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管理问题说的形成与发展
在有关教育管理学研究对象的诸种学说之中,近年来,教育管理问题说很是引人注目。不过,据我的看法,这种观点的提出及其明确化,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而非今天才产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济正先生就提出了这一说法。他曾说过“学校管理学研究学校和学校教育领域中的管理问题”这样的观点,[2]在他看来,教育行政学则在于探讨国家和政府及其所属各级各类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管理问题。吴志宏教授也曾提及过教育管理学在于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作为一门学科,教育行政学以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和学校对教育教学工作的领导、组织和管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一个国家的教育行政机关怎样管理教育事业,怎样通过各级学校落实教育方针和政策;学校依据什么样的管理原理来组织教育、教学工作;教育部门和学校如何从经费、人员培训、信息咨询等方面为实施良好的教育提供有力保障等问题。”[3]又说,“总之,教育管理学以学校组织的管理为核心,并探讨与学校教育事业有关的种种教育管理现象和问题。”[4]李保强教授亦认为学校管理学在于研究管理问题,但并非要研究学校中所存在的以教育事实为基础的全部管理问题,学校管理学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它必须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聚焦于那些事关学校全局的一般性问题上。正因为如此,他主张,“学校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限于学校内部管理,它主要研究学校管理的基本矛盾和一般性问题。”[5]港台也有学者主张,教育管理学是一门旨在解决问题的学问,譬如,秦梦群先生就认为,“教育行政乃是一利用有限资源,在教育参与者的互动下,经由计划、协调、执行、评价等步骤,以管理教育事业,并达成有效解决教育问题为目标的连续过程。”[6]总之,这些观点对于帮助人们了解教育管理问题说的形成过程,应该说是有所裨益的。不过,由于这些观点总体上看还相当含糊、零散,一些看法还存在着难以掩饰的似是而非的缺失,因此,对于它们的重要性和作用也不能过于高估。
真正明确提出这一观点并给予了较系统论证的应是黄崴教授。黄崴宣称,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教育管理过程和规律,也不是教育管理现象和本质,而是教育管理问题,“我们把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教育管理问题’。”[7]在他看来,将并不居于同一层面的过程和规律并列不仅不合适,还在于把教育管理规律看做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在逻辑上也说不通。因为,规律是通过研究或实践认识而获得的结论,是教育管理学的目的,不宜作为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同样,将现象和本质并列作为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不准确的。因为,本质是通过教育管理研究而获得的结果,而非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那么什么是黄崴所说的教育管理问题呢?所谓问题就是指,“需要研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疑难。研究是研究者的主体性行为,只有研究者意识到某一现象有问题并需要解决的时候,现象的问题或有问题的现象才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我们只能研究那些已知的并成了问题的现象。也就是说,只有当现象进入到人们的视野或认识的范围并成为问题的时候,该现象才成为人们所研究的对象。”[8]黄崴认为,问题与现象有内在的密切关系,任何教育管理问题都是以教育管理现象为基础的。首先有教育管理现象,然后这些教育管理现象为人们所知,接着人们对某些已知的教育管理现象产生疑问并提出问题,最后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就相应地成为了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崴强调,“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管理问题或成为问题的教育管理现象。”[9]
为便于认识和把握教育管理问题,黄崴教授对教育管理问题的类型做了较深入地归类研究。他主要分析了四种不同类型的问题,即教育管理的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教育管理的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教育管理的常规问题和革命问题,以及教育管理的“真”问题与“假”问题。[10]教育管理事实问题是教育管理研究者感知或经验到的教育管理现象问题,它由自在的、客观的、经验的和理论的四种不同性质的事实问题所构成;教育管理价值问题是指教育管理实践中存在的管理客体对管理主体存在和发展的意义问题,也可看成是管理主体所追求、赞赏、期望的东西;教育管理的经验问题是指那些让人们感到奇异的与教育管理实践有关的问题,它涵盖了未解决的、已解决的和反常的不同问题种类;教育管理的概念问题是指教育管理理论建构本身存在的问题,也称之为教育管理学的“元”问题;教育管理的常规问题是指当前教育管理科学能够解答的问题,或者现有的教育管理理论虽然不能完全回答,但可以从现有的理论出发发展出新的理论和对策的问题;教育管理的革命问题也称教育管理的危机性问题,是指现有的教育管理理论不能回答的全新的问题或异质问题;教育管理的真问题是指那些真实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异己的问题”、“私己的问题”还是“联通的问题”[11]都是教育管理学所需要面对和研究的“真”问题;教育管理的假问题是指那些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属于吴康宁教授所说的那类“炮制的问题”。
