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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问题杂谈

时间:2023-03-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舒新城没有当小学教师的经历不等于他不可以对小学的教育问题提出质疑。小学是人所接受教育的重要阶段,也是任何教育家都不能忽视的教育阶段,舒新城在本文中坦率地说出了他对小学教育的直感。我从没正式作过小学教师,本不敢妄谈小学教育。我们可以说,某事物不适应现社会之生活;由此我们也可说,初等教育有许多问题,就是初等教育不适应于现社会之生活。小学教育之有问题是由于小学教育与现社会之需要不相应。

导读

舒新城没有当小学教师的经历不等于他不可以对小学的教育问题提出质疑。小学是人所接受教育的重要阶段,也是任何教育家都不能忽视的教育阶段,舒新城在本文中坦率地说出了他对小学教育的直感。

我从没正式作过小学教师,本不敢妄谈小学教育。近数年来,不时有机会与小学教师接触,言论之间,常引起我许多直感,久思发表就正于有道之前,只因他务冗集,未获执笔。今因返梓省亲,往来均须经过益阳,等候船只,独居旅次,颇有余时,因至养性花圃——益阳居资水之口,为湘省大县之一;养性花圃,该县新开之小游戏场——啜茗,即在其唇楼中抽笔。为此。因非系统的研究,故名杂谈。

一 总 论

教育问题本是永久的问题,无论何时,有教育便有问题,并且常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国科举制行千余年,当初固然有问题,后因社会习惯养成之后,一般人对之不生疑问,表面上好像没有问题,实际上还是存留许多种子,所以与欧洲通商以后,环境稍变,问题便逐渐发生,于是有现行之学校制度出来。现在明白的教育者,无论是主持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或初等教育的,都觉得有问题,本是一种好现象,而比较起来,尤以初等教育者所感的问题为多——从他方面讲,也可以说中国的初等教育较高等教育、中等教育为优——则初等教育当更特别注意。

而何为有问题?我们可以说,某事物不适应现社会之生活;由此我们也可说,初等教育有许多问题,就是初等教育不适应于现社会之生活。照此推论,高等教育、中等教育的问题较少,是它们适应于社会之生活而较初等教育优良吗?这却不然。初等教育的问题,其数量未见得多于其他各级教育,只因它与社会直接的关系较多,很容易发现其不适应的地方,所以问题较多;倘是高等学校与中等学校,也如小学一样无时无地不与社会直接发生关系,恐怕问题还要更多。由此我们讨论小学教育问题,应当注意二事:

(一)小学教育问题果真多于高等教育、中等教育的问题,并不足以断定小学教育劣于大学、中学教育;或从“感着困难即是改进”的原则上反可以推证小学教育优于大学、中学教育。

(二)问题之产生是由于某事物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小学教育问题之内容,亦不过现在小学教育不适应于现社会之需要而已。

兹分组织、课程、教师、教科书诸问题,统括我直感的零碎意见。

二 组织问题

小学教育之有问题是由于小学教育与现社会之需要不相应。一般人以为我国现在教育之不能普及,是由于政府提倡不力,或由于人民富力不足。其实这些都不能算是最重要的原因。据我个人观察所及,重要的原因是教育与社会生活习惯不相合,社会上对现在的教育无适当的信仰。姑举几件事以证吾说。

(一)今年五月到芜湖考察中等教育,当地教育界人士谈及该地平民教育,谓以陶行知的力量,与社会、官厅周旋几天,募集之款项不过千余元,等陶离芜后,已捐之款又无法收齐。而该地狮子山教会所办之圣雅各中学募建筑费,一日之间,集款三万余元,且多为官吏所捐。

(二)七月初至长沙,因水灾,城内居民抬木偶陶公真人、李公真人求晴,不期而集于道上三万余人,三日之间费去三万余元;而长沙城区教育经费奇绌,每次由学务委员会提议征收附加捐,便遭市民反对,无一次成功。

(三)民国初元,吾县知事罗某为留学日本新归之学生,极热心教育,提拨寺产为学校经费者极多,当时固曾大遭乡民反对,命令不能实行,事后反发生许多纠葛。一部分本可存在之学校,因提寺产结怨乡民,反将固有的经费失去而至于关门。

