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信人类的向善性”

建国初期，美国的教育现状并不容乐观。由于战争的巨大破坏力，导致民生凋敝，财源枯竭，教育自然也饱受重创：教育水平严重倒退，只能与殖民地时期勉强持平。除了设施陈旧，人员不足，组织形式也杂乱无章，尤其是在初等教育方面，基本沿袭了欧洲传统的模式，如主妇学校、慈善学校、星期日学校（主日学校），加上新近从英国传入的幼儿学校和兰开斯特导生制学校等，所有这些学校既无严格的规章制度，教育水平也相当低劣，显然难以满足新生共和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急迫需求。由此对初等教育的大规模改造运动即公立学校运动也就应运而生了。

事实上公立学校并非贺拉斯·曼等人的首创。早在殖民地初期，新英格兰各州（以马萨诸塞为首）便相继颁布了类似于后来的公共教育法令，规定所有公民都必须纳税，并以部分税收设立和维持学校，美国著名教育史家卡伯莱(E.P.Cubberley)在《美国公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943）一书中曾将马萨诸塞州颁布的1642和1647年两部法令视为公共教育思想的萌芽，认为这种“为所有儿童提供平等、义务、税收的教育，建立了美国公立学校的里程碑。”^[120]当然，后来随着清教神权统治权的衰落，公共教育的理念在殖民地始终未能成为人们的共识，相反，仍旧是欧洲传统的教育权归属私人的教育思想占据主流。

殖民地时期北美最杰出的人物富兰克林在18世纪中期又重提了公立教育的必要性。他在“宾夕法尼亚青年的教育目标”中指出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建立并维护学校，“几乎每一个政府都把以足够的资金捐助和建造学校的事业视为主要目的，因为学校可以使人类度过宝贵的年华，为日后胜任为公共服务的崇高事业奠定基础，这样给国家带来荣耀。”^[121]

除了富兰克林，美国革命领袖当中华盛顿、亚当斯、拉什等都有提倡政府兴办公共教育的论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成为日后公共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他在关于弗吉尼亚教育改革的三项法律草案条文中，反复重申免费教育的重要性，因为教育不仅可以改善人类生活，改进人类道德，改变个人命运，更主要的是，教育还是防范暴政维护民主政体的必要手段。“这位在弗吉尼亚被解除了武装的先知却在其他各地赢得胜利，并成了美国民众教育的守护神。”^[122]（克雷明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关于教育是开启民智和振兴国势的手段的论述深深影响到了后来曼领导的公共教育运动。

贺拉斯·曼1796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富兰克林小镇上的一个贫苦家庭，只受过断断续续的主妇学校和学区学校教育。照他自己后来的说法，“一直到15岁，我进学校的时间，一年里从未超过8个星期或10个星期。”^[123]所幸的是，在小镇上有一座富兰克林捐赠的公共图书馆，而曼的父亲生前恰好是图书管理员，正是他的勉励和鞭策，才使得曼养成了勤奋读书的好习惯，这也为他日后的事业成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8岁时，曼通过刻苦自学，考取了布朗大学，直接成为二年级学生。由于成绩优异，他获得担任毕业典礼演讲者的殊荣。“教育将像一架从地球到天国的梯子”这一句著名的演讲词似乎也预示了他今后的人生道路。他在校的优异表现，不仅使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同时也赢得了布朗大学校长梅塞博士女儿的芳心。他们于1830年成婚。大学毕业后，曼投身法律界成了马萨诸塞州的一位著名律师，后来又被选为波士顿州议会的众议员，参议员和议长。在此期间，他一直积极支持并致力于公立学校教育改革事业。

1837年，这位在政坛上冉冉升起的新星却令人意外地放弃了在法律界和政界的灿烂前程，转而担任州教育委员会秘书这一不太“体面”的职位。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作出这样的抉择，美国教育史家斯普林(Joel Spring)在《美国学校1642—1990》(The American School 1642—1990,1990)一书中认为有四件事促成了他的这一决定。首先，根据曼的日记，在当年早些时候，他读到一本名为《人的构造》的骨相学著作。该书宣称人的智力官能和其他官能一样，也是可以加以培训并使之发展的，因此通过塑造智力官能就可以培养出道德高尚为人善良的个体，进而造就出一个道德和公正(moral and just)的社会。其次，曼积极投身于禁酒协会的活动，因为他相信禁酒和教育一样，可以有助于减少贫困和犯罪，增进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协会的一次活动过后，他曾说：“这一信仰正走向实现，它将是怎样的胜利呀！这一胜利与罗马的胜利完全不同，罗马的胜利使得心在流血，国家在哭泣，军队成了俘虏，而这次胜利则治愈了心灵，擦去了国家的眼泪，使俘虏获得了自由。”^[124]第三，最近发生的一次纵火事件也使得他对当时美国社会的混乱和无序状态忧心忡忡，虽然旅店隔壁的这一场大火并未使他遭受伤害。这一事件令他深刻认识到消除犯罪的唯一希望在于教育儿童——“何时社会才能像母亲一样关心她的孩子？”最后，在纵火事件之后不久，波士顿又发生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大规模的冲突和暴乱，这更加深了他对社会现状的忧虑。因为他深知，宗教冲突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更为深刻的阶级，种族和文化矛盾，倘若不能通过公共教育和舆论加以正确地引导和化解，这些矛盾冲突必将上升为社会和政治危机，而不免危及新生共和国的命运。因此，正如斯普林分析的那样，最终在6月30日，在对骨相学的反思，出席禁酒协会会议，经历了纵火事件，并目睹了宗教骚乱之后，他毅然接受了州教育委员会秘书这一职位，因为他坚信教育的力量。正像他在日记中所说的：“由此开始，只要我在任一天，我必将自己献身于全人类最崇高的事业……我深信人类的向善性。”^[125]

曼在这一“无职无权”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奋斗了12年，提交了12份对美国教育史发生重大影响的教育《年度报告》——用当时政治领袖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1811—1874)的话说：“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你的报告，并完全同意你的报告。它吹响了号角，使人们沸腾起来。”——之后，曼作为马萨诸塞州的代表接替病逝的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在国会的席位，因而不得不辞去秘书一职。尽管如此，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手可能离开了他，但决不是我的心。”或者像他后来所说的，“公立学校曾是我的第一个爱好，它们也将是我的最后一个爱好。”^[126]

1852年，在竞选马萨诸塞州州长失败后，曼应邀担任安提阿学院院长。他在那里继续忘我地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将一个坐落于中西部偏僻小镇的学院办成了一所名闻遐迩的高等学院。在曼病逝前两个月对学院毕业生的演讲中，他说：“我恳求你们在自己的心里牢记住我的这一些话：只有当你们为人类赢得一些胜利后，死的时候才不会感到惭愧。”^[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