二、对教育管理问题说的质疑与反思
理论界对教育管理问题说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早在1997年,孙绵涛教授就认为,将教育管理问题视为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这一看法是不可取的,“因为问题只是现象中的‘问题’的方面,现象中还存在着‘非问题’的方面,以问题作为全部的现象加以研究同样也是一种以偏概全的做法。更重要的是,根据我们对教育管理现象四个层次范畴的分析,只提研究教育管理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到底属于哪个层次范畴的问题是不明确的,这种研究不利于构建科学的教育管理学的体系。”[12]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不仅重提了这一观点,更对该观点做了较详细的解释和论证。他强调,将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只定位于“成了问题”的教育管理现象过于狭窄。教育管理学固然要研究“成了问题”的教育管理现象,“不是问题”的教育管理现象也同样有可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比如有人对某一现象发生好奇而研究它,这种研究是缘于个人的兴趣而非“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某一现象是在并未“成了问题”,也就是说是在“不是问题”的情况下而成为了研究对象。另外,对现象的研究也不是非要等发现了问题才研究,非问题性的常规性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孙绵涛教授还认为,“问题”在英文里存在三种意思:一是“question”,二是“problem”,三是“issue”。前两种指的是“有疑问”、“不理解”,后一种泛指一般性的问题。因此,英文中所说的对“问题”进行研究,也并不一定都是对“有了问题”的现象进行研究。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孙绵涛教授主张,“从一般意义上来谈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把研究对象的范围放宽一些。”[13]
不过,教育管理问题说也确有它的可取一面,有它令人耳目一新的独特之处。特别是它那种关注现实的趋向和冀盼解决疑难的雄心,就更容易博得广大实际工作者,甚至也包括那些有强烈“实践关注”情怀的理论研究者的欢心。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管理问题说所说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教育管理问题”从何而来?为什么在某人看来是问题,他人却认为是在无中生有、虚张声势?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尽管问题常常被看成是研究的起点,但能否进而认为教育管理学的对象和使命就是研究或者解决问题呢?而且,我们通常注意到,呼吁研究或者解决问题的人,也常常只是希望人们关注他(她)所关注的有限问题。有研究者因受自然科学背景影响,甚至主张只能研究“科学的而非判断的”问题,“一个问题能否科学地进行探讨,首先依赖于这一问题是不是一个可以由科学来回答的问题。社会研究中所探讨的问题必须是可以由科学来回答的。这也就是说,社会研究者不应该去探讨某一现象‘是否应该如此’的问题,而只应该去探讨某一现象‘状况究竟如何’,或者‘为什么如此’的问题。”[14]有人强调,教育管理学之所以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使命,全因为教育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教育管理研究是一种应用性研究而非理论性研究,而只有理论性研究才能将其使命指向于创造和发展知识。在我看来,这种立论之理由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权且不论将教育管理学设定于应用性社会科学是否准确,单就套用自然科学模式来论述人文社会科学问题并据此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划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技术应用研究这一举动而言,本身就是极具争议的。更为严重的是,“问题”之说很可能成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声张自身价值的工具,这恰如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言,“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世界里被当做理所当然的问题,正是那些社会最有可能分配给予物质资助和符号赞同的问题,也是那些最有可能受到科学官僚机构的主管人以及科研基金会、私营公司、政府机构这样一些科学权威当局的赏识和欢迎——像我们在法语里所说的,投其所好(bien ves)——的问题。”因此,“在那些所谓的专家中,就有社会学家,他们利用科学的权威,为官僚机关对问题的见解披上普遍性、客观性、无私性的外衣。”[15]
