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年，法国人托克维尔一踏上立国不久的美洲新大陆，便情不自禁地赞叹美国人民表现出的良好精神风貌和文化素养远非暗弱衰朽的欧洲旧大陆所能比拟。很显然，此际托克维尔所见到的是北美长期注重文化教育所结出的硕果。至于其源头，则需要追溯到两百年前早期殖民的历史。
自1584年英国传教士向伊丽莎白女王陛下递呈《论西部殖民》一书，不列颠王国向美洲新大陆殖民这一历史性事件便拉开了序幕。1606年，英王詹姆士二世颁发普利茅斯公司特许状，授权该公司移民拓殖。1609年，普利茅斯殖民地宣告成立。
1620年，遭受英国国教势力迫害被迫移居荷兰的分离派教徒，乘“五月花”号辗转来到普利茅斯，被称为“朝圣客”。同样由于宗教迫害，一批家世煊赫、饶于资财的清教徒在英国组建了新英格兰公司，旋改为马萨诸塞海湾公司。1629年，英王查理一世再次颁发特许状，重新划定殖民范围。1630年，著名清教人士集会，任命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1588—1649)为统领，托马斯·杜德利(Thomas Dudley,1576—1653)副之，率1000人的庞大队伍，跨洋过海到达马萨诸塞。随即建立并健全了殖民地政权组织形式，殖民地政府开始运作。
自1630年至1640年间。由于殖民地包括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在内的各项事业成绩斐然，同时也由于英国国内教派间政治斗争日益白热化，大批清教徒纷纷举家迁移——此间移民之人口（一说为家庭）数目达两万之巨，无怪论者惊呼为中世纪十字军东征以来未见之大规模人口迁移。1643年，为解决包括马萨诸塞在内的各殖民地之间的边界及商业纷争，共同发展地方经济，同时也为共同抵御来自法国、荷兰殖民者及印第安土著居民的军事威胁，马萨诸塞、普利茅斯、康涅狄格和纽黑文，组成新英格兰联合殖民地，或称新英格兰联盟。这就是所谓的新英格兰，当时不仅是北美殖民地政治经济的中心，同时也是文化教育的中心。
其中马萨诸塞一地，人口即占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的三分之二，再加上当地居民及政府历来注重教育，人才辈出，成就卓著，故下文以之为考察对象。由马萨诸塞一地即可管窥新英格兰乃至北美十三州教育之普遍状况也。恰似A.C.奥恩斯坦所说“美国早期教育发展，大都是从马萨诸塞的教育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1]
17世纪中叶，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42—1660）似乎对远隔重洋的殖民地并无重大影响。由于英国政权更迭频繁，无暇西顾，马萨诸塞几乎长期处在“自治”状态之下。唯一显著的变化是1684年马萨诸塞的特许状又一次被英国复辟王朝所取消，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内战时马萨诸塞曾和其他殖民地一道站在议会军一方声讨查理一世（1625—1649在位）的罪行。到1686年，新英格兰与纽约及东、西泽西合并为总督区，统称新英格兰领地。北美殖民地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由上述史实可见，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居民中并不纯粹是“清教徒”。早期抵达今日普利茅斯的是少数由荷兰辗转来美的分离派教徒，或“朝圣客”。他们无论是家世名望，或个人学识，皆不足与温斯罗普辈相提并论，也不甚注重教育。他们迁移荷兰的原因，是担心其子弟被当地的邪恶风气所同化。正如其领袖威廉·布莱德福(William Bradford,1590—1657)总督若干年后，不无伤心地回忆的那样，“更不幸的是，在所有的悲伤中最让人难以承受的是，他们的许多孩子，由于这些原因和那个国家青年的极度放纵，以及那个地方的无数诱惑，被邪恶的榜样引上了奢侈和危险的歧途，变得放荡不羁，与父辈分道扬镳。”[2]——总而言之，普利茅斯的分离派“由于人少势孤，因而隐退为怀，不像清教徒热心事业。”[3]他们对殖民地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而对于以温斯罗普为代表的清教徒来说，情况大是不同，他们的迁移除了教科书上常说的政治上为了寻求独立，经济上谋求发展，宗教上希求自由（不受国教的迫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实现个人的梦想，追求超越世俗的不朽名声。
如果说包括清教徒在内的加尔文教徒都是上帝的选民，则移居新大陆的清教徒更是选民中的选民。他们不是像北美殖民地其他地区的移民零星地、偶然地聚集在一起，而是有计划、有预谋，以家庭为单位，以宗教团体为组织来到北美大陆。正如劳伦斯·A.克雷明所说的那样，家庭的纽带，私人的友谊以及彼此的忠诚将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除了保持宗教与文化的纯正性，他们还寻求向整个世界展现神圣有序的基督徒社会的本质和可行性——温斯罗普在著名的“基督仁慈的典范”的演讲结尾宣称，“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就像山巅的城市，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注视我们。”[4]
要构建这样一座“山巅之城”，或在荒野中建立一个天国，第一代的移民领袖发现，惟有从教育着手，当然，是基督教的教育。就像1663年左右乔纳森·米切尔所说的那一段名言，“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远离开化文明的世界，需要用最大的细心和努力坚持学习和有助于我们的教育的一切，以免堕落野蛮、无知、和无信仰逐渐地蚕食我们。”[5]这样的教育滋生的温床，在清教领袖们看来，必须是一个由信奉基督友爱精神和行为规范的“活生生的圣人”所构成的社区。在这样一个社区（社会）里，“教育至关重要，不只是作为知识遗产系统传承的工具，还作为主动追求文化理想的动力，家庭，学校，大学和社区都将投入到塑造人的工作中去。”[6]下文我们将看到的，正是这一理想在现实中展开的过程和成就。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