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的妇女

玛格丽特·富勒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港，她的父亲提摩太·富勒是一个坦诚而急躁的杰斐逊式的民主派，曾做过律师，后来连续当过四届国会议员，她的母亲曾做过学校老师。富勒是家中长女，父亲自小就以男孩的标准对她严格要求。六岁时让她学习拉丁文，十岁时则开始学习希腊文。她很早就开始阅读西塞罗和普鲁塔克，并且每天背诵维吉尔诗歌，每周达到500行。八岁时曾因为偷偷阅读《罗密欧与朱丽叶》而受到责骂。一方面这种严苛的智力训练为她打下了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包括日后的神话研究），一方面这种枯燥乏味的记诵之学也在她幼小的心灵播下了反抗的种子。后来她在教学活动中力求以问答法取代死记硬背的记诵法，显然与童年的这段经历大有关系。由于长期熬夜，过分的刺激常常使她无法入睡。她获得了一流的教育，但付出的代价也极其巨大：频繁的头痛、神经性胃病、失眠以及噩梦，都使她终身不得安宁。

十岁以后，由于担心她学识太多，不能与人良好沟通，父亲将她送往波士顿帕克博士的学校。在那里，她迷上了舞蹈课，并违背当时淑女的行为准则与哈佛学院的男孩交往。十四、十五岁这两年她居住在波士顿以北四十英里的格罗顿，就读于普雷斯科特女子学校。1826年，她十六岁，回到剑桥与赫奇(Henry Frederic Hedge,1805—1890)成为密友。后者比她大5岁，当时是哈佛学院的学生。在此期间她爱上了一个远房表哥乔治·戴维斯，但却没有获得回应；同时还与另一个哈佛1829年毕业生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e,1810—18888)过从甚密——二人自1832年起开始受卡莱尔的感召，学习德语。克拉克后来回忆说“一年之内她阅读了歌德的《浮士德》、《塔索》、《伊菲革尼亚》……诺瓦利斯,里希特，以及席勒所有的戏剧和一些抒情诗歌。”^[44]他对她的天赋推崇备至，认为她的智力在于“综合和理解”(comprehensive&understanding is her intellect)。他本人则智力低下(mental inferiority)，头脑里空空如一张白纸(a sheet of white paper)。^[45]好景不长，1833年春，由于富勒先生仕途失意，辞去议员职务返回格罗顿乡村，富勒全家也一同迁居。7月，克拉克离开剑桥，去路易斯维尔当了牧师。1834年，赫奇也到班戈当了牧师。1835年，富勒先生去世，玛格丽特被迫负担起全家的生计。

1836年，在朋友哈瑞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1802—1876)的介绍下，富勒在康科德与爱默生会面，并成为终生的好友。同年她接替皮博迪小姐担任“神庙”学校创办人阿尔科特的助手，教授拉丁和希腊文。一年以后即1837年，又来到罗得岛普罗维登斯的“格林”(Greene)学校。对她而言，这两处的教学经验是一种宝贵的积累，是为了实现梦想打下的基础。自1839年至1844年，她在波士顿皮博迪小姐的书店举办“谈话”(Conversations)讲座，据说门票价格不菲，一次讲座抵过哈佛半年的学费。参加的对象多为当地名媛淑女，以及超验主义代表人物家庭的小姐太太，而话题则关于文学、历史、神话、哲学，几乎无所不包，尤其是当时社会改革中热门的教育问题。由于她的学识和口才（爱默生认为她的演讲才能远过于她的写作才能），讲座获得极大成功。她本人不仅收获了声名，也解决了两个弟弟读哈佛的费用。1840年，瑞普利牧师劝说富勒和爱默生加盟他的乌托邦——布鲁克农庄，遭到了二人婉拒。但富勒却时常光临农庄，与学员聊天谈话，或发表演讲，并结识了当时尚未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霍桑。后者受她的影响很大，并将她写进小说《福谷传奇》(The Blithedale Romance,1852)中。

