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从教路

陈禹银

小　序

1963年夏天，我从西北大学化学系热化学专业毕业，6月底填写了简单的分配志愿。那是一张简单的表格，一栏是工作性质选择，可以填科研、教学和生产，要我们按选择的先后次序填写，另一栏是工作地区，可依次填写三个省(市、区)。我在我的表上填了十个字，工作性质填表依次是“科研”“生产”“教学”，工作地区依次是“北京”“四川”。我很高兴，分配结果都满足了我的第一志愿，分配到北京国家科委计量科学研究所。报到后分配给我的工作与专业对口，一开始我们研究组就承担了国家重大课题，工作条件好，大家鼓足干劲，全力以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直没有停止工作，1967年完成了研究任务。1968年，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由我主持完成了国家鉴定。接下来的变化，使我们的科研梦想真的成了梦。1970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包括中国科学院所属科研院所全都在“拆掉城墙，走出去”的口号下，将科研人员下“五七”干校，去工厂，去农村。既然要劳动，何必要到北京?回老家不是更好么?20世纪70年代初，在北京各科研院所悄然刮起了一股科技人员的返乡风。只要地方要，工宣队统统放人。我也就在潮流裹挟下，于1971年回到乐山，在工厂搞化验，后来又在防疫站搞乐山的环境检测。这些工作都还和我的化学化工专业对口。在这些日子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从1970年去北京那个小化工厂劳动开始，我就被人称作“陈老师”了。不管是工人还是同事，甚至领导都这么叫我，难道这意味着我的将来?这不，我还真的当起老师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粉碎“四人帮”后，在科教兴国的热潮中，科技人员的返京潮涌动了。1977年年底，我原来工作的研究院与我联系，欢迎我再回去工作，我当然高兴。可1978年年初，防疫站临时安排我去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这一走就是半年，联系受到影响。而我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完成的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的事，我居然完全不知。这个事情，我直到1994年才知道。6月份北京依然发来了商调函，那时我在农村，据说防疫站回了同意函。9月份社教运动结束，我回到站里也就没有安排工作，在等待调令。这事被与我同住在乐山卫校院子里的乐山专署文卫办公室主任王聿修知道了。当时他兼任乐山地区高师班领导小组组长、党总支书记。这个高师班就是乐山师专的前身。1978年4月，第一批1977级新生已经进校，1978级新生11月就要来报到了，而教师还没有着落。王聿修同志希望我去暂时顶一下。我那时也在看书复习，经站里同意，抱着试一试的心理，走上了教育学院的讲台，而这一上就是30年。当初毕业时我的最后一个志愿，用去了我大半生的工作时间。

初为人师的感悟

我凭着老师教我时的记忆和我对知识传授的理解，开始了我的教育人生。

这些年龄相差很大的学生，大都有自己的艰辛和相似的“文化大革命”经历，学习起来有一股无名的钻劲，一问必究到底。自习时间，座无虚席，那到罢了，就是星期天教室也几乎被装满，就像老师管教下的中小学学生一样认真，有秩序。一个周日，我去柏杨坝(那时的校区之一)检查实验准备工作，顺便也看看学生，听听学生对我教学的反馈，我喜欢和学生直接交谈问题。那天天气很好，我看到操场边的草地上坐着好些学生在认真地看书，大都是我教的学生，我走过去想看看他们。这时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在绕着我的一个男学生跑，这是我1977级化学班的学生，几米外坐着一个年轻女子，眯着眼微笑地望着他俩。这个男学生被我的脚步声惊动，一抬头见是我，显得有些尴尬。他红着脸，要给我介绍他的爱人和孩子。我即刻摆手说:“不要了，我知道。你看书，打扰你了。”我很快走开了，要不，他的同学会马上围过来起哄了。此后，这位妻子带着孩子来看读书的丈夫的影像，时时在我脑中出现。我以前上大学时的大同学、老同学回家看妻女的事常有。而现在反过来了，为了实现科教兴国，夺回这失去的十年，我们的学生在珍惜时光，在努力拼搏。这让我十分感动，也让我更有信心。

