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史家在《美国教育思想的形成》（1965）一书中论述除了美国19世纪30年代工业化进程加速，西部边疆开拓及移民人口急剧增加等社会历史背景外，美国公共教育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杰克逊（Andrew Jackson,1767—1865）的民主政治理论以及当时欧洲先进的教育思想影响。[128]
超验主义在哲学上否定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等传统理论，在宗教上反对加尔文教派的蒙选和预定论，打破了权威，引发了思想界的革命。其中爱默生的《美国学者》更被视为美国文化思想界的“独立宣言”，为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整个社会变革厘定了基本的哲学原则，同时也为美国公共教育思想和建立具有美国特色的一系列教育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杰克逊民主的最大特征在于取消财产限制，扩大了选举权，开创了一个平民参与政治的时代。自由、平等的教育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公共教育不再像殖民时期或建国初期那样受到大部分民众的抵制。此时的公共教育几乎已成为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共同诉求和心声。1837年密歇根学校的主管约翰·皮尔斯在《普通学校的报告》中写道：“今天的穷孩子在没有父母的保护下，通过公立学校教育，可能成为明天有学识、有影响力的人物，也可能成为千万财富的拥有者，甚至可以获得共和国最高的地位。”[129]
此外，欧洲先进教育思想的借鉴作用也十分明显。如瑞士教育家斐斯泰洛齐（J.H.Pestilozzi,1746—1827），他毕生致力于开拓一条走向公共教育的途径，维护公民的受教育权。他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每个人才能自由独立地发展成为完善之人，由此而社会也能得以改进并完善。此外，据18世纪初美国教育家的考察报告，德国，尤其是普鲁士的公共教育思想，影响也较为显著。曼本人在他的第7个《年度报告》中对此曾有深刻论述，而该报告日后也成为众所周知的教育历史文献之一。
除了他在任期间一年一度的教育报告，曼的公共教育思想还体现在他的《教育演讲集》（1848），《关于青年人的几点建议》（1850），《论妇女的权利和义务》（1853）等文章中。此外，他还在他本人主持的《公立学校的杂志》(The Common School Journal)和另一位教育改革家巴纳德(Henry Barnard,1811—1900)主持的《美国教育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上发表大量文章，通过与保守派辩证驳难，宣讲并推广他的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曼所主张的公共教育主要是通过设立公立学校（common school,或称普通学校）来实现的。这种普通学校，并不同于欧洲传统的专以贫民儿童为对象的学校（或称“人民学校”）。他要求将全州4—6岁的儿童不论其阶级，出身，宗教信仰，贫富贵贱一体纳入公立学校的招收范围，因此他所理想的是一种平等自由的，免费的，不分教派的，由税收支持并由国家控制的学校，只有这样的学校，在他看来，才最适合培养合格的共和国公民。
和杰斐逊一样，曼首先是一位民主思想家。他认为根据美国宪法的精神，共和国公民应当平等享有教育权，而国家也有责任和义务提供人人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虽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美国是一个几乎完全消除了阶级差异人人平等的国家，但曼还是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必将限制部分公民的经济自由并进而限制其政治自由。因此，他倡导的公共教育就是要创造人人平等接受教育从而平等获取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机会，只有这样，自由民主的政体才得以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理想才得以实现。
教育的强大功能，在曼看来，可以从政治角度，经济角度，和社会发展的角度体现出来。[130]首先，从政治角度看，教育是共和国赖以保存的唯一基础，是国家长治久安繁荣兴盛的生命线。美国的民主政体决定了它的政治领袖必须从受教育的公民中选举产生，因此公民的普遍素质实际上也决定了领导者所能达到的高度，无能平庸的政治领袖也很快被民众识破而遭唾弃。对此，曼曾有过相当的论证：“根据一种类似于控制流体平衡的自然法则，选举人与被选举人，任命者与被任命者往往趋向于同一水平。一个理智而受到启蒙的选民全体会拒绝将公职官位交给一个粗鲁而放荡的人，即使偶然选上他，也会把他赶下台，这是必然的，就像一个愚蠢或道德沦丧的选民群体一定会抛弃或驱逐一个聪明人。”[131]因此，曼认为解决的办法唯有兴办学校——“智慧将不可能主宰着议会的走廊，智慧而精辟的阐述将不能载入法律的阐述之中，直到普通学校在人类群体当中创造出一种更深广的远见卓识和一种更纯洁的道德修养。共和国若想长治久安，则必须在人民中间广泛地培养更加正直的品性，达到这个目的的首要工具就是学校。”[132]
作为民主国家，美国宪法还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从前由各个教派所控制的学校教育在曼眼中实际上束缚并剥夺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因此保证教育机会的平等和提供不分教派的教育就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另外，美国还是个移民众多、民族差异明显的国家，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思想意识自然也差别很大。此时唯有通过公立学校发挥民族大熔炉的功能，才能将美利坚合众国熔铸为各民族和平共处并具有共同价值观和民族意识的一个整体。他在著名的第12个《年度报告》中宣称，“教育是人类诞生以来最伟大的发明，教育是对人类环境有着最大稳定作用的平衡器，是社会机器的平衡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立学校才是“共和国继续存在的不可缺少的条件”。[133]
其次，从经济角度看，教育不仅是促进经济繁荣的必要手段，而且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劳资之间的紧张关系。曼认为在欧洲旧大陆，资本与劳动过去往往分属于不同的阶级。前者永远处于主动地位，垄断社会财富，后者则只能被动接受奴役的命运，一贫如洗。因此，“现今，除公共教育以外，没有什么力量能与这种资金垄断和劳动奴役相抗衡。”[134]教育可以通过灌输知识，训练智力，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从而改变个人的命运并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他的名言是政府不仅要注意开发丰富的矿藏资源，更要注意开发蕴藏在人民头脑中的智力资源。这样一来，他的公共教育自然就受到了包括工商业主、中产阶级以及广大工人阶级的一致赞同，教育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成了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于个人、国家、社会都大有裨益。
曼关于教育有助于缓和阶级冲突和社会的矛盾观点详见他的第12个《年度报告》（1848）。巧合的是，也正是在同一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资本论》。[135]两者不同的是，作为改良主义者的曼无法接受激进的，通过暴力革命改变社会现状的观点，而是幻想通过普及公共教育，达到缓和阶级矛盾的目的——可见他对教育功能的崇拜，简直到了迷信的地步。
另外，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曼认为教育能够提升公民的道德标准，使得整个社会和谐安定，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美国教育史家古太克曾论及童年时代的清教伦理和青年时代的超验主义对曼的教育思想产生的重大影响：“从超验主义那里，他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人基本上来说是善的，当清教主义和超验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结合便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想意识，不断地致力于个人和社会改革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生活。”[136]他早年勤苦自立的经历也使得他拳拳服膺爱默生的学说：通过教育，人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新生。酗酒、凶杀、暴乱这样一些罪恶，不仅会毁坏个人及家庭的幸福，也会导致社会动荡，破坏人类的幸福。只有通过公立学校教育才能引导人类上正轨。造福于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一所学校就少一所监狱”才成为人们崇信的至理名言。
总而言之，曼公共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以公立学校为手段进行全方位的社会改造和革新，以维护美国的民主政体并保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滕大春先生在《外国近代教育史》中称曼是一个“力求稳定当年年轻的美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秩序的忠诚卫士。”[137]可谓是相当中肯的评价。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