同年，由爱默生推荐，富勒出任超验主义喉舌《日晷》(The Dial)杂志的主编。作为美国第一位超验主义女性，她关于男女平等、男女平权的倡议一经宣传，立刻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她在《日晷》上发表的“伟大的讼案”（The Great Lawsuit,1843,后改名为《19世纪的妇女》），奠定了她在思想界永久的地位。^[46]

1844年，她应《纽约论坛报》(The New York Tribune)主编格里利(Horace Greeley,1811—1872)之邀，出任该报驻海外记者，也成为美国首个女性驻外国记者。她在英国会见了爱默生的好友卡莱尔，并通过后者结识了意大利革命马志尼(Guiseppe Mazzini,1805—1872)。怀着满腔热情，她只身前往罗马，参加了1848年罗马革命，并邂逅当地贵族奥索里（Giovanni Angelo Ossoli,1810—1850)，二人婚后生下一男孩。1850年，她与丈夫及孩子乘船返回美国，不幸遇难。

爱默生在得到海难消息后的第一时间便委派梭罗前往搜索，可惜找到的仅是她丈夫一颗纽扣而已。她的死亡令爱默生黯然神伤，“我失去了我的听众，”他写道：“我仓促投入工作，警惕自己所剩的日子不多了。”^[47]

富勒的一生颠沛流离，历经坎坷，但和爱默生一样，生活的重压和挫折打击从未使她丧失信念和希望。她的朋友赫奇说她具有思想的力度，她的为人堪称刚柔相济。她思维的典型性在于“不是由感情而是由思想所支配的，而且她将这种刚毅果断与一个女性的审美很好地结合在一起。”^[48]她的另一个朋友克拉克也说，“玛格丽特的天才中最突出的成分是准确和敏锐的理解力。一些人能看到差异，一些人看出相似之处，她却两者兼备。”^[49]她自己有一次也对爱默生说：“我现在已结识了在美国所有值得结识的人，还没有发现能与我的才智相比配的人。”^[50]——也许爱默生是个例外。她本人曾多次谈到爱默生对她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她的妇女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爱默生自立学说和自我教化在妇女教育领域的延伸和拓展。

1837年，阿尔科特举办的“神庙”学校由于遭到家长和社会保守人士的一致反对，被迫关闭。阿尔科特先生由爱默生资助，出发去英国考察教育。富勒则应罗得岛“格林”学校校长富勒先生（Hiram Fuller,与她没有亲属关系）之邀，前往任教，正是在“格林”学校，她继续“神庙”学校的教育改革思想，开始了大胆的课堂教育实践和探索。

作为超验主义者，和爱默生、阿尔科特等人一样，她反对洛克的“白板说”，认为并非所有知识都来源于感觉经验，反对借助于戒尺和棍棒的灌输法(rote and ruler)；恰恰相反，她倡导一种快乐学习法：“既然上帝创造了我们，”她说,“他就有责任让我们有能力享受快乐。”^[51]学生在她的课堂上确实感到无拘无束，充满快乐。一方面因为她的学识渊博，讲课时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另一方面因为她本人对学生，尤其是女生，充满了同情和关爱。

在19世纪初期的美国，妇女被认为智力低下，只适合待在家中做主妇，不适合从事任何学术活动，因为繁重的脑力训练(mind training)据说会引起头痛、消化道疾病、眩晕甚至血液紊乱。^[52]此外，在她们成长的过程中，还要不断经受体弱多病以及生育死亡的威胁。富勒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让学生们明白女性并非天生的弱者。通过对话和问答，她和学生之间建立了一种反传统的友好而互动的关系。她教导女学生们也应该互相关心，相互鼓励，共同努力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获取自己应得的幸福权利。“她们像小鸟一样活泼可爱，温柔善良，渴求美好的作品和知识。她们相互鼓励去行善，她们是竞争对手却并不相互嫉妒。”^[53]——以道德培养替代灌输知识，以合作精神取代竞争对抗，也是超验主义教育观一个鲜明的共同特色。

