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高校创新人才个性化培育的功能拓展

大学人才培养价值重心的变迁，受到社会发展方式、市场所需要人才特征，以及高等教育对个人职业发展的制约力等因素变化的影响。面临全球经济放缓的格局，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等）试图通过先进制造业的升级来保持和延展自身经济竞争力，“大数据”“互联网+”时代，信息网络技术全面渗透到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不同层面，智能制造和智慧工厂的建设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赋予了全新的诠释，中国为针对这一系列变化也提出了相应的制造业升级战略，由此为市场提供高等级人才的高校的培养模式势必需要调整跟进。与此同时，伴随知识的可获得性程度的提高，进入大学不再仅仅是职业发展的唯一通道，高等教育的经历对越来越多的求学者来说其需求和关注点也发展了分野，因此，对新形势下高校创新人才个性化培育功能拓展的分析有必要从企业需求和学生需求两个维度展开。

（一）制造业升级对人才素质的新需求

美国国家制造创新网络计划、德国工业4.0计划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都对创新式人才、新型产业工人、高能力工程师等各类高素质人才供给和培养提出了要求。

1．美国国家制造创新网络计划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将发展先进制造业提升为国家战略，希望以新的革命性的生产方式重塑制造业，从而推动美国经济再次走上可持续增长之路。2010年，美国通过《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2013年1月，美国发布《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一个初步设计》，政府将投资10亿美元组织实施制造业创新网络，集中力量推动以数字化制造、新能源与新材料应用等领域或行业的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打造一批具有先进制造能力的创新集群。2013年3月，“国家制造创新网络”计划（National Network of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NNMI）首次被提出，美国试图通过建立研究中心的方式，加强高校和制造企业之间的产学研有机结合。

2016年2月19日，美国首份《国家制造创新网络年度报告和战略计划》公布。该计划明确了美国制造创新网络战略发展的提升竞争力、促进技术转化、加速制造劳动力、确保稳定和可持续的基础结构等四个子目标，其中，有关加速制造劳动力的子目标主要包括：培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相关工作领域的未来工人；支持、扩展和交流上述领域相关联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发展，包括资格鉴定与认证；支持州立、地方教育和培训的课程体系与先进制造技能组合要求的协调；先进知识工人的培养，如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等；确认并持续发展下一代工人所需的能力。由此可见，美国发展先进制造产业不仅注重技术，更加关注人才，尤其是新型技术员工、创新应用型员工等各级、各类高素质知识员工。

2．德国工业4.0计划

德国在机械制造、自动化工业和软件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伴随网络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德国充分认识到网络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具有非常大的潜力。2012年年初德国产业界提出“工业4.0”计划，认为当前世界正处在“信息网络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结合”即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中。2012年10月，德国产业经济研究联盟及其工业4.0计划小组正式提交《确保德国未来的工业基地地位——未来计划“工业4.0”实施建议》。2013年4月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工业4.0概念正式对外发布，立刻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工业4.0战略的主旨在于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物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的手段，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升级，实现设备与产品、生产设备之间、虚拟与现实等万物互联，达到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以及服务与服务之间的横向、纵向、端对端的高度集成，促成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组织创新的层出不穷。

工业4.0计划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需要交叉人才。这类人才对机械工程等传统工程学科以及信息、计算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从而成为“数字-机械”工程师。二是数据科学家。这些人才是分析平台与算法、软件和网络安全的工程师，主要从事的工作包括统计、数据工程、模式识别与学习、先进计算、不确定性建模、数据管理以及可视化实现等。三是用户界面专家。在人机互动的工业设计领域，用户界面专家能够根据所需获得的产出目标，高效地整合最低投入所需的硬件和软件资源，或者最小化及其设备的不必要产出，从而达成目标的实现。由此可见，工业4.0计划中对创新人才的需求更侧重于应用型创新人才，能够将新设想、新科学、新理论和新材料快速转化为产品，满足或引领消费需求。

3．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

为加快中国制造产业的转型升级，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发达国家制造产业跨越发展引发的国际竞争压力，国务院签发《中国制造2025》规划纲要，这是中国全面推进落实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文件，也是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规划纲要指出，中国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历史跨越的基本方针是，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和人才为本。其中，“人才为本”方针主要强调要“坚持把人才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建立健全科学合理选人、用人、育人机制，加快培养制造业发展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技能人才。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制造业人才队伍，走人才引领的发展道路”。而论及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的支撑与环节时，纲要特别指出应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具体要求为“加强制造业人才发展统筹规划和分类指导，组织实施制造业人才培养计划，加大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技能人才的培养力度，完善从研发、转化、生产到管理的人才培养体系。……以高层次、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为重点，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和先进制造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在高等学校建设一批工程创新训练中心，打造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强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养，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高等学校转型，建立一批实训基地，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示范，形成一支门类齐全、技艺精湛的技术技能人才队伍。鼓励企业与学校合作，培养制造业急需的科研人员、技术技能人才与复合型人才，深化相关领域工程博士、硕士专业学院研究生招生和培养模式改革，积极推进产学研结合”。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实现，同样需要展开对各级、各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队伍的大力培养和建设。