(四)据安徽教育厅统计,全省私塾学生多于全省学生数二分之一以上,校数超过三分之二以上。

(五)数月前《新闻报》载介石君德国通讯,谓柏林生活极为困难,大学生无法生存,但该地开饭馆每日凭大学入学证书供给大学生若干人之饮食;某大饭店并为无限制之供给。

以上数事可以证明我国教育不发达,并不以人民富力与官厅提倡为惟一原因,果谓人民无力负担学费,私塾学生均要纳费,何以如此之踊跃;迎神赛会的靡费,捐助外人的金钱何以一呼而巨款立就。我国人民生活能力本不高,但以生活程度相较,亦不至决无余力供给学费。以现在状况,无论如何,当不至如德国人民生活的艰难,而德国政府不减支教育费,人民能量力为无偿还的供给大学生膳食,中国的资产阶级能做得到吗?教育普及,官厅固当负很大的责任,然而官吏是人民中之分子,是由人民中间抽出去的,无论在类似生活习惯之下,不能责其有特殊的建白,即官吏都能如罗某之热心教育,倘一般人对于教育无信仰,还是少有成效。

由此我们知道,我国教育之发达不尽是经济问题与官厅问题,乃是现在的教育与一般人的生活习惯不合,而不能引起他们的适当的信仰。

现教育何以与社会生活习惯不合,而引起一般人之反感?此则不能不略明历史背景与社会状况。

我国原是以农立国而且是小农制度的国家,平日的生活简单,团体的活动又无必然的需要,所以教育制度比较偏重于个人的;自宋以后,书院制与私塾制成为定型的教育制度,历史上植立了很厚的根基,一时要摇动它们本不容易。而且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惯简单勤朴,以“家给人足”为理想,平时既无向外活动之欲望,而以交通不便之故,亦难向外为大团体的活动。所以一般乡民最需要的教育,只是解决农村生活上之种种困难——种植、畜牧,以及家常文件——其次则为名所趋,使子弟得入庠序,夸耀乡里已足;至于生活问题则仍如农家故态,不以求学而骤变,亦不以求学为解决生活之工具。此社会上对于教育之态度。其次,从前学校的组织亦极简单,普通一学校一教师,而此教师在校既须综理全校事务,对于其驻在之乡村,又须为各居民——最少学生之父兄——之顾问,乡间有事,教师可代为裁判解决,故教师与社会无隔膜,而且得乡民之信仰。此系教师对于社会实在所负的责任。第三,科举制度取士以考试的结果为凭,不问学习之方式与时间,父兄得自由遣子弟入学——入学无定期,修业亦无一定期限——学生亦得按其个人学习能力努力进行:父兄无定期的负累,子弟有相当基础并可在家理家,于减轻父兄负担外,且可助理家务。此系旧日学习方式与期限上的要点。