“教育管理问题说”本身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探讨和回答。具体言之,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到底如何界定和理解“教育管理问题”的概念问题。按照黄崴教授的说法,问题就是矛盾和疑难,那么矛盾和疑难又是何意呢?教育管理问题是否就等于教育管理矛盾、教育管理疑难呢?另外,教育管理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到底是何关系?存不存在完全独立意义上的“教育管理问题”?吉登斯(Giddens,A.)认为,社会学家在研究中所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一些事实性问题、比较性问题、发展性问题和理论性问题,而不是无所不包的所有社会问题。他曾用一个表格来说明社会学家所关注的不同问题类别(见表1—1)。[16]好的社会学研究是使问题尽可能精确,并寻求在得出结论前搜集到事实证据。好的研究能够帮助人们以一个新的方式去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那么,教育管理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又是什么呢?是宏大的理论?不变的规律和法则?还是各种管理技巧抑或其他的什么?除此之外,与教育管理问题概念相伴而生的另外两个问题也值得深究。一是教育管理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二是教育管理研究者是怎样确定他们所研究的问题的?有人以为,教育管理问题纯粹来源于社会实践,来源于波澜壮阔的学校改革实际。实际上,这种认识是不完全准确的。因为,社会生活和学校改革实践中的问题只有得到个人经历和体验的确认,才可能真正进入研究者的思考范围。就此而论,我们可以说,是个人的经历和相关体验决定了他对教育管理问题的认识和取舍。这种情况是我们在研究教育管理问题时必须清醒认识的。
表1—1 一个社会学家的问题组
二是将教育管理问题划分为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经验问题与概念问题、常规问题与革命问题,以及“真”问题与“假”问题,并认为教育管理学就在于研究上述所有方面的问题的做法,似有将教育管理学研究对象过度泛化的缺失。教育管理问题说提出的初衷原本是要克服教育管理现象及其规律说所存在的含混、模糊问题,哪知在解释形形色色的教育管理问题的过程中,这种主张却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它曾力图避免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管理问题成为了教育管理现象的又一个不同的称呼而已。就此而论,孙绵涛教授所担心的“教育管理问题说”有可能导致教育管理学研究对象窄化的问题,也就根本不存在了。而教育管理问题说中那种原本具有的受人欢迎的焦点集中、目标明确之优势,也就自行丢失和瓦解了。
三是教育管理问题说具有不可克服的“技术性”倾向。尽管黄崴教授认为,在教育管理学所研究的全部问题中,就有一类问题属于概念问题,即有关教育管理理论建构本身存在的问题。但是,教育管理问题说的基本发问方式,或者说核心提问方式,无疑主要是一种“技术性”方式,即理所当然地优先考虑“怎样管理、如何管理”方面的问题。尽管教育管理问题说宣称要研究所有“成了问题”的教育管理现象,但它对于那些如何有效地实现管理目标、如何提高管理效率以及怎样有效地培养领导者和管理者一类的“技术性”问题,毫无疑问会优先予以关注,会投入更多的精力予以研究。实际上,在教育管理学所面临的全部问题中,尚有一类性质极其不同的问题,即什么是教育管理,什么是教育管理的目的,什么是教育管理的功能,什么是教育管理效率,什么是教育管理公平,什么是教育管理学的使命等方面的问题。这类问题来自于人们对于教育管理本身的思索和追问,本质上属于“存在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和成长更多地依赖于人们对于这类问题的探索,对这类问题的研究深度决定了教育管理学的发展成熟程度。
【注释】
[1]原文发表于《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年第3期。
[2]张济正.学校管理学导论(修订本)[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23.
[3]吴志宏.教育行政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8—19.
[4]吴志宏.教育行政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8—19.
[5]李保强.学校管理理论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13.
[6]秦梦群.教育行政:理论部分[M].台湾: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12.
[7]黄崴.教育管理学:概念与原理[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3,15.
[8]黄崴.教育管理学:概念与原理[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3,15.
[9]黄崴.教育管理学:概念与原理[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6,17—29.
[10]黄崴.教育管理学:概念与原理[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6,17—29.
[11]吴康宁.教育研究应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兼谈“真”问题的判断标准[J].教育研究, 2002(11).
[12]孙绵涛.论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1997(3).
[13]孙绵涛.关于教育管理现象、本质及规律问题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14]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
[15]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364—365.
[16]吉登斯.社会学(第四版)[M].赵旭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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