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青到大学教师

罗利群

自1969年1月17日初中毕业，作为知识青年(简称“知青”)下乡务农以来，已经40余年。其间，我当过农民、农村教师、学校炊事员，于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当了30多年的大学教师。自己这40余年的岁月还算没有白过，是丰富多彩而溢满激情的，有面对艰难困苦昂扬的斗志，有在科学海洋里探索的乐趣，有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学生的欣慰。值得回味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八年知青岁月——珍藏的记忆

1969年1月17日我初中毕业后，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下，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我插队落户的地方是乐山、峨眉、夹江三地交界之处的偏僻山区。农村生活是非常艰苦的。记得刚下乡我第一次到20里以外去挑化肥，给装了94斤，当时我挑东西连肩都不会换，一路上沉重的担子压得我的肩膀似乎要裂开，头脑发昏，跌跌撞撞，差点从山路上摔下山崖去，好不容易才挣扎着把化肥挑回生产队。但是，面对困苦，天性倔强的我选择迎难而上。一个月以后我就学会了挑担换肩，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在崎岖的山路上健步如飞。下乡第二年在最劳累的秋收(打谷子)中，我还被农民评了全生产队的最高工分，每天13.8分。就这样，我逐渐成为农业劳动的好手(我的专长是栽秧技术)。

知青时期的作者

当地有种辣椒的习惯，辣椒收入成为农民的主要副业收入，我也学着在自留地里种起辣椒来。但是，第一年就一败涂地，孱弱、病态、矮小的植株，挂着稀稀落落的几个病态的辣椒，1.6分地的辣椒居然连自己吃都不够，更不要说卖钱了。为了种好辣椒，我找了一些种蔬菜的书，认真钻研学习，从整地、播种到各生长期的施肥、管理，从病虫害的预防到出现病虫害后的治理……通过不断地探索，从第二年起，我应用科学知识种的辣椒在当地就有了名气，产量、质量都不错，引得当地农民也来学习取经。直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在当地农民的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我当年种的辣椒。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相机。如果能把那一大片健壮的、茂密得人几乎难进去的、半人高的辣椒拍一张照片，将是我人生很珍贵的纪念品。就这样，通过自己的艰苦劳动和探索学习，我的经济相对富足，应该是当时杨湾公社知识青年中的“首富”。1976年我离开农村时，不但为自己和二弟各买了一只手表，而且还有800多元的存款，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当然，成果中凝结着血汗。就拿种辣椒来说，仅卖辣椒就要担着百儿八十斤担子走40多里路(来回80多里)到夹江或峨眉，其中一半是崎岖的山路。天没亮就得出发，到目的地时满身汗水像把身体洗过一样，记得有一次到目的地后我连喝了10多碗冰粉。在采收辣椒的季节，每隔5～7天就有一次这样的强体力劳动。

我曾经担任5年半的农村学校教师，当时的认真劲儿现在想起来都很感慨。以教学生写作文为例，由于当时的农村几乎没有课外书籍，学生只有教材，阅读量太少，根本不知道怎样写作文。学生的基础很差，这让我非常苦恼。我出身于一个教师家庭，从父母对我的培养中，我深知小学教育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性，也深知写好作文的根本办法就是多看多练。于是，我除了从城里带一些课外书给学生阅读，让学生增加见识外，还采用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教学生写作文的笨办法:在布置了作文题以后，不仅给学生非常详细地讲解作文应该表述的内容，包括中心思想、每段的段落大意，特别是每段的详细内容(等于给学生说一篇作文)，在学生写好后，还给学生当面批改讲解，根据批改纠正的问题，让学生下去重写，一遍又一遍，直到我认为基本合格了，才让学生工整地誊写在作文本上，合格的学生才能离校回家。就这样，对一个个学生手把手地教学，为这个偏僻的山村培养了一批相对高质量的学生。其中有两人后来分别考取了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成为当地迄今为止仅有的两名大学生。

最近有人出了一本书叫《幸福鸟》，是一个当年和我插队落户在同一山村的知识青年(现为美籍华人)写的。书中以纪实方式描写了她当年的知青生活。这是一段地狱般的日子，为了逃离苦难，插队两年后她把自己胡乱远嫁给了新疆建设兵团的一个工人，然后又是一连串生活的挫折。更令人痛心的是，另一个女知青(我家邻居)当时也与她一起跑新疆，后来承受不住苦难生活的重压，疯了，再后来失踪了。