以上数点,我们虽不能效复古派的声调,说它们是怎样好,但其为我国旧日教育上的特点,我们不可不注意,却是无疑义的。然而戊戌变政以后的新教育,却不注意于此,且有几分崇拜外人的迷信:不仅制度的大纲要仿照外国的,就是一切办法的节目也要仿照外国的。我国最初的教育制度,几一字不易地完全由日本抄袭过来,现因没有结果,于是略为变易地转抄美国的。至于本国的历史背景、社会状况则一概置之不问。当时一般人所以那样盲从,重大的原因是因为国势不振;鸦片战争而后,无次不见败于外人,庚子之役,受亏尤甚。执政者以为欲内国之强盛,在于坚甲利兵,在于实业发达,而军政、实业的发达又以教育为源泉,于是极力模仿其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科举制度固然废了,义务教育有一定的年限,课程科目照样改抄,学校中的组织设备也一律改变。在极短的期限中,将上述的三种要点一律推翻。从改革的精神讲,诚不能不令人佩服当日执政者之勇猛,但就效用讲,则未免令人怀过于卤莽之感。因为教育的功用,一面在改革现社会之缺点,使之继续进步,一面又要顾到现社会的正当需要,设法满足之,使过渡时间不发生紊乱。我国现行之教育制度与方法,完全是工商业社会生活的产物,而国内的生产制度,仍以小农为本位,社会生产制度未变,即欲绝尘而奔,完全采用工商业社会之教育制度,捍格不入,自系应有的结果。但大学、中学大半设于都市地方,就学者亦多小康之家,学生生活习惯虽不与学校制度相合,因人数较少,又无年长之父兄在旁监察,比较容易同化;而且大学毕业生之最大部分,中学毕业生之一部分多有机会在都市服务,少与小农制度的社会发生关系,学校组织上的捍格,也不大显。至于小学设立的地点完全以乡村为本位,以交通不便之故,父老的生活习惯,仍与数十年乃至百余年以前的相似,一旦骤改现行的学校制度,无怪大家惊怪,不愿遣子弟入学校,而转约故旧设私塾延旧学究教其子弟认字。一般教育者常责乡民顽固,并常利用官力强迫取缔私塾,这种利用威力的办法,在某种情形之下,诚不能说没有效力,但要以此为惟一推行新教育的方法,却大错特错。我们果欲推广小学教育,使人民对于现在的教育有适当的信仰:第一要明白国情,第二要设法适应现社会的需要。具体办法不能尽述,姑言其概略。

我国小学教育之不发达,不为人信仰,前面已经说过,就是以小农制度的国家,骤采工商业国家的教育制度。在原则上,我们固然要注意此点,在实际上更不可不注意此点。因为乡民识见短浅,生计困难,事无好坏,只问效用如何。若果于生计上直接有裨益,坏事亦可照行;否则,即以威力强迫之亦无效。我国从历史上遗传下来的教育风尚,既有上述之三特点,而人民实际上所需要者,关于文字方面为文契、便条、借约之类,关于技能方面为珠算、种植之类,今不问历史背景、社会状况,而强他们把数千年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弃而不用,无怪乎他们望而生畏。这是就我国社会上的普通现象讲。还有当注意的:我国地大物博,交通又极不便,人民的生活习惯,不仅有南北东西之分,即一省之中亦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我们要变更小学校的教育宗旨、小学校的行政组织,于了解全国生活的普遍习惯以外,并当研究各地方的特殊情形。即以假期一项讲,我国无宗教,本无所谓星期,而教育部规定一切学校均须有星期,此事在都会虽不足奇,在乡村则莫名其妙。此种无关重要的模仿,究有何种意义——浙江四中与春晖中学现已废星期——何尝不可改革。其次,暑假寒假,在中国历史上既无根据,乡村更不需要。因为农村的生活,冬夏本是闲时,乡村又未见得都属严寒酷热,何必虚耗时间。而当夏秋农忙以及安化夏季采茶,家庭极需儿童助理的时候,却又无人做事。此外如现在江浙师范附属小学之组织及行政,与坊间小学行政及组织的书籍所讲的,不仅与内地乡村小学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是引起乡间人民对于学校反抗的重要要素。这样不问国情地讲教育,无怪乎愈讲愈不发达,愈讲愈与社会不发生关系,愈讲愈遭人民反对!

我国小学的组织到底要怎样?我因对于小学无实在的经验,自不能有具体的答复;且因幅员过广,地大物博,亦不能有一种包罗万象、百发百中的办法。不过我们应当注意的,都市的小学组织,决不能施之于乡间小学。换句话说,都市人民的生活,带几分工商业性质,还可模仿欧美小学办法的一部分;内地乡间完全为小农制度的生活,决不可仿照外国的办法;与其装门面的教务、训育、事务分股组织,毋宁按照地方情形混合办理;与其遵照部章的放寒假、暑假,不如放麦假、禾假、蚕假、茶假、棉假;与其照章强学生缴纳同等的学费,不如按学生家庭的贫富状况,自由纳费;与其无原无故地每周放假,不如按乡间的习俗放特别假。总之,我国交通不便,内地乡村仍完全是小农制度的生活,我们要小学教育在地方上发生影响,以至于求得地方人的信仰而推广教育,均当特别注意小农制度的生活制度,万不可盲目地专门模仿工商业制度的办法。

