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想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学生的状态,学习状态,成长状态。学生是不是对学习充满热情,对自己充满自信,他的人生态度是不是乐观,精神面貌是不是积极向上,这才是学校教育要着重关心和塑造的。任何时候,只要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改变了,他的人生就会完全不一样。
经常看到这样的例子:被医生宣判死刑的病人,不但没死,而且活得很好,很开朗,很健康。倒并非是医生胡说,医生的诊断大多数情况之下是准确的,多数人遵照医生的判断几个月之后果然离开人世,但个别对生命无限热爱的人却能够顽强地同病魔作斗争,顽强地活下来。
教育中的出人意料者就更多了。近代实验心理学的开创者冯特就是这样的一个奇怪的例子。冯特少年时代一直没有显出才气来,对学习也没有什么兴趣;他当孩子的时候,惟一的好朋友是一个弱智男孩,而在学校里,他习惯性地走神打野,神情恍惚。冯特读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父亲来学校看他,发现他心不在焉的样子,盛怒之下竟当着同学的面扇了他几耳光,可这并没有改变他什么。他的老师常常公开扇他,当着其他同学的面嘲笑他不是读书的料。但令人惊讶的是,在冯特晚年的时候,他成了心理学领域里的博学之士和大计划的决策人,他给这片学术领土划分了疆界,并定义它为一门新的科学;他个人培训了许多人,这些人后来在这门科学的前几十年都成了德国和美国最伟大的心理学家。
冯特的情况似乎只是一个个案,却足以说明问题。冯特的转变发生在他的大学期间,在意识到家里没有足够的钱供他念完医学院之后,他开始发疯读书,并在医学会考中获得全国第一。研究生毕业之后,冯特在海德堡大学开始教学研究,而此时的他成了一个工作狂。人一旦对做某件事情陷入疯狂的境地,那就不能用常理去度量了。冯特把他的潜能完全发挥出来,在心理学这个领域,有多少天才的科学家在奉献他们的智慧,而却让冯特这个小时候看起来有点弱智的家伙成了这门学科的开山鼻祖。
我曾经思考过很长时间关于“差生”的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差生”的“差”主要在于他的状态差。他们由于贪玩、沉湎于游戏,或家庭问题、种种不良习惯、教师教育不当等原因而导致学习成绩相对滞后,道德品质滑坡,表现不佳。在学校一卷定“差优”的制度下,学生没有机会展露他的闪光一面,永远生活在“差生”的阴影中,一开始的状态差可能是假性的,就像近视一样,时间长了,也就变成真性的了,无法再矫正过来了。
所以我想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学生的状态,学习状态,成长状态。学生是不是对学习充满热情,对自己充满自信,他的人生态度是不是乐观,精神面貌是不是积极向上,这才是学校教育要着重关心和塑造的。冯特的惊人作为是因为他的生存状态有了一个突变,他开始发疯地学习工作,这个突变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让人相信的一点就是,任何时候,只要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改变了,他的人生就会完全不一样。
著名医学专家林巧稚医生说过以下一段话:“医生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思想有感情。看病人不是修理机器,医生不能做纯技术专家,不要凭医学报告下诊断开处方,而要到病人床边做面对面的工作,悉心观察,关心照顾病人。”这段话我曾经讲给过一些人听,但是大多人不甚理解其意。有人说,医生不做技术专家做什么?我说,纯技术专家只能是平庸的医生。高明的医生关心的是病人的状态,心理状态,健康状态,而不仅仅是得了什么病。为什么要对病人做面对面的工作,要悉心观察,关心照顾他们?正是要关注他们的状态,这是决定病情的关键因素。即使一个病人得了医学上的不治之症,可是如果我们观察到他有强烈的生存愿望,他有乐观开朗的心态,他就可能活得更长,超出我们想象的长。能够做出这种诊断的才能做名医啊。
教育界的名师也有很多。刘京海的“成功教育”、周弘的“赏识教育”,不就是在一点一点地改变学生的生命状态吗?研究性学习注重过程的积累,注重学生的亲身体验与心灵感受,这正是一种改变生命状态的方法和有效途径。也许将来,我们学校的教育在给学生一个个考试分数的同时,还应该给每名学生一个状态指数。这个数字可能比任何的分数都重要,也更能反映学生一生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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