缺乏教材是恢复高考招生后的一大难题。二年级要开分析化学课，领导要我来上。在此前，我已经上过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课。那时只有工农兵大学教材，对师专学生的基础课来说，需要适当补充，但是没有实验课教材。于是我自己动手，根据我多年在工厂做化验分析和环境监测的经验，参考“文化大革命”前大学教改的试用教材，编写了实验教材和定性分析化学讲义，用于1977级和1978级化学班的分析化学教学。使用后，学生和教辅老师都认为不错。1980年，我国“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新编大学教材出版了。对比我们的讲义，相关内容几乎完全一样，这使我非常意外，同时也让我很开心。这说明我对大学化学教学的理解是能跟上时代的。这极大地提升了我的自信心，也证明了我有能力教好大学化学。

关于我的返京问题，乐山市委宣传部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能留在乐山高师班教化学，北京调动的事有些意外，要暂时搁置。其实有些情况我从北京同事的来信中已经知道了。我对留下教书已没什么意见，只谈了我的顾虑。这时学校的教师几乎都是从乐山各中学调来的，是颇有名气的教师，领导也是原来各中学的领导，相互都特别熟悉。我担心我这个陌生的后来者能否被接纳。听说高校已经要开始评职称了，我的零教龄也许要吃大亏。宣传部长明确地说，不会，能力自会说话。至此我才真正地走进了这个学校。

不一定是学生的错

化学研究的是微观世界里原子、分子的运动，可我们又不能用肉眼看见它们。我们大都通过微观运动变化的宏观表现来观察研究。在大学里要逐步使学生建立起这个联系，学习研究和应用的方法。化学的最基本的实践就是实验，化工生产是大实验。因此实验课是化学学生的必修课。通过实验验证规律，学生可以学会实验技能和研究方法。我喜欢给学生上实验课的感觉:和学生面对面，边说边动手，像朋友一样地答疑、解惑。当然指导众多的学生实验很累，实验报告也难改，但这是化学的特点，不能回避。在实验和实验报告批改中，我发现学生观察和记录的结果有的与理论不一致，甚至相反。但在学生报告中却很少反映。因为所有教材选择的实验都是经典的，完全可以重复，并告诉了正确的结果。所以学生因为怕“错”，怕老师扣分，写出的报告自然都是正确的结果。如何看这些结果?学生是否做错了?要不要扣分?

化学反应是很复杂的，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只有在一定的实验条件下，才有某一个确定的结果。在实际的实验条件下，不管你主观愿望如何，总会有干扰，试剂变质、杂质污染、仪器测量差错与操作失误等都会改变实验结果。何况在我们学生实验室里，还很难提供全部满意的实验条件。这是我在实验室里亲自感受过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定表扬、鼓励“错报”的学生，因为学生说实话是要“冒风险”的。老师总是以学生的结果与正确答案不符而给予低分。有个学生毕业后给我说过多次。他有次做分析化学实验，实验现象与所有同学都不同，不知该不该写。他思量了好久才写上，交出报告后心里还一直不踏实。直到我表扬他，说这个现象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他拿到报告后才放心。对我给他“?”的地方，他说他想了好久。“任何不同的反常现象，必然有不同的原因。你观察到的一切都是真实、合理的。关键是要学会找原因。”我常这样告诉学生。我经常会送学生问号，让他们去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是什么反应?对于一个失败的实验，自己找出原因后的收获，远远大于一个成功的好实验。

实验没做好，不都是学生的错。我不会随便给学生扣分，而是会鼓励学生发现问题，实事求是地报告实验现象，认真研究问题。这是最基本的科学素养训练，我们要从每一个小实验做起，杜绝虚假捏造的恶习。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要经常抓的养成教育。