三 课程问题

讲到课程问题,更为复杂了。从前课程的不适用,现在不必追问,只就此次新学制的课程纲要略一讨论。

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上说:“小学校课程分为国语、算术、卫生、公民、历史、地理(前四年,卫生、公民、历史、地理合并为社会科)、自然园艺、工用艺术、形象艺术、音乐、体育等十一目。”又说:“乡村小学各科目有不能独设时,得酌量合并,依教授之方便,从简略以利推行。但国语、算术之授课分数不得再减。”照这两段话看来,小学课程虽有许多门类,但均有伸缩余地,决不如旧制之呆板规定,已算进步不小;然过细研究起来,却有几个问题不能得完满的解决。

(一)我们前面曾经再三说过,中国人民的生活习惯,实以小农制度为本位,除了几处极特别的都市以外,无不是“胼手胝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儿童虽然未曾正式受过农业教育,但以耳濡目染之故,对于农作总多少有点知识,并多少有点兴味。然而交通不便,乡间与都市的往来极少,保守性亦极重,现在农作之方法与数十年前者无以异,出产物之数量亦与数十年前者相同,而乡民之迷信,则以传统的思想与时局的扰乱混合构因,反日深一日。我们一时既不能将农村生活完全改为工商业生活——且以地域、气候、土宜的种种关系,亦不可将固有之农作地力弃置不用,而改仿工商业制度的生活——则改良农业,在中国实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而改良农业入手的地方,又当以小学教育为最适宜。因为:1.小学校的位置最大多数在乡间,有土地物产可为研究、实习的资料;2.小学生之最大多数为农人之子弟,对于农家生活有相当的习惯。若从此入手,一方面易引起乡村父兄之信仰,一方面易得实习的机会,比较空言改革者易于收效。然而这次的课程纲要竟不注意及此;虽有自然园艺的科目,但照课程纲要所载的,只是一些自然常识,实际上与农业无丝毫关系。这是我们不可不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我国农业需改良的地方极多,有些地方并不要费多少精力与金钱,只要略为运用科学上的常识就行了。例如南方稻田引水普通有三种方法:湘鄂多用人力车水,费力多而结果小;江浙多用牛车水,较用人力已经济;湘赣之山地则利用流水冲车——俗名“同车”——卷水,较用牛力又经济。研米一项,也有用人冲、牛转、水磨之别。利用流水冲车,尚有择地问题,用水研米与用牛车水,则随地可以办到,倘能利用新法,制造抽水机打水,更为事半功倍。现在却无人在小学教育中传播提倡。此外种植方法、种植种子等之当改良者更不一而足。果使小学课程注意及此,按照各地方情形,随时传播科学常识的农作方法,收效很易。深望主持小学教育者注意及此。)

(二)新学制小学八科(卫生、公民、历史、地理并为社会科)之中,工用艺术与形象艺术却占去了两科;我当时并记得为这两个名词,引起了两位有名的教育家在报纸上作了十几万字的辩论文章。在他们辩论得津津有味,自然有不得不说明的重要理由。可是要知道这些名词固然与乡村小学校毫不相干,就是这两科课程纲要上所讲的内容,也与乡村小学生不相干。第一是乡间的人民,在生活上不甚需要这些东西,第二是学生制备不起器具。何以见得乡间人民生活上不甚需要这些东西?因为他们生活于小农制度之下,只要到四五岁能独立行走,就要帮同父母做可以做的工作——即以吾乡论,女子到六岁即学纺纱、做鞋、烧饭;男子到五岁即帮同父兄于夏季看水(即守稻田之水),秋季守禾(稻将获时,防人偷窃,以儿童守之),平时放牛——所谓衣食住工作之一部分为儿童力所能为者,早已由“耳濡目染”习得了,用不着列为必修的课程,用常识的方法去教育。至于形象艺术科种种制作,在理论上诚然重要,但实际因为物质生活上的压迫——乡村的状况将于《返淑杂记》中见之——却谈不到美的欣赏,更谈不到美的制作。况且艺术的作品,总有几分消耗的;制作的材料无论矣,就是工用、形象的器具,也不是一般农民所能负担。在交通地方或者教育理论研究有素的朋友听得这话,将疑为故甚其词,实则内地乡村的生活还有苦于此者。我县——湖南溆浦——当民国十年时,饿死五万余人,驻县军队犹强索十余万。这还可以说是偶然的事情。我同几位朋友费尽许多力量,筹得一笔公款,在乡村办一小学,学生完全无费。以二千余人之乡村,每年学生不过三十余人,学龄儿童不就学者二百余人,询其原因,则谓送子弟入学校,家中无人“看牛”。不取学费,儿童尚无时间读书,还说制备工用艺术与形象艺术的器具?新学制课程标准委员会虽曾说“各科目有不能独设时,得酌量合并,依教授之便利,从简略以利推行”,但究不是减免。在原理上我极推重艺术教育,但据我年来对于乡村小学的直接经验所及,却不能不使我怀疑于二科的普遍存在性上面了。这或者也是小学中一个可商榷的问题。

