全体而工作，同时又与其周围物体中的能量相调协。但这样精心结构的建造，一经完成，毁坏即随之而至。渐渐地这植物枯萎了，消灭不见了，留下来的只是或多或少、看来是单简呆板的东西，恰与原来的豆子一样，但也与原来的豆子一样，含蓄着发生同样周复现象的隐能。

这种往而复返的过程，随处可见，不须诗意的或科学的想象始能得其类例。如抛石下落与箭行弹道，即是此类。或者我们可以说，生命能力的途径，始则向上，继而向下。或为达到“发展”或“天演”的观念，我们可以把种子伸张而成植物，取譬于一把扇子的张开，或如溪流的延续与扩大，更觉适当。此处亦与他处相同，名并非重要，重要的乃是对于名所代表的事实，有一个清楚正确的观念。此处的事实，即继续不已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生长的植物由比较单简而富潜能的种子，发展为高级分工官能的出现，由此复返于单简与潜能的状态。

把握此种过程，而心知其意，极为重要，因凡在豆子是如此的，在其他生物也是如此。从最低的以至最高的——在动物界与在植物界一样——生命过程，表现同样的周期演进的形象。不但此也，只要我们放眼一观世界四方周围，何处不是周期的变化？我们看见水流入海，仍返泉源；星辰盈亏，周而复始；人生由少而老，铁律不移；国家朝代由创造而极盛，复由极盛而衰落，历史中最重要的问题，无一不是此种过程的表现。

在急流中徒涉，无人能两次插足于同一水中；同样，在此感触世界中，无人能指示任何事物为确定。当他说话时，甚至当他思想时，他的指示动词已不适用；现在的时间已成过去；“正在”已成“曾经”了。我们对于事物的性质知道的愈多，愈觉得所谓静的只是未觉到的动；象是和平的，不过是无声而勇猛的战争。在每一部分，每一瞬间，世界的形态乃互争的力量暂时调协的表现；一个争斗的场面，参加的无不颠仆。凡在一部分是真的，在全体也是真。自然科学的知识愈进步，愈引导我们到一个结论，即上天下地一切现象，都不过是宇内质点在天演路上暂时的形式，从星云的潜势，经过无穷太阳、行星、卫星的生长；经过一切物质的变态；经过无限生命思想的纷纭；最后或者经过一种存在的法式，我们对之，当无任何观念，或竟不能成立任何观念；经过这些之后，复返回它所从来的不确定的潜势。这样，宇宙最明显的特性，即是它的不常住。它所显示的不是永恒的整体，而是变动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间，除了能量的流动与其弥满的合理秩序外，没有什么是永久的。

把这两篇文字比较一下，我们立刻发见严译与原文不同的所在，至少有以下几点：（一）原文所无由严译加入的。如开首“道每下而愈况……然后为大乎”几句，如“睹非常则惊……所以众也”几句，又如最后“自麦西希腊以来……不知何时旦也”几句皆是。（二）原文所有，但严译故意弄成迷离恍惚不可摸捉的，如原文“上天下地一切现象都不过是宇内质点在天演路上暂时的形式……”一段，是说宇宙质点在天演中的过程，有（1）太阳行星的生成，（2）星球上物质的变态，（3）生命的演变与思想的纷纭，（4）最后或出现一种现时所不能想象的法式，以及（5）复返于原来不确定的潜势。这些是赫胥黎所认为物质在宇宙内演变的程序，并非随意呼召若干观念来杂凑成文的。我们再看严氏这一段译文：

天有和音，地有成器，显之为气为力，幽之为虑为神。物乌乎凭而有色相？心乌乎主而有知觉？将果有物焉，不可名，不可道，以为是变者根耶？抑各本自然而不相系耶？

文字固然雍容大雅，音调铿锵，但对于说明天演经过的程序是不相干的。（三）是严氏对于天演意义的误会，如在说天演如江流然之下，随即加上这样几句：“始以易简伏变化之机，命之曰储能；后渐繁殊极变化之致，命之曰效实；储能也，效实也，合而言之，天演也。”拿这几句话来说明天演，实在仍脱不了天演便是进化的意义。但是我们知道赫胥黎的原意，只是说明天演是物质在宇宙内演变的过程，包括由简到繁，复由繁而简在内，所以必须用人力以战胜天行。严氏储能效实，由简到繁之说，大致从斯宾塞的哲学得来，只代表天演的一部分，现在搬来作为赫胥黎的言论，恐不合于信与达的标准吧！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严氏的《天演论》译成于光绪丙申年，即公历1896年（据严氏自序）。此时我国的科学，有的极端幼稚，有的尚未萌芽，要从科学上去了解天演论还是不可能的。同时一般文人学子，还沉湎在制艺帖括或八家古文之中，所谓西方文体及白话文学都是一般人士所梦想不到的，即或出现，也不是一般文人所能接受的。所以严氏用了汉以前的字法句法来翻译西书，可以说是为时代所限，不得已的。我们要指出的，乃是严氏所定的信达雅标准，在雅的方面经过极大努力之后，结果在信达方面也未能做到，这不够表示他所指示的道路仍有错误吗？目下时移势异，风气已变，我们翻译科学书籍的标准是些什么呢？不揣固陋，想提出几点来与同人商榷。

首先在现今的进步时代里，“雅”的一个标准早就应该抛弃，不用说了。这样做，不但可把科学与文学的界线划得更为清清楚楚，他将有助于信达两方面的成就。

其次，说到“信”，这当然是译书的一个基本的起码的要求。这个要求，在严氏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了。然而在他的译文中就犯了许多“不信”的毛病，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可见要满足“信”的一个标准也不是容易的。目下一般译者的作风是照着原文的安排，一字一句丝毫不动地写了下来。这样做，“信”似乎不成问题了，但在“达”的方面又常常成为问题。这当然不是我们所要求的。我们以为“信”当兼字句与意思两方面而言。如不得已而不能兼顾，则宁可牺牲字面上的“信”，而不可失掉意思上的“信”。这就是说，如以为一字一句照原文写下来便尽了“信”的责任，是一种错误的见解。

再次说到“达”。严氏在他的例言中曾说“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可见“达”在译文中的重要。我们推究不“达”的毛病，大概不出以下几个原因：（一）对于原文的意义缺乏了解；（二）对于使用的文字缺乏指挥如意的能力；（三）对于翻译工作缺乏严肃的责任感，草率从事。我们以为任何翻译工作，必须对于所翻译的原作有透彻的了解，方能期望表达出来不犯错误。这在翻译哲学书籍是这样，在翻译科学书籍也是这样。从这个角度上看来，可见翻译并非太容易的事体。我们希望更多的绩学家从事此项工作，也希望社会上从各方面多加鼓励。

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