其实，我比她们受的苦更多。我在那里待了近8年，而她们只待了2年多，但我却有不一样的收获和感悟。

在经历了这段人生的低谷后，我变得坚强。当生活中遇到各种坡坡坎坎的时候，想想青少年时代那艰难的岁月，一切都可以克服。我当知青的那个偏僻山村也成为我的第二故乡。逢年过节，我都会想念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的父老乡亲们，到现在我们仍然经常来往。

但是，作为一个初中毕业即失学的青年，当时我最渴望的是继续上学读书，上高中、上大学。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岁月里，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疯狂状态下，人分几等，身为“黑五类”子女，处于最下等的我，读书的愿望能实现吗?事实是，从1973年实行推荐读书开始，我连续三年均被大队(村)推荐上学，却都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和无法走“后门”而被上面排除掉。当最后一次读书的希望破灭后，我走在路上，全身无力，坐靠在路旁的树下，无助而绝望!

1976年，按当时“三抽一”的政策(即一家有三个子女下乡，可以抽一个回城)，我离开了农村，成为一所学校的炊事员。

我的大学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这一决定轰动全国。于是，中断高考11年而积压下的几千万中学生爆发出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狂热的学习备考之中。我是渴望读书的，但我是一个初中生，在当时许多人的眼中，我想考大学近乎是白日做梦(当年全国只收20多万，还没有现在四川省一年的大学招生量大)，我所在单位有人甚至断言:“一个初中生，想考大学，考起了我手板心头煎鱼给他吃!”当时，我白天要从事繁重的工作，不像有些考生可以全天复习。此外，我不想考自己有优势的文科(我的语文、历史、地理比较好，而初中生的数、理、化知识相对薄弱)，偏要考理科。于是，在半年时间里，我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利用工作之余的一切时间，复习、自学完了初、高中的数、理、化知识，终于在1978年考上了大学，成为我读初中的学校当时800多个学生中唯一考上大学理科的。

记得在读大学时，年级辅导员叫我在会上介绍学习经验。我的发言并无什么“经验”，只是谈了我的经历，谈了我们一家在粉碎“四人帮”前后发生的变化。读大学的梦想在这青春的“暮年”得以实现，唯一应该做的就是抓紧分秒时间搞好学习，以后报效祖国和社会。正因为如此，我在农村劳动中的探索精神在大学学习中持续发挥。最突出的是在大学二年级时，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卧龙野外教学实习之后，在对卧龙大熊猫生活习性以及一种特殊植物的进化之路反复研究之后，我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办的国家核心期刊《地理知识》上发表了人生的第一篇论文。

面对今天的生活，我感到幸福而又隐隐忧虑，对于我们青少年时代所经历的一切，那段葬送了几乎整整一代人前途的历史，但愿不要重演!

植物学——从害怕、讨厌到三十年的孜孜以求、不离不弃

我刚从大学毕业分到乐山教育学院时，最不愿意教植物学。当时的领导问我愿意教什么课，我的回答是:“除了植物分类学，其他课都可以。”因为在大学学习时，我就知道该课有两大特点:一是十分枯燥，常会出现教师在讲台上背汤头，学生在下面昏昏然、打瞌睡的现象。二是该课对任课教师的植物学实践知识、生态学知识及地理知识的要求很高。例如，学生向教师询问的每种植物，教师都应该准确地说出该植物所属的科、属、种和它的形态特点、生态习性等。如果教师常常不知道或胡说八道，是非常尴尬和误人子弟的，最终是会被学生鄙视的。而我当时对乐山植物的认识近乎为零，但是，领导最后还是安排了我教植物学。从我接受此任务的1983年起，为了搞好植物学教学，针对该课的前述两大特点，多年来我做了以下工作。