(三)算术一科为日常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知识,委员会特别注重,把它与国语同样看待,自然无可訾议。可是我国社会上所常用的算数工具是珠算而不是笔算。珠算是我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东西,乡人之最大多数固然知道其用法,而在日常生活上亦比较笔算便利。为便利计,为适应社会需要计,似均不可不特别注意于此。算术课程纲要虽未说明不用珠算,但据其内容所示,却是笔算的而非珠算的。此系小学课程中之又一问题。

(四)我国地大物博,本不能制定一种普遍的课程标准通行全国,而小学以区域过小之故,更不宜如此。此次新学制规定十一种科目,虽说有“乡村小学各科目有不能独设时,得酌量合并……”的“但书”,然而究无斟酌地方情形添设商业、蚕业、茶业等等的规定,在实际上都市地方之对于商业,湖南安化等县之对于茶业,江浙一部分地方之对于蚕业,其需要正与国语、算术科相等。不知当时何以不计及此。

总之,我国因地域过大,风尚特异,决不能制定一种通行全国的小学课程,而乡间以交通不便,人民守旧之故,更难骤然仿行都市上的课程——即能仿行亦不宜仿行——为适应社会需要计,最多只能规定全国人民所必不可不知道的国民常识,其余与生活直接有关系之知识技能,只好让各县教育者自行斟酌办理——如安化添茶业,萍乡添采煤之类——而农业与珠算除极特殊的情形外应当规定为一切小学校的主要科目。国语一科尤应注意于日用文字;若在乡间,小学生读书三四年,宁可少学写信,却万不可不知道写文契、写借约、写便条等事;以他们生长乡村少机会与人通信,而文契、借约等事则系日用之物。至于社会科之取材更不可不切近日常生活,如在乡村即合并于国语科内亦无不可。音乐可以用旧乐器谱乡曲,固不必定学风琴调;体育最好以工作替代,立正、稍息等之动作,对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乡间儿童,固无何种价值也。

四 教师问题

年来与各省小学教师接触,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为都市教育家所不注意者:(一)教师资格问题;(二)教师生活问题;(三)教师知识问题。