富勒所理想的目标，就是要让女孩子们像男性那样（或者像她自己那样），培养出系统化的思想(to systematize thought)，获得一种“我们女性缺乏的精确性”(a precision in which our sex are so deficient)。^[54]她给学生讲解《圣经》，讲述希腊罗马神话，朗读歌德的诗歌，让她们在认识宇宙真理的同时也获得美与诗的享受。通过研读神话，她让学生们明白，无论男女每个人身上同时存在着阳刚和阴柔两种特质：“男人就像阿波罗一样分享着雌性之美，而女人就像米涅瓦一样分享着阳刚之气。”^[55]这比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双性同体”(Androgeny)理论要早大半个世纪。她自己很显然兼具着两种精神气质，尤其是她身上体现的男性坚强无畏的一面——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视之为“玛格丽特幽魂”(the Margaret Ghost)。另一位文学家爱伦·坡则半开玩笑地说过：世上所有的人可以分为三种，男人，女人，和富勒。^[56]

这种极具磁性的个人魅力(personal magnetism)不仅使得富勒赢得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也使得她和友人爱默生、克拉克、霍桑等人保持了长期的友谊。皮博迪小姐曾说过，假如富勒是个男人的话，所有听讲座的女孩子都会爱上她。^[57]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说她拥有“19世纪女性最成功的生活”。^[58]正由于富勒对女学生的同情和关爱，学生对她也充满感激。师生之间的友谊有的甚至延续到女学生结婚以后。^[59]

在快乐学习的基础上，富勒还着力培养女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她的学生安在日记中写道：“富勒小姐给了我们两条法则：第一是不要放过任何在阅读和对话过程中碰到的人和不懂的东西，第二是不要让你的年龄或害羞（怕别人笑话无知）成为借口，阻止你去问问题。”^[60]富勒自己也曾明确宣告，“我不希望背诵课文(a lesson learned by heart)，”她说，“因为所说的用心背诵事实上是身体在背诵(learned by body)。我希望你们通过心灵获取知识(get your lessons by mind)。”^[61]

富勒的课堂问答法和阿尔科特一样，源自苏格拉底。她坚持认为知识是流动的(in motion)，而非一成不变(fossilized)。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一旦凝固、僵化，知识便失去活力，成为呆板的教条，不能激发人的兴趣。只有在独立思考中，书本知识才能转化为人生的经验和指南，引导人们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抉择。因此，和爱默生一样，她呼吁女学生们学会独立思维，达到知识上的自立(intellectual self-reliance)。“我来不是教授知识，”她说，“而是激发他人的思想(to provoke the thoughts of others)。”^[62]

此外，问答法在课堂上的运用还有助于培养一种民主气氛。由于富勒对学生期许很高，一开始有些学生未免感到担忧，害怕达不到她的要求。然而无拘无束的课堂问答很快消除了部分学生的疑虑。有时富勒甚至在课前描绘出一些著名诗人的肖像，让大家猜，同时自然转入课堂讨论。有的女生天性害羞，不敢当众开口发表自己的观点，对此富勒则通过课堂氛围的感染和开导，让她们在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的基础上逐渐过渡到大胆地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

当然除了课堂讨论和问答法，日记也是师生之间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的一个途径。写作是整理思想和训练思维的一个良好手段，她要求每个学生都要记下自己的感想和体会。她本人逐篇批改，并在课堂上当众评讲，尤其针对一些学生自我反省的内容。一个学生在写给家长的信中说道：“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听她讲话，因为她不会那样做，我们自己必须讲话，这样才能了解我们自己的思想。”^[63]这样一种开放式的、民主的氛围，这样一种面对面地亲密的接触和交往，使富勒与她的学生之间建起了一种良好的紧密地相互信任的关系，同时她也让学生们认识了他们自己。“格林”学校的教学经历益发使她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妇女教育一直是我的梦想和希望”。^[64]

遗憾的是，由于繁重的教学影响了她的健康，也影响了她翻译《歌德谈话录》和她自己的写作，同时加上经济方面的原因，1838年冬，她决定离开“这个像家一样的学校”(as if parting from my house)^[65]，只身去往波士顿，开始举办她的“谈话”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