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勒的名著《19世纪的妇女》(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845)展示了其教育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针对拜伦勋爵狂妄的论断“爱情是妇女全部的存在”(Love is woman’s whole existence)，[75]她反驳道，“这是一个恶俗的错误；她也为真理而生(Born for Truth)。”[76]同时她还反驳了当时流行的斯宾诺莎(Spinoza)的错误观念——观察到在世界任何地方，女性都屈从于男性且无法分享统治权,这位哲学家断言女性天然低于男性(naturally inferior),因此必须臣服(be subordinate)。富勒列举西方文学和神话经典，揭示了他的逻辑谬误，指出那样的谬误不仅损害了女性的幸福，也会损害男性的幸福。妇女，她说，和男性一样，也是神的孩子，也天然具有神性。妇女想要的或想做的，从来不是去统治，而是要求自然的成长，使得她的内在天赋和力量不受阻碍地展现出来。[77]自远古开始，男女之间便没有截然的高下之分，每个人都有阴阳两面的气质，仿佛液体凝为固体，固体又溶为液体。世上从没有完全男性化的男人，也没有全然女性化的女人。诸多气质如恒心、刚毅、勇敢都是男女共享的。妇女之所以长期处于屈从的地位，富勒分析说，无非因为她们未能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教育；否则假以时日，也可能出现一个女性的牛顿（female Newton）。[78]而这也正是她孜孜不倦致力于妇女教育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然，除了表达愤怒与抗议，富勒更多表达的是一种憧憬和希望。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女性看上去多愁多病，依赖他人，甚至无常善变。但正如爱默生在《超灵》(The Over-soul)一文中宣称的那样，大凡从历史中推演出的结论往往是不合当下情势的。过去妇女从未在政府中拥有统治权并不意味将来她们不能分享统治权。不仅在政治方面，她深信，只要受过良好的教育（包括自我教育），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妇女一定能在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取得不亚于男性的非凡成就。“在任何一个年代，我们都能看到平等的两性共同分担责任，义务和希望。”[79]因此，她在文章的结尾满怀信心地预言，“我站在生命的艳阳午后。事物不再在晨露下闪烁，也尚未被夜幕遮蔽。每一个斑点，每一块鸿沟都昭然若揭。”——然而，这并非完美的现实世界却昭示着希望。“灵魂总对我们讲，珍惜你们最好的希望和信念，并在行动中遵从它们。这就是实现它们的强烈而有效的手段。”[80]
秉承了爱默生的超验主义自立学说，富勒勇于为妇女的自立辩护。和男子一样，妇女同样需要独立，尤其是一间“属于她自己的房间”（伍尔夫语），或其它“她自己的标准”。她设想生活是个体自我生长、自我发展的过程，而历史则是人类通过男女两性辩证的相互作用向更完美人性的进化。[81]富勒毕生所从事的妇女教育事业，不仅是当时新英格兰社会改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人类社会共同进步，达到人性完满的重要途径。她的短暂而光辉一生，可以说是“19世纪女性最成功的生活”[82]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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