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工作更要因材施教

班主任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更要因材施教。

教学上同是一班学生，同是一部教材，同样的考试命题，就有更多的“有教无类”。而思想上每人有每人的经历，每个有每个不同的人生观，有着不同的处世哲学。如果也“有教无类”，就会出现教育问题。只有因材施教，才能彻底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而其中比较关键的，就是如何及时发现学生心理问题和如何快速消除心理上的不利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多观察，多注意学生的一些外在表象，心理学上称之为“心理活动产品”，如学生的日记、作文、图画，甚至考卷、墙报、草稿及劳动活动等等，有时即使只是一个作业本的封面，我们也能从中发现学生的能力、爱好和兴趣，成为我们做学生思想工作的突破口。消除心理障碍因素则要求我们分析产生问题的根源，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以下是我在班主任工作中的几个特殊案例，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送脸到家

一上课，我就发现小蕾没到。问谁都说不知道她干什么去了，早饭没吃，但人来了。平时要是有事，她妈妈会及时给我打电话，今天是怎么了？一到办公室就接到了童妈妈的电话，说小蕾病了，回家了，让我不要惦记，最后表示常给老师添麻烦不好意思等等。这种事对于童家母女来说已是常事。童妈妈性格开朗，爱说爱笑，说话粗门大嗓，旁若无人。小蕾则噤若寒蝉，说话细声细气，总是小鸟依人的样子。从入学到现在已经病了好几次了。上上周放假时，童妈妈一副大难临头的样子，说是可不得了了，小蕾神经病了。我问她怎么知道的。童妈妈说放假这两天，小蕾自个一直在网上做那些心理测试题，最后宣布自己是一个神经病。一家人就到北京看了神经科，拿了不少的药，小蕾说什么也不来上学了。我问小蕾是否知道自己拿的什么药。说不知道，只和她说是健脑的药。

“你在她面前没有说过其他什么？”我问童妈妈。

“没有。就是那天她睡着了，我看着她哭了。不过我什么也没有说。”

“那好吧，一会儿我给她打个电话。”

“你可别，老师。要是她知道我找过你，说什么也不愿意了，她现在就觉得没脸见人了。”

“怎么会呢？你放心吧，我有办法的。”

送走了童妈妈，我给小蕾打了电话，告诉她，同学们都很想她，都愿意去看她，可学习太紧张，路又有些远，我也很挂念，问她明天能不能来上学。电话里，她很高兴，第二天就来了。但这次又是怎么了？

一连四天没有消息，打电话家里没人听，同宿舍的同学们也很急，结果傍晚童妈妈来了，见面就哭，说这下可完了，小蕾说什么也不上学了，说同学们都知道她得了神经病，没脸见人了。我问怎么回事，原来一家人又上北京“看病”去了。回来后，好心的邻居一打听被小蕾听到了，就说什么也不上学了。我一边劝童妈妈，一边指出好多问题出在她的身上，她太小题大做，一点小事弄得紧紧张张。

“现在说什么都行，就是怎么才能让她出门，让她到学校来呢？”

我告诉童妈妈不要哭了，也别出声。我给小蕾打电话，家里没有人接。

“她不接电话，听见电话就拿枕头把脸捂起来。她就说没脸见同学们，没脸见老师。”

“我们把‘脸’给送到家去吧！”面对童妈妈的一脸疑惑，我和她说，“明天，我带上小蕾宿舍的同学去家里接小蕾。”

就这样，第二天，我带着小蕾宿舍的七姐妹浩浩荡荡地到了小蕾家。一到她家，我们就大张旗鼓，大喊大叫，让小蕾知道我们来了，并且“假装”对她的事一点也不知道。其实这也是真的，只有我和小蕾妈妈心里明白。同学们都是来看她的病是否好了的。和同学们这么久不在一起，一下子重逢，小蕾很高兴，小蕾妈妈乐得直掉眼泪。我看火候已到，顺势提出要是小蕾感觉病好了就与我们一道回学校吧。小蕾高兴地同意了。

一个难题就这样解决了。

我得了艾滋病

小王学习很好，性格也很开朗，是班上很受欢迎的人物。但自从“五一”长假回校后，他就表现出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言行，隔上一两天就要回家一次。也不说为什么，就是要回家待着。学习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认真了。老师、同学都开始意识到小王出了问题。我对此则有一层更深的认识，因为我接到小王妈妈打来的一个电话，语气很客气，也很委婉，让我对孩子多加关照。对此类电话我很熟悉，但像小王妈妈从不打电话给我的人，突然来电真让我一时深感困惑。追问她是否出了什么问题，她却一直说“没事没事”。问小王本人，他也说没事，就是心里有点乱，可说到乱什么，因何而乱就戛然而止。