1．全力以赴地对乐山及周边地区的植被进行调查研究，由此展开了我的主要科研工作，这些科研工作为搞好教学提供了知识基础

要胜任植物学教学，首先必须把乐山周围植被是由哪些植物组成搞清楚。而要做到这一点，当时在我们学校是非常困难的(没有指导老师、经费、文献资料和设备)。多年来，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长期自费坚持进行植物分类的研究工作。没有指导老师，书就是我的老师;没有文献资料，自费买;没有制作标本的材料，自费到成都买300克左右的硬纸板，8开作为制作标本的简易台纸;没有跑野外的经费，自费并尽量节约。我对自己有一个严格的要求，一年内必须采集、鉴定、认识1000种以上的植物，即每天平均采集、鉴定、认识3种以上植物。要做到这一点，几乎需要利用一切空余时间，但我坚持下来了。我先采集、鉴定学校附近的植物，范围逐步扩大到城市郊区、山野，进而对乐山附近的乌尤山自然植被进行调查。从1984年起，我每个星期安排两次步行(当时是没有车的)去凌云山、乌尤山采集植物开花标本，每次都是一整天，钻遍这两座山的每一个角落。然后将采集的标本进行鉴定，有的长期未见开花的树就在树干上刻上记号，每次去都专门观察其是否开花。记得有一次在乌尤山密林中，我奋力攀爬一个陡崖去采集植物，突然，手抓住的植物松动脱落，我从陡崖上滚落下来，头撞到石头上，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才苏醒过来。后来我真有点后怕，如果当时受了重伤或摔死，是很难被人发现的。就这样，坚持了2年左右，到1985年，我已能认识绝大多数乐山周围的植物。特别是通过对乌尤山亚热带偏湿性低山常绿阔叶林植物种类的调查，我掌握了中国中亚热带种类最复杂的森林的基本情况，即在野外自然植被的调查中，最难的部分已被我解决。1986年7月，《乐山教育学院学报》第一期(创刊号)发表了我的植被调查的第一篇论文《乌尤山自然植被》。1986年在四川省植物学会大会上，我以最年轻的植物学工作者的身份做了“乌尤山自然植被”的大会专题报告。到目前为止，尽管我已发表了几十篇论文，但这一早期的论文仍然是我分量很重的研究成果。

通过以上研究工作，我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自己的植物学实践知识大大丰富。当我于1984年第一次任教植物分类学时，就因植物学知识的迅速丰富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后述)而取得成功。站在讲台上，我已可以做到胸有成竹，自信满满了。我常常在课余时间和野外实习时把学生带到野外采集、鉴定植物，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探究精神。

之后，我又对峨眉山、马边大风顶、峨边、金口大峡谷等乐山周边的自然植被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并分别写成论文。特别是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的自然植被的研究论文，占了当时《乐山师专学报》(大风顶专辑)三分之一的版面。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的同行们当时曾建议我就此内容出版专著。

作者野外考察途中

以上工作的具体过程就说来话长了，这里略提一二。以峨眉山植被的调查为例，1986年，野外教学实习的地点定在峨眉山，而我当时只是对乐山城周围的植被比较熟悉，对峨眉山的植被情况则不很清楚。为了认识峨眉山的植物，我从2月份起，每1～2周上一次峨眉山，采集已开花的植物回来进行室内研究鉴定。每次采集用两天时间，第一天凌晨从乐山坐车出发，背上装着标本夹的几十斤的大背囊，拿着采集标本的长竹竿和高枝剪，到峨眉山净水后步行上山，沿途进行采集，一直到金顶，然后下山到九老洞(仙峰寺)住宿，步行行程100余里。办好住宿后立即在昏黄的灯光下对采集的每一份标本进行记录，再将其压制在标本夹中，一直工作到深夜寺庙关灯才作罢。第二天从九老洞(仙峰寺)出发沿途采集下山，到清音阁附近的五显岗车场坐车回家。记得有一次上山，天下着大雨，我没有停留，继续前进进行采集。眼镜被雨水、汗水形成的雾水蒙住，更要命的是由于体力消耗太大，我带的食物很快全吃完了，饿得腿发软，好不容易坚持走到洗象池下的九岭岗，才吃上了饭。就这样，通过一次次的登山采集和回家后的研究鉴定，一种种不同花期植物的分类之谜不断被我揭开，尽管非常辛苦，但这种研究成功的感觉是很愉快的。到6月野外教学实习之前，我已上了近10次峨眉山。峨眉山从低海拔到高海拔的大多数植物均已开花，给了我采集标本，研究、鉴定、认识它们的机会。到峨眉山野外教学实习时，我已基本掌握了峨眉山的植被情况。由于每一种植物都是我亲手采集鉴定的，对它的特征及生长环境非常熟悉，因此，讲起课来很生动，第一次峨眉山实习就获得成功。通过峨眉山野外教学实习，我的植物学及植物生态学知识进一步得到拓宽。