比较美国、德国和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发展的规划设计发现，未来市场所需要的创新创业人才更应具备层次性、多样化和高适应性，既需要能引领技术前沿、挖掘市场需求的创意型、灵感型和菁英型人才，也需要能够推进创新落地和创新执行的复合型人才。就创新的分类而言，一般可将创新分为探索式创新（也被称为激进式创新、自主创新、引领式创新）和挖掘式创新（也被称为渐进式创新、模仿创新、应用式创新）两类。探索式创新注重的是探索新的知识和资源进行的突破式的、风险较大的创新活动，它可能引发理论、技术、材料，以及商业模式的重大变革；而挖掘式创新则是利用现有知识和资源进行的渐进式的、风险相对较小的创新活动，强调的是对现有科学理论、技术的新兴用途和效率提升。两种创新活动的特征不同，从事创新的人才素质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前者需要的是所谓“I型”人才，强调对特定领域的精、专和深，而后者需要的是所谓“T型”人才，具有某一领域扎实的专业背景，对其他专业领域也有所涉猎，熟悉本专业领域的发展格局，善于将本领域的前沿技术和项目快速推进为产品、满足市场需要。

“I型”创新创业人才的成功显示度较高。无论是市场上创业热门人物，还是高校内部各类评比和竞赛的获奖者，都能得到众多瞩目和机会，甚至获得很高的经济回报。“I型”人才常常精通于特定知识领域，并对该领域的变化和发展表现出特有的敏锐和判断力，常常因专而执着。相反，“T型”人才不仅熟悉某类特定的知识领域，还对与此相关的其他领域也能较为通晓，具备较强的综合能力。“T型”人才在创意、灵感和方向的确定上或许没有“I型”人才高明，但是，他们却是科技成果落地，科研项目执行，乃至创业企业运营的中坚力量。“T型”人才基本特征表现为专业素养、团队精神、执行能力和大局观念。中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一方面需要高科技的引领，另一方面也需要众多懂知识、善操作、能执行的高素质、高适应性的创新创业执行型、应用型人才。为此，高校在重视“I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同时，也尤为需要强化对“T型”人才的关注，将其视为个性化创新创业人才中的一类，且是为数众多的类群。尽管在现有的四类培养模式中设置了创新创业课程、创新创业实训项目等，但是，在提升该类人才的综合性、应用型能力上需要紧随市场用人需求和定位作出必要功能拓展。

（二）高等教育对学生职业发展的效用变迁

伴随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职业观和成就观的不断变迁，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巨大发展，社会对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得的个人成长效用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以中国为例，自“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人们对高等教育能够为求学者获得知识、进而寻求一份好工作的必要菁英路径的认知，逐渐转向接受高等教育并非仅此目的，而演化为它是自身职业生涯发展的一段履历的认知。这样的变化可能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所导致的。

一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高等教育已经从菁英教育转化为大众化教育形态。根据1998—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年鉴》公布的数据统计可以发现，1998年320万考生报名参加高考、录取108万人、录取率34%，到了2016年高考报名人数940万人、录取752万人、录取率已高达80%（如表6-1）。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趋势，使得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期待以及高校毕业生对自身的信心指数都呈现逐渐下降的格局，因此，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就一定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的认知也就发生了转变。

表6-1　中国1998—2016年高考报名人数、录取人数和录取率

注：本表根据1998—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年鉴》数据编制。

二是国外大学求学的便利性不断提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到国外大学求学已经成为很多家庭可以实现的事情。根据中国教育在线网站数据显示，2014年国内出国（境）留学人数达到46万，2015年达到52万，预计2017年将会超过60万人。目前中国有3万多高中学生在国（境）外求学，未来将直接留在当地上大学。此外，中国教育市场的庞大和快速发展更是吸引了国际知名高校直接进入中国办学，例如昆山杜克大学等。换句话说，未来可以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和途径都将越发增多。

三是高等教育传授知识的可获得性在不断增加。伴随网络技术、大数据时代的深入演化，过去只能通过走进大学校园、走进课堂和实验室获得高等教育知识、专业知识的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公开课、国家精品课程网站、众多大学课程网站链接以及慕课等形式都可以不走进校园就可以获得相关专业的知识，在线学习、在线阅读和在线交流为学习大学课程提供了便利。高等教育知识可获得性的提高也变相降低了传统高等教育知识的社会效用，美国米塞斯研究所研究员Carmen更是提出了“高等教育是否贬值”的疑问。

高等教育市场的巨大发展和高等教育知识可获得性的提高，使得人们对大学经历的效用认知发生了很大改变。接受高等教育，不只是为了找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能够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提供什么支撑。以这样的理念看待近期社会出现的大学毕业生“慢就业”和大学生学习过程中休学创业等现象将不难理解。所谓“慢就业”，不能简单地看成畏惧社会压力，或者是不具备求职能力，同样存在觉得需要继续充电、逐步适应社会，以及寻求更好职业发展机会等原因。由此可以证实，新形势下对高校学生的培养同样需要关注学生的个性化特征或类群化学生的共性特征，根据他们的特定需要展开对培养方案和培养方式的设置和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