(一)教师资格问题

这问题又有几方面:甲、师范生服务问题;乙、旧人物盘踞问题。从原则上,师范生以做小学教师为本位;但实际上因为:1.升学时无确定目的,有许多于毕业后不愿服务;2.师范教育不良,有许多毕业后不能服务;3.地方上对于新教育无相当的信仰,有许多能服务者而无地方可容其服务。我国政治不上轨道,一切事业均无秩序。除江苏、山西、奉天等数省外,公立学校之校长少有能继续任职三年以上——湖南、四川等省竟有一学期中撤换校长数次者——姑无论师范学校校长不知教育,即深明教育者,亦以时间关系,不能有系统计划,使师范教育与地方教育发生关系。因而师范学校对于学生亦只知招收进校,而不问其出路如何,遂致一面师范生闲着无事可作,一面乡村的旧人物滥竽充数,更一面因无适当的教员而不开办学校。这些现象在内地乡村随时可以发现;即以吾县而论,全县师范毕业生不过一百余人,而全县除乡立小学外,县立、区立小学共需教师二百二十余人,从数量上看来,师范生已有供不应求之势,但实际上则师范生之能服务而闲居者有数十人,而且新毕业之师范生欲插入县教育界很不容易。后经过细调查,始知有两种原因:1.中学生无适当的出路,席父兄之余势——入中学者家庭状况较好,在地方上势力亦较大——以教师为归宿之所。2.旧日老前辈因交通不便、民智不进之故,得保持其数十年前在乡间之信仰,仍能挽入学校。我们现在固然希望政治入轨道,使教师成为一种专门职业,一面不受非教育者之侵略,一面继续发展教育;然而这种希望终于是一种希望而已。我们自己可能努力而收实效的在于自求振作,竭力充实师范生的能力,引起社会的信仰,使学校教育日与社会生活接近,在社会上果然有了根基,也就不怕非师范生盘踞教育界,妄操教育权了!(引起社会信仰的实例可参看《申报·教育与人生》第四十二期陶行知的《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

(二)教师生活问题

教师的生活本来清苦,而我国小学教师尤甚。据安徽教育厅的统计,各县国民学校教师平均薪俸之最高额为年金一百五十元——芜湖,怀宁——最低额为年金二十五元——英山——高小教员平均薪俸最高额为年金三百元——来安——最低额为年金七十元——英山——即以我县而论,县立高小教师月薪十四元,区立者十二元;国民学校县立者月十二元,区立者十元;乡间者则年俸四五十元,更有七十千包办一年者——溆浦每元合铜元二千四百文上下,七十千不及三十元,伙食并在内——近因军事影响,更有欠至三四月不发薪者。以如此薪脩,欲维持小学教师生活而使之安心从事于教育,事实上何能办到?因待遇过薄之故,同时发生三种不易解决的连带问题:1.能力稍优者不愿为此,即偶为教师亦只视为过渡的事业,一旦遇有他事,即弃而他去——吾县小学教师改为讼师与投军者甚多。2.乡间父老不愿遣子弟出外就学。内地中学师范均设立于从前之府治,学生负笈异地,即师范学校每年亦须百元上下,而教师之收入只如此,乡人见短,何肯以重本逐轻利。3.每年薪脩数十元,在师范生看来,待遇固极菲薄,不能安于其事,而在乡间之顽旧者如秀才、监生之类视之,却于他们的生活大有补助,趋之惟恐不力;加以乡人平昔对于新教育无相当的信仰,又有经济的势力在背后支配着,更落得延请塾师。于是旧人物更增一番盘踞的势力。

“社会对于小学教师待遇太薄”的呼声,我们也常常听着,但究竟要怎样解决?却是一个极难的问题。靠政府吗?它自顾还不暇!靠社会吗?因无特殊信仰之故,也是麻木不仁!我以为教育是教育者自己的事;若果有人将经费筹妥,只要我们去教书办事,自然是很方便;可是太方便了,还显不出教育者的力量。现在的中国诚然是民穷财尽,筹款匪易,然而我决不信中国社会上连办学校的钱都没有。我们只要看看各地青年会、各地的教会学校、各地的同善社、各地的迎神赛会、各地的军事捐款、各地方不出名义的杂款,哪里不是钱,哪里不是一筹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以至于几百万。军事捐款等等固然有几分威逼的性质,人民为势力所迫,不得不出,而迎神赛会、同善社的经费,则是由人民乐输——七月在湘长沙因求晴送李公真人,三日之间费三万余元;五、六、七月遍游皖、浙、苏、湘各地,无处不见有同善社——何以办学校偏无钱。亦曰现行之新教育与社会生活不发生关系,不能引起一般人的信仰而已。倘使我们做教师的都能像燕子矶国民学校那校长和教员的办法,包管有钱办学校。我并且还有一种很旧的建议,就是乡间小学教师宜竭力注重农业上的副产物,一面提倡改革农作物,一面实地经营以为个人生活上的辅助。果使我们做教师的对于自己生活有相当的准备,更能注意社会需要,设法适应、改良,恐怕迎神赛会与同善社的经费,可以移用于教育之上,教师也不愁没有生活的余地了!小学教师曷不起而图之!