一连多日，只要小王请假我就准假，其间我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说。两周以后，我给他家里打电话，还是想通过他母亲解决问题。我觉得孩子如此频繁地回家，势必影响学习，家长心里一定会很着急。但没想到电话里小王妈妈心平气和，没有丝毫顾虑，只是不停地说麻烦拜托之类的话。看来，还要从小王自身突破。

正好有一次单元小测，小王的成绩不是太好，这成了我们谈话的契机。他起先什么也不说，我就自说自话给他讲了一个臆想自己得了病的学生的事例，而后又给他讲了一个臆想自己父亲会自焚的学生的事情。两人都因此耽误了学业，最后不得不复读。听完，小王欲言又止。看来，距离攻破他的心理防线还有一段距离。又谈了一会儿，他终于下定决心，涨红脸说出憋在心里近两个月的苦恼：“我觉得我得了‘艾滋病’。”此话一说，我一时也没有回过味来。这事也太出乎意料了。

原来，他假期回家在一家私人诊所打过一次针，私人医生用的不是一次性针管。当时，他并没有在意，但回校后在一本刊物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是某地出现一个通过注射感染艾滋病的病例，一下子就把这事记在了心里再也挥之不去。他多次回家都是与母亲出外化验。虽然化验的结果没事，但就是不放心，还叮嘱母亲不要和老师说。

问题清楚了，工作也就好做了。我告诉了他一些关于艾滋病的常识，看他还有不少顾虑，索性次日到医院、防疫站、资料室等处找了一些与此相关的专业材料，提供给他看，最后终于消除了他的疑虑。小王重新找回了自己。

我给学生鞠了个躬

学校春季运动会常常和高三的报名、体检、模拟考等撞到一起。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成了最忙的人。因为我不仅是班主任，还在教学处兼职，一项项叠加在一起的工作，弄得我常常是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而今年的运动会，又和高三年级的模拟考试赶在了一起。运动会拿名次事关班集体的荣誉，是学生最看重的活动，更何况我带的班今年已是高二年级，明年高三就不再有机会参加了，所以学生也就使出了浑身解数来准备。早在两周前，他们就做好了标语、旗子，买来了小喇叭、气球，成立了啦啦队，还集思广益，想出了“0417，天下第一”这样的口号。而我，就只好先在这边发考卷，然后到那边去喊几嗓子给学生加加油，然后再跑回来收卷。

出问题的时候正考英语。由于英语考试有听力，一时半会脱不开身到操场。录音只放了几分钟，有几个女生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那边打起来了。问和谁打起来了，说是和裁判。问为什么，说是裁判向偏，四人接力明明我们班是第一，非说是第四，“体委一交涉，裁判把体委打了”。我急急忙忙把这边的事放下，跑到操场上。大个子男体委正在那里哭，我一问，他就说什么明明第一结果硬说是第四，和裁判一说，裁判不仅骂人还打人。我一听就急了，冲过去就和总裁判长吵了起来。总裁判长这时还不知道下边的事，以为我是在无理取闹、搅局，我们索性就在主席台上吵起来了。我们班的男生女生在台下气得直哭，主席台周边一下热闹起来。等人们把我和总裁判长拉开细说原委后，我才弄明白经过，原来是总裁判中的一个年轻教师记错了跑道，把第一记成了第四。唉，你说这事儿闹的。

我想这事儿我要给学生道个歉。因为我平时在班上常讲遇事要冷静，而今天我是太不冷静了。我常讲要尊重他人，今天我却没有尊重总裁判长。我常讲……反正怎么说，今天这事是我错了。于是，我打破惯例，在不该开班会的日子开了一次班会。

班会上，我首先就我不能全程在运动会上与大家一道给运动员加油、为班级做贡献向同学们致歉。然后，就与总裁判长之间产生误会的经过向大家说明，表明主要责任是我遇事不冷静，太看重班级的成绩得失，忽视了全局，以致严重影响了学校工作。所以，同学们一定要“以我为戒”。为了感谢同学们对班集体荣誉的热忱和我今天在全校面前给班集体“丢的脸”，“我要给同学们鞠个躬”。于是，我面对全班同学深深鞠了一个躬，正要接着往下说，大个子体育委员站起来，说这事不怪班主任，其实是他在还没有弄清状况之前，就向同学们传递了一个错误消息，所以对不起大家的应该是他，他更应给大家鞠躬谢罪。大个子的话令同学们一愣。平时，他在众人心目中就是个犟牛，从不会认错的，这次竟然主动认错。随后，班长也要站起来给大家鞠躬。我说，算啦，今天开的是班会，不是鞠躬会。我们只要记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一时头脑发热，凡事要三思而后行，那么，今天我这个躬就没白鞠。“反正，我自己算是记住了。”我的话音刚落，同学们一齐说“我们也记住了”。从此直到毕业，我们班同学人人遇事礼让为先，在全校的文明评比中一直名列前茅。

由此可见，身教真是重于言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