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无所不包

由于相信个人尤其是儿童的向善性，在具体教学方法上阿尔科特主张施行“爱的教育”——以“教育无所不包”为座右铭，开始一种关于永恒的教育。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模仿救世主，竭力以鼓励来取代竞争，以解释来取代背诵，以规劝来取代强迫。”^[25]

无论是在家教育子女，还是在各地的学校教育学生，他一直以耶稣自喻。通过反复比喻，讲明事理，让学生在慈爱中受到感化。他始终坚信，身教重于言传，在日常教学中时常以圣人的道德榜样勉励学生自我改进和自我提高。所有这些教育创新的举措不仅对当时的新英格兰，甚至对整个美国的教育传统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模仿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他在神庙学校要求每个学生每天记日记（他本人直到1882年患中风才停止），并且逐篇进行评讲。记诵之学是必要的，但表达思想却更重要。他要求学生用心观察周围的一切，用心去思考去发现。独立思考是个人自由的表现，而在现实生活中，恰恰相反，“千百万的心灵，当处于被奴役和受统治的状态，他们怎样才能逃脱？反抗！自己独立地思考！”^[26]

为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他别出心裁地设计了课堂教学的问答法，由他本人事先拟定一个或几个话题，上课时让学生围坐，逐个给出答案，然后再由他点评并总结归纳。皮博迪小姐记录了一小段关于婴儿出生的问答：“亚历山大：出生像一场雨，它来自天上。卢西亚：我认为它像大海中流出的一条小溪。勒莫尔：生命像太阳初升，降落就是死亡。”^[27]

学生的答案既千差万别，又相互关联，显然都是独立思考的产物。这种相与激发相互辩难加上教师的点评也就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互动式教学。在这种旨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读写训练之下，学生思考问题和自我表达的能力得到很大提高。

耶稣作为伟大的导师是一个高明的倾听者，阿尔科特也善于倾听。很多时候并不急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时甚至连他自己对某一个问题也无法提供明确的答案，他只是让学生去表达他的思考，展示他的发现。正如他自己在日记中所写的：“教育不仅是传播已经获得的知识，它是灵魂的展开……昭示了无数的发现。”^[28]或者像他在讲解福音章节的对话中所说的，“教育你自己去了解你自己。”^[29]在所有的超验主义者看来，教育永远都是自我教育(self-culture)，是爱默生所说的自立(self-reliance)或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或许这也是教育的最高意义所在。

超验主义者一方面承认理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更强调直觉的领悟。它高于理解(Understanding)和理智(Reasoning)，不是依赖推理和分析，而是直接接触融到事物的本质。这一种深刻的觉察或洞察力，在阿尔科特看来，是与孩子的联想、记忆、判断和想象等能力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日常教学中时常借助于实物，图画，表格等激发学生的各种思维能力，引导他们从已知的东西走向未知，从简单走向复杂，从具体到达抽象。他还特别强调类比的作用，认为教育最终目的是要将人与社会和自然联结起来，而实物之间的类比(Analogy)最能激发人的思想。

此外，儿童天性中的同情和模仿，在他看来，也应当成为教师作用于孩童的道德力量。^[30]有一次在对学生朗读时，看学生开始扭打，他放下书停顿下来，问学生为什么他停止朗读，学生答“因为我们发出了噪音。”朗读继续进行，再也没有任何声响，这种诉诸良知(common conscience)而不是戒尺的教育法让每个孩子了解到作为社会人他必须时刻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职责。^[31]

爱默生曾经说过，教育的秘密在母亲的膝盖上。阿尔科特也将母亲——孩子的关系视为师生关系的范本。如果教师爱学生像母亲热爱她的孩子那样，充满慈爱，充满关切，循循善诱，言传身教，则世上所有的教育都能获得成功。“这样的工作需要真正的改革家的才华和韧性，”^[32]而他本人就是这样一位既有才华又不乏韧性和耐心的真正的教育家。

遗憾的是，作为教育改革家的阿尔科特由于社会的保守和世俗的偏见，不得不早早结束了他的教学生涯。作为一介书生，他怀着一腔热忱向世俗的无知与偏见开战，却缺乏政治的手腕和技巧。比如他在日记中谈到《与儿童读福音书》一书的出版，可能“标志着教育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预示着哲学和基督教的革新。”^[33]却不料他没有听从皮博迪小姐劝阻而擅自添加的注解触动了教会和世俗保守势力的神经，不仅学校被迫关门，自己也差点被送上法庭。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在现实中到处碰壁，看来是古已有之。用他的女儿路易莎·梅（Alcott Louisa May,1832—1888）在“超验论的放纵”(Transcendental Wild Oates,1873)一文中所说，即“世界还没有为乌托邦做好准备，那些企图建立乌托邦的人只会以他们的痛苦来换取嘲笑。”^[34]

作为一流的教育家，他的历史功绩在于和他爱默生、梭罗、富勒等人一道，打破了加尔文原罪论对人性的束缚，能够平等地、客观地对待儿童和儿童的教育问题，他大胆进行教育改革和创新，用问答和对话法取代传统的记诵法，拓展了儿童的思维能力，鼓励了发现和创新，对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当然，他的教育研究方法以及教育方法今天看来远非尽善尽美，带有浪漫主义的强烈主观色彩，还谈不上科学客观与准确。包括他的宗教情结，在今天的学校教育中也早已陈旧落伍。但无论如何，神庙学校的超验主张代表了美国教育史上一条未竟的道路，它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后人记取。^[35]

正如他的传记作者麦孤斯基(Dorothy McCuskey)总结的那样，“布朗森·阿尔科特是这样一个人，他将加尔文教关于儿童天性的论断以及随后的严厉管束和压制统统清除出了学校的校门，他没有留下教条，也没有系统。他留下的仅仅是一个哲学家的‘观察’，他能比大多数人更能洞悉孩童的精神世界。”^[36]克雷明评价说，“他信奉教育本质上是个人圣体拥有神圣使命的个人自我实现的过程，是寻求本人独特本性的最高度表现的过程，只有通过帮助每个人男人、女人和儿童以其个人的方式来追求自我教育和精神进步，这个美好社会才有永久性的基础。”^[37]

美国教育史家贝茨(Ernest Sutherland Bates)称这位“美国的福禄倍尔”为“美国超验论者中最为超验论的”^[38]，海夫纳(George E.Haefner)也认为他在美国教育思想史上的贡献甚至超过福禄倍尔。^[39]爱默生称他是“最彻底的人，”^[40]他的朋友梭罗称他是“从来不受体制约束，是我知的最明智之人。”富勒则声称一个“像他那样的哲学家理应生活在古典希腊的全盛时期。”——可算是对他的人品和思想最中肯的评价。

他的儿童教育观对包括爱默生在内的同时代人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爱默生在关于教育的演讲中大声疾呼，“教育的秘密在于尊重儿童”时，他头脑中浮现的一定是“神庙”学校里谆谆教诲的阿尔科特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