(三)教师知识问题

讲到小学教师的知识,真有许多骇人听闻的地方。去年在某省讲演道尔顿制,中有“历史背景”四字,听者许多不解其意,讲后屡来询问;今年在某省讲演,为“经济,不经济”几字,解释大半个时辰,听者还不明白。在当时很为诧异,以为这些普通名词尚不了解,将何以为人师。后来过细调查,才知道这是极平常的现象,实不足奇;及此次回溆省亲,深入内地与各小学教师接谈,更知此为事理之必然,万不足怪。溆浦在湖南西路之中部,交通虽不便,但就教育现状讲,在湖南尚属中等地位,而小学教师之常识极其缺乏;江浙最流行之教学方法如道尔顿制、设计教学等等,他们最大部分还未闻其名目,即间有知其名目者,亦大半据道听途说之传闻而无彻底的了解。然此犹可说是教学方法之改革,不详知亦无关宏旨。至于通行全国以及正在仿行之新学制,似乎应当明白了,但他们首先辨别不清的就是形象艺术与工用艺术,因新学制课程纲要委员会所印行之《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一千本,竟分配不到僻居山林之溆浦,而长沙教育司通令改新学制却又是寥寥数语的官样文章,他们弄不清这些名词又何足怪!或者有人要说:“名词既弄不清,何必定要改行。”可是“层峰”的命令不可抗,不改又将如何。此外与此相类的现象,我们亦不必列举。我于接谈之余,曾过细研究其原因,所得的答案只是交通不便四字而已。由此四字发生三种现象:1.生活程度甚低,教员收入只敷维持物质生活之用,无余力购备书籍;2.间有经济充裕力能购备书籍,因购买不便,久之成了习惯,便也不购买了;3.以交通不便之故,外间的学术思潮不易输入,一般人不求进步,旧知识反足以维持地位,于是即有书报也无人阅读。吾县县立小学月薪十四元,在上海一带看来,不及一人力车夫之净入,但在内地,十四元却可维持四五口之家的生活而有余。小学教师有此待遇,在地方上人士看来亦不为薄。不过现在国内的出版物以上海为中心,价格亦以上海生活程度为本位。以超过十倍价值——上海每月费百四十元尚不能过吾县十四元之舒服生活——的出品,要生活程度低十倍的人购买,自然力不能胜。这是他们知识不进步的一个原因。但问生活程度何以这样低?就是闭关自守,不受外界影响——即交通不便——所致。小学教师的收入虽无余力购备新书籍,但一县一市一镇一乡之中决不是全无人有力购备书籍,也不能说学校绝无力量购备,而内地新出书籍极少者,因交通不便,各大书店无代售处——我县小学教科书须每年派人至长沙购办,购办不及,便持一二样本在黑板上书写,令学生照录——每年每月所出之新书无从知悉;即或偶从报纸知道有某种书籍,以汇兑不通,除托人在长沙代购外,决无办法。经如许手续,有如此困难,除非对于学问有特殊兴味者,有几人能久耐此苦。故初由外面归溆的学生,亦常设法在外面购置书籍,及至经过二三年后,无适当的环境继续刺激,便又置之不问,甘与旧人物为伍了。这是关于书籍购置的问题。吾县幅员方三百余里,人口三十余万,而全县只有沪报九份,长沙报十七份,《教育杂志》只五六份,在数量上已经微乎小矣。而劝学所所购之报纸杂志,竟少有人阅看;若谓无人,则日夕往来于该所者数十人,皆教育界分子。若谓无时间,则闲谈可以竟日。推原其故,则以环境无此需要,时常阅读书报杂志无形中得些新知识,言谈不慎,反受旧人物訾议。久之,亦与之俱化了。所以现在小学通行之测验,他们从未闻知,小学校毕业之学生至长沙考中等学校,竟少有被录取者。新教学固然茫无所知,即教科书亦有用十年前者——问某教师以临城土匪案,与日本地震事均不知——此虽吾县的局部情势,不足概全体,但内地与此相类者不在少数。以这样的教师去办教育,姑无论教育不能发达,即普及矣,也系“不知汉唐,遑论魏晋”的古董教育,与现社会实无重大的关系。此为教育上的重大问题,为我们所不可不注意者。