没有学不会的技术，只有不对的训练方法

学化学的师范生，一毕业就要上讲台做标准的化学演示实验:边做边讲，实验现象必须清晰可见，不能失误。一些有经验的中学化学老师告诉我，一个能干的大学毕业生需要两年的实践磨炼，因为他需要经验、比较和重复。就是有经验的老师，稍有不慎都会失手。我们的学生每年都会有毕业实习，都要经历这一次考验，实习的对象是刚开始学化学的学生，也就是说，面对的是初中生的化学启蒙课。这一课将为教学双方打下深深的印记。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初三毕业班的课程，他们马上要参加中考，实习学校担心我们学生“搅局”，如果有教学失误，我们的实习生就会减少上课时数，甚至就此失去上课实习的机会。我们必须使学生的演示实验达到零失误，上好每一节课。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连我们最放心的1977级和1978级学生的表现都不满意。我看到他们在讲台上手足无措的样子，我感到脸上无光。虽然我们一直强调要做好预备实验，但失误的情况仍然没有根本好转，这种实验的成功率总是徘徊在70%～80%。

1989年，学校开始评教学成果奖，以推动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我想抓住这个机会，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我想起我在工厂训练那些完全没有基础的中学生学徒的办法:一个技术操作反复练。让他坐在那里，天天就做那些动作。三五天下来，虽说手酸脖子痛，但他学会了。看来我们给学生的训练时间还不够，方法也有问题。在学校的支持下，我们开始了学生实验技能的训练改革。这个改革不是化学教学法课程的事，而是所有化学实验课的事。我们制定了实验技能训练大纲，分拣理顺所有的实验技能，放到各个课程中，教学双方努力完成操作训练，期末进行人人过关的单兵考核，不过关的给再练再考的机会，若再不及格，课程以不及格论。这一“逼”，就“逼”出了实验室开放，“逼”学生主动进实验室训练。两年后的检查表明，这一做法大见成效。我给学校提交了初步报告，提出生物专业也搞(当时生物还在化生系，我是系主任)。后来学校在全校理科专业推开，形成我校实验技能训练的高潮。经过四年时间的努力，我们获得了很好的回报:1992年，我们学生毕业实习完成的所有课堂演示实验实现零失误，全部成功。只要方法对，加上师生不懈的努力，教学上的各种困难都会解决。1993年，我主研的“加强实验技能训练，提高师范生实验操作能力”获四川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科学精神既要大声讲，也要无声地灌输

对比国内外的大专教材，我们教材的内容太理想化，质疑与实用不足。一个研究结果好不好，有多好，如何判断，在教学中体现不力。分析化学从学科的角度考量，就是回答你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有多少的问题。学生没有做过的任何测定实验，不仅是一次学习实践，也是初级的研究训练。我有幸我的专业学习与工作实践使我认识了误差这个现代各学科不能回避的东西。现在已在我们的新教材中逐步引入，但这个重要问题不是所有教师在教学甚至在自己的研究中都注意到了。在你进行一项研究时，你测定的手段、方法、仪器和量器都准吗?准到什么程度?由于对这些问题的疏忽，有人在一些敏感而重大的研究中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给学校甚至国家蒙羞。我希望通过教学实践，使学生知道我们面对的实际化学问题远比书本上的复杂。我们工作的每一步都必须认真地回答误差有多大?能否满足测定要求?这种训练不仅是为了培养一个合格的教师，也在为越来越多的非师范学生就业做准备。我在对学生的辅修教学中多次尝试这种综合性的训练考核，就是要学生自己学习选择方法和仪器，自己回答结果有多准、误差是多大的问题。要学生从实践中认识方法误差、仪器误差、量器误差等对测量结果的影响，进而得出只有一定误差范围的准确结果而没有真值的结论。这不就是哲学上的相对真理吗?

1995年作者和他的学生在乐山师专

那是1995年，我和1995届学生一起，在应用分析化学课中进行最后的实际考核:学生两人一组，完成一个实用测定项目，回答结果的可靠性说明，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我给学生一周准备，两周开放实验室的时间，学生随时可进实验室做实验。这两周可热闹了，许多课程内没有讲过的方法他们都找来了，从基本的量器检查开始，到测定结果的不同方法对比，我们实验室能提供的仪器都用上了。没有用过的方法也边学边用。我几乎每天去实验室看看，与他们讨论各种问题，甚至他们的毕业工作。结果是出人意料的好:学生充满自信地说，没有老师他们也敢做分析测定，不会胆怯。我也很高兴，学生真的学会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年的毕业照我记忆犹新:每年我们都与毕业学生有个毕业照，我既是老师又是领导，照完马上就散去了，年年如此。这回我只是他们的老师，在学校大门照完相后，我正要回家，学生们围了上来，要求和我单独合影。我心里一热，几乎流出泪来。这样当老师，值了。