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的植被调查是乐山师专地理系组织的1990年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综合调查的一部分，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进行植被的样方调查。要对一地的植被进行描述，必须深入茂密的森林，用绳子围一个大方形，然后对其中分布的各种乔木、灌木、藤本植物、草本植物进行详细的统计和采集。当时该地正值多雨季节，地上、树叶上到处是蚂蟥。蚂蟥对热血动物的出现非常敏感，人一旦进入森林，周围的蚂蟥就会迅速爬过来吸附在人身上吸血。对此我做了充分的准备，穿上了长筒靴、帆布长筒袜，做了很好的防护，但是蚂蟥仍然侵犯了我。回到宿营地后，我脱下长筒靴，里面居然有100多条蚂蟥。没办法，我干脆把筒靴倒过来，在火上烤，蚂蟥遇热掉到火里噼里啪啦地爆响。突然我觉得肚子上凉飕飕的，解开衣服一看，一条硕大的、圆滚滚的蚂蟥滚落下来，而此时我才发现脖子上鲜血淋漓。原来蚂蟥吸附在我的脖子上，吸饱了血后，掉到我的衣服里面去了。

后来针对我的植物学的野外采集工作，我写了一篇文章——《金沙江流域的红山茶——采集与思考》，专门对我1991—1992年在金沙江流域采集红山茶的经过进行了描述，于2002年发表在中国植物学会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主办的《植物杂志》上(在封3整版附上了我拍的红山茶的各种彩照)。促使我写作此文的动因并不在于我的植物学野外采集工作有多么艰辛，实际上只要是一个真正的植物学工作者，都会经历这些。我写作此文的动因在于，当时惊悉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一个研究生在金沙江流域我原来采集过的地方被歹徒杀害了，而我十年前也是孤身一人在金沙江流域进行了两次耗时1个多月的采集，他的死引起了我的共鸣，谨以此文来悼念这位科学的殉道者。

通过以上持续不断的研究工作，我逐步进入了更深入的研究领域。1987年，我在野外进行标本采集时，见到一种树。根据我积累的分类学经验，这份标本着实让我兴奋不已。因为我知道，我采集到的是一种重要的珍稀植物的标本。根据花期和果期的标本，我比较容易地将其定为秤锤树属的树种，然后反复研究了该属其他种的标本、文献，确定为新种，命名为肉果秤锤树，并于1992年公开发表了这一研究成果(发表的过程曲折又富戏剧性)。

2000年，我写了一篇介绍该新种的文章——《肉果秤锤树——濒临灭绝的新种》，投到《植物杂志》，没想到受到该刊主编的高度重视，将我的文章标题刊登在封面上，封2整个版面都是我拍摄的该种的各种照片，并在第一页刊登了我的文章。也由此引起了国内植物学界同行们的重视，甚至国外同行的注意，如国内著名植物学家、四川大学植物学老教授许介眉先生曾两次前来考察此树，日本植物学家荻巢树德先生亦在许先生及四川大学外事办人员的陪同下前来考察。

日本植物学家荻巢树德先生(右)参观作者(左)的苗圃

中国科学院及一些名牌大学的学者后来也参与到秤锤树属的研究中，使研究更加深入。但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循着这些问题又有了新的科学发现，由此形成了我的两篇SCI收录的论文。之后我继续深入研究，发现并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整个过程很像福尔摩斯探案，最后终于真相大白。我的感觉是:这一系列的研究非常有趣，享受到探索未知世界的兴奋与愉悦。

肉果秤锤树及该属均处于极濒危状态，我长期以来极力探索其原因，主要在生态及生殖生物学方面，并写成约15000字的论文——《极濒危树种——肉果秤锤树的生态特性》，在国家一级学报《生态学报》上发表。

为了解除秤锤树属植物的极濒危状态，从1998年开始，我对其进行了持续的繁育研究。通过10余年的持续研究与辛勤耕作，已育出种苗1000余株，目前保有800余株，长势良好，已开花、结果，是目前保有秤锤树属苗木最多者(中国科学院南京植物研究所和武汉植物研究所各保有几十株，其他单位均在10株以下)。

肉果秤锤树已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以上是我的部分科研工作，其他就不一一赘述了。