小学教师的知识怎样才能提高,自然有许多方法,如优待教员,教师自己组织研究会,教育机关组织讲习会等等,都是可行的良法。可是勉强的制驭,终难敌环境的势力。在我个人的私意,要增进小学教师,第一要设法利交通——庚子赔款真正用来筑路,我是赞成的——利用物质的环境刺激他们,使他们与世界交通,为时代思潮所激荡,不能不求知识,不能不随时代精神走!

五 教科书问题

现在实施新教学法如道尔顿制、设计教学之类的教师,都主张打破教科书;无论从理论上与事实上看来,现在流行的教科书实不合用,但亦无法解决此问题。兹分别说明之。

我国地域极广,南北东西的气候不同,物产不同,风俗亦不同。而小学校教科书的内容第一个要件是与儿童的生活有直接关系,因此,不可不多从儿童生活的环境中取材。我国小学教科书均由书店代编,以一隅的教材通行全国,自不能适合各地方的需要。再就实际上看,现在小学教科书之编辑者最大多数为江浙人;这些执笔者对于小学教育虽然有精深的研究、长期的经验,但以环境关系,对于内地的人情风俗尚不了解,编成的教科书,最多亦只能适用于江浙两省——商务、中华之《新制小学公民教科书》有叶澄衷、杨斯盛两人,此两人之事业(叶创澄衷中学,杨创浦东中学),诚足令人矜式,作上海小学的教材也诚足引起学生的景仰,但在内地因非小学生直接经验所及,便要减少许多效力;倘以县为本位,而各就其本县的模范人物编为教材,其影响又当如何。此外东三省无橘,湖南无蛏干,而自然科教科书均列此物。

现行的小学教科书既不能适用于各地,各地不用已成的教科书,自己编辑如何?但事实上又决办不到。第一,教师能力问题。如前段所举的种种事例,还可以望他们自编教科书吗?第二,印刷问题。各地方印刷不发达,既无活字版,又无石印——内地普通所用者仍系木字刻版,费工多,费时长,决不能随时排印书籍——即有材料亦无办法。第三,经济问题。若果以县为单位,每种教科书只能销行二三千册,有材料,能印刷,也不能支持;若以省为单位,虽比较要适用一点,但政局不定,公家无暇及此,私人无力及此。第四,教育行政问题。我国教科书原系划一制,近数年来,教育部以自身种种问题,对于地方教育虽未严加干涉,但教科书的审定权仍操之于教育部;倘各省不由公家提倡,即有良好教科书亦不易推行,结果终将为上海之大书店推翻——民国元、二年,湖南教育界曾集资十余万,组织宏文书局,编印教科书,不三年即倒闭——凡此种种,均是教科书中不能解决之问题。

小学教科书既不能适用各地,各地又无能力自编适当之教科书,若各地小学教师以上海书店的教科书为本,随时斟酌情形,删去些不适用的,增加些适用的,也未尝不是一种补救的方法。但因审定教科书有了二十余年的历史,一般奉行部章之教育行政人员,常以是否用审定的教科书为评定教育成绩的一种条件;社会上人士亦有类似的信仰——我初入吴淞中学任事,学生受愚罢课,以不遵部章、不用审定教科书为罪状之一,审定教科书之势力可知——教师处此环境之下,非有特殊学力、特殊见解者,亦不敢自行编辑。于是乡间小学教师常把教科书看作“天经地义”,不仅不敢“擅自编辑”,教授时字句亦不敢轻易更动。此问题与政治、经济、交通各方面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实非一日所能解决。我提出此问题,不过使安居都市的教育家知道教科书是一个极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随时设法采集补充教材,以期逐渐适合各地方需要之大部分罢了!

以上种种,不过是近年来与各地小学教师接触时所引起的直感,率直写出,以期引起小学教育家之注意,逐渐以谋解决之道。

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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