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家诺克(Albert Jay Nock)在赫钦斯的回忆录中写道，“教育，适当地使用某些材料，能以爱默生的方式产生一些人；而训练，适当地使用某些材料，能以爱迪生的方式产生一些人。”[81]赫钦斯的通识教育思想正是建立在将教育与训练相区分的基础之上的。
赫钦斯首先区分知识、信息、资料、事实。[82]与富兰克林相似，他也将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积累的知识，如天文学和物理学，其中包含着大量有用的信息和数据，代代相传，不断发展完善，并能造福于人类。另一类是永恒的真理性的知识，如哲学和诗歌，他们研究的对象是人和世界的本质，这些观念一旦形成，往往不受时间的影响而具有永恒的价值。而正是后者，才是他倡导的通识教育的主要内容。
在考察了人类历史各个时期的经典著作后，他发现文化传统中的“变”是次要的，前后延续一贯的“常”才是主要力量。隐藏在历史文化发展背后的这种普遍、永恒、绝对、统一的知识就是真理，它不以时空变换而改易，历久而弥新。这样的知识，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否则人们便不可能交流思想并达成共识，人类文明也不能进步。它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正因为人们天性之中存在着一种共同要素，即“人是道德的、理性的、精神的存在”。[83]他的这一思想被美国教育思想家布拉梅尔德(Theodove Brameld,1904—1987)称为永恒主义并沿用至今。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过，如果君主制的原则是荣誉，暴政的原则是恐怖，共和国的原则便是教育。[84]赫钦斯对此不无同感。他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曾说，“教育意味着教，教意味着知识，知识是真理，真理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因此，教育应当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85]这种教育思想其基本原理可作如下概述：1.不管环境千变万化，人性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因此，对每个人的教育都应是相同的；2.鉴于理性是人最杰出的属性，人必须利用它并依据精心选择的目的来指导这种本能；3.教育的任务是传授关于永恒真理的知识；4.教育不是生活的模拟，而是生活的准备；5.应该交给学生某些基础学科，使之充分认识世界的永恒性；6.学生应该学习文学、哲学、历史和科学方面的名著，据此展示最大的抱负与成就。[86]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他看来，首先在于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这正是人之所以高于万物成为万物灵长的主要原因，大学作为探求真理和知识的阵地，应当是独立思想的中心，“真正的学术中心”和“创造性思想的发源地”。[87]他反对杜威机械地“生活适应论”，认为教育可以使人不单适应各种社会环境，而且更可以凭借独立思考和判断去改变周围的环境。
当时美国大学教育的主要问题，在他看来，是丧失了创造性思想活动，而落入职业培训的泥潭，物质主义取代了理想主义，实用性技能压制了对真理的探求。“大学与专业学院放弃了创造性思考的分量，以使大学与专业学院降低为行业学校，专业也就沦落为一种行业了。”[88]使他感到痛心疾首的是“美国大学，看上去唯一关心的是金钱，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公共关系，因为公共关系可以产生捐赠，立法授予和学费收入。典型的美国人是成功的实业家，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是当作慈善事业的病号或超重的行李看待的”。[89]因此，他深刻地总结道，对金钱的喜爱是美国大学蜕变的深层原因。
由此，赫钦斯旗帜鲜明地指出大学应是一座灯塔，而不仅是一面镜子。在《乌托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Utopia,1936)一书中他总结说，“乌托邦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们的共同观念。乌托邦有每时每刻询问自己意欲何为的习惯，这样一种自我询问的结果，使乌托邦得出结论：工业能力，军事力量，长寿秘方和无穷无尽的机巧都不能单个或集体地构成人生的目的或社会组织的目的。”[90]大学应当勇敢担负起引导社会精神向上的神圣职责，不该迎合市民大众的浅近需求。大学应匡补时弊，而不应随波逐流。除了由于实用主义思想侵袭而造成的教育混乱和无序状态，在《美国高等教育》一书中，赫钦斯还着重分析了高等教育自身面临的三种两难的困惑，一是专业主义的困惑，二是孤立主义的困惑，三是反理智主义的困惑，而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打通各类知识壁垒，建立统一的、知识体系完整的通识教育。[91]
通识教育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培养社会的人力，而是要造就全人。[92]这种全人具有明确的道德观念，因此可以将所学知识造福人类而非祸害人类。当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人力甚至显得过剩，人们由此也更多了闲暇。这种闲暇，本应用于精神性的创造活动，推动人类文明前进，可恰巧相反，却成为人们追名逐利的帮凶，这是很可悲的现象。他极其担心人类如果一味注重培养人力而忽视培养人性，一味发展科学而不能善加利用，其结果是相当危险的。比如航天技术，如果我们能够善用这种知识，人类将进入一个辉煌的太空探险新时代，反之，如果将这种知识误用，则会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还指出了二次战中，德、日两国倚仗其军事力量发动战争的错误悲剧，“像历史上所有真正的警示一样，如果一个国家要取得或保持在任何一种世界意义上都成功，那么就有某些比实力更需要的东西，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智慧。”[93]由此看来，一个国家力量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教育系统，它甚至决定一个民族未来的兴亡。赫钦斯由此总结最好的教育应是引导人们普遍向善的教育，他在评《总统高等教育委员会报告》一文的结尾呼吁道，美国及全世界所需要的正是一种道德的，理智的和精神的革命。美国高等教育若不致力于发动并完成这场革命，便只能以失败告终。[94]
值得注意的是，赫钦斯并不认为通识教育毫无价值。相反，他不止一次指出通识教育是有用的，因为它注重学生基础能力的培养。学生学到的知识到了社会中可能被遗忘，但是他们所掌握的思维方法却不会被忘记，“教育是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已被遗忘之后尚且余留的精华，诸如观念，方法和思维习惯等”。[95]社会的产业技术越进步，教育就越难侧重专科。因为社会越倚重生产技术，它的变革就越迅速，专科教育的价值就越低。而通识教育是普遍适用的，有助于学生整体把握世界的存在，而非细枝末节。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个流动的工业化、特别是民主化的社会中，通识教育的目的“不在于造就专业人才，而在于培养有理解力的男女青年。”[96]
这种教育在民主化社会中尤其重要，因为民主社会要求社会成员不必意见一致，但必须相互了解，共同协商，达成妥协，因此教育需要向人们提供一个足以使社会团结起来的共同目的和关于个人和社会的共同概念。他认为，“美国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大贡献就是人人受教育的主张。”[97]民主国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帮助其公民发展道德精神和理性。它应该给每个公民提供参与民主政治的机会，这也是赫钦斯致力于扩大通识教育的范围，努力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接受思想熏陶的深刻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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