苦恼人的创收

20世纪80年代末，一股学校创收风猛烈地刮来，几乎所有学校都卷入了进来。而大学则是劲风的中心，还有专门的校办产业管理机构。大学利用学校的科技优势，在教学的同时为社会服务，获得各种可能的收入和支持，这是应该的，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但是不问学校性质，还要变相地搞创收评比，这就让我无法理解。待创收成了教职工收入来源的重要部分时，我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

那时的乐山师专跟风，也大搞创收。我们师专的化学系怎么办?论办学培训，我们无法与老牌的理工科院校竞争。我想利用我们的专业能力，搞些适应本地资源开发的技术，自己用或转让都行。为此我几乎通过各种关系，跑遍了乐山地区各县。我们系的其他老师也做了不少的努力，但结果并不理想。我们学校的创收形势逼人，而我们化学系是最差的。有一期系的期末分配，我拿最低36元。但老师们不会与我相比。我这个头是怎么当的?那段时间国内产业界兴起一股草酸风。化工原料草酸价格猛涨，供不应求。连学校领导都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可否搞?”用淀粉生产草酸不是很难，但需要一个高产率的有效的催化剂和反应条件，我们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正在我们徘徊之际，有个研究院的人愿提供所有技术，甚至说包销产品。条件是6万元的转让费。我反复考量，依我在工厂工作的经历，我们应当能搞成。若真要搞成，放在学校哪个地方合适?我把师专大院都走遍了，不行。我还要车跑到了沙湾、福禄。我把有关情况和想法告诉了学校领导，那些天也真怪，学校几乎所有领导都不在。我找到唯一在的领导，他却又把球给我传了回来，好像这全是化学系的事。倒是财务处支持，说把6万元现金都准备好了。要下决定的那几个晚上，我无法入睡，反复对比各种条件。在我们这样的学校要办一个小企业?我真想有个领导出来阻止我，可这要我作决定。这些事我们全系的教职工都知道，没人反对。那天，我们准备了材料，那位技术员也准备好了现场展示，我们穿上工作服准备进实验室。我突然觉得压力好大，化学系干不了，这6万元不能这样用，居然临阵下令，不干了，到此为止。

两位技术转让者跟着忙活了几日。为了致歉，我买了鸡鱼，家宴答谢。一周来的苦恼终于过去了。事实证明，这是我作出的十分明智的决定，我很庆幸。要真的干起来，我赔不起。

创收的事一直是我的痛，也是我主动离职，不当系领导的主要原因。

暂时的尾声

2007年作者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实验

教书的30年，就是从乐山高师班到乐山师专、乐山师范学院的30年，可以说和学校的成长发展共命运。老书记王聿修生前常问我，你留在学校和在北京相比如何?我只说不同的工作，不好比吧。30年时间，经过的事好多，说来话长。但是我没有后悔过，除创收一事有遗憾外，我是一直很自信和有成就感的。我是教师，我一直教分析化学课。我敢说，我的课，从理论到实验，绝不比一流的国内高校差。我参加过我国高校好些教学研讨会，他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我们遇到的问题，而且有些是我们解决了的问题。虽然在那些会上我们没有说话的机会，但是能感受到无声的评价。这不也很好吗?老师关注的应该是学生的感受。在我离开讲台的时候，学生们说太突然了。我的关门弟子送了我一本活页日记本，记录了他们对我的印象、祝福与评说。我不时地翻阅，不禁发笑。知足吧!

作者简介

陈禹银教授，1941年5月出生，四川夹江人，2007年1月退休。

1963—1978年先后在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乐山龙池铜铁厂、乐山地区防疫站工作。

1978—2000年在乐山师专化学系任教，担任过系主任、系党总支书记。

2000—2007年在乐山师范学院化生学院任教，担任过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副主席。

曾任中国化学学会会员、四川省高校职称评审委员会化学学科组成员。主要从事分析化学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编写(任副主编)教材一部，发表研究论文数十篇。

曾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师范院校教师三等奖、四川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两次)，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陈禹银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