2．针对传统植物学教学模式的弊端进行教学改革，引入以探究性教学为主、以培养学生能力为目的的教学模式

前已述，植物分类学的两大特点之一是其教学过程枯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该课亦同其他理科课程一样，一般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即先上理论课，然后再上实验课，前者教授理论知识，后者对理论知识进行实验验证，采用“理论→实验”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但是，根据这一模式进行植物分类理论教学，常会出现教师在讲台上背汤头，学生在下面昏昏然、打瞌睡的现象。因为植物分类学有一个不同于其他课程的突出特点:植物形态结构的描述很多，许多知识单靠语言很难讲清。上述传统教法没有考虑到植物分类学这一特点，违背了从实践到理论的认识规律，学生听不懂并且感到乏味是不奇怪的。针对这一问题，我想:既然教师对植物形态结构用语言表述很困难，学生也难以理解教师的表述，那么就让学生直接观察植物，把实实在在的形态结构展现给学生，百闻不如一见，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样学到的知识更扎实、牢固;同时，师生互动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在反复思考后，我从1983年任教植物学起，在教学中进行了改革。我将传统的“理论→实验”的灌输式教学模式改为“实践→讨论、总结→讲述→再实践”的探究式教学模式，并用探究性学习的教学方法加强了植物分类检索表的教学和野外教学实习，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并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我的相关教改论文《植物学的探究式学习》《寓教于乐——植物分类学》已分别发表。

历届学生普遍反映，通过这种教学“真正学到了知识”。而且，植物学也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

当然，这种探究性教学需要教师具备丰富的植物学实践知识，也需要教师进行课前植物材料的准备和实践教学的备课，要比传统教学多付出劳动。为了植物材料的正常采集不出差错，采集工作基本上是自己完成的，有时要到离城几十里的地方采集。因此，几十年来，在植物学教学上，我既是教学老师，又承担了实验员的植物材料采集工作。虽然没有相应的报酬，但自1983年以来，我把这种教学模式一直坚持到现在。我觉得，只要能让学生喜欢学、容易学、学得好，教师多付出是值得的。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教学上的全力付出，收获的是学生的敬爱之情。每届学生学完植物学，都会问我还教不教他们，当知道我还会教他们生态学时，全场就会爆发热烈的掌声。2013年2009级学生照毕业照，我刚到达，全场学生欢声雷动，冲上前来簇拥着我，有的学生激动得热泪盈眶。学生们说:“罗老师，你的人气好旺啊!”在我的教学生涯中，这样的场景常常遇到。每当这时，幸福便充溢全身。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我极少参加外面的学术会议，很少认识学术界的人士，是一个没有分量的学校的教师，但是，植物学的同行们还是认可我的科研和教学的。几年前，2005级生科的曾利霞同学报考西南大学的研究生，在面试时，考官问她，大学时跟着老师搞科研没有?当知道她是我的学生并跟着我搞科研时，考官们都说认识(实际上我并不认识他们，或许是以文会友，即通过我的文章认识了我吧)，给她打了最高分，总分进入了前三名，从而免除了读研究生的学费。而2013年考取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的罗朝兵同学，面试时考认识植物，10多种植物他全都认识，令主考老师惊讶。

结语

我的父母都是教师，一辈子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地工作在人民教师的岗位上。我从小耳濡目染，从父母身上看到了教师的辛劳、责任和崇高，因此在高考中，我把师范作为了我的第一志愿。从农村民办教师算起，到学校后勤工作，再到师范大学读书，直至大学毕业后的教育工作，我的教龄刚好40年。在这漫长的从教生涯中，我一直为“作一名称职的人民教师”而不断努力，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特别是自己的植物学教学，一到野外，面对纷繁的植物界，面对蕴藏在植物中的无数未解之谜，我仍然感到自己的浅薄和无知。我常常扪心自问:“作为一个教师，你合格吗?”带着这个问题，我检讨自己的不足，然后投入新的努力中。

作者简介

罗利群教授，1950年1月出生，四川峨眉人，2010年8月退休。

1982—2000年，在乐山教育学院生物系任教，曾任系副主任。

2000—2010年，在乐山师范学院化生学院任教。

中国植物学会会员，从事植物学教学和学术研究，公开发表论文30多篇。30多年来一直坚持对自然植被的调查，对乐山市境内的自然植被有深入的研究。1992年发现珍稀植物新种肉果秤锤树，该种被国家定为二级保护植物。

罗利群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