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俐
我对教师这一职业的好感，是从知青生涯中产生的。那时在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知道是否还有读书的机会，所以凡是能与知识和书籍沾上边的职业，都心向往之。恢复高考后，能考入师范专业，我已经感觉很幸福了。当然我初中的一位语文老师对我的影响在潜意识中起着很大作用。只记得他讲鲁迅的小说《故乡》时，向我们提问:“在鲁迅小说中有句话，‘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为什么这句话中前面用了惊叹号，后面又用了问号?”我当时兴冲冲举手回答，受到老师的表扬，心里美滋滋的，这让我觉得上语文课是一件愉快的事。再加上在知识贫乏的年代，虽然各种读物稀少，但看书毕竟是当时条件下最容易的事。所以，后来的人生与中文教师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既是命运的安排(当时文科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70%恐怕都是从事教育工作)，也是我不自觉的选择。
教学追求:师生之间的精神对话
俗话说，条条蛇都咬人。这是形容每一种职业都不轻松。高校教师在外人看来是很自在又很光荣的职业，其实不然。和中小学教师相比，我们虽然没有升学率的压力，但是也有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教学、科研、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只是不同的大学在这三者之间有所侧重而已。乐山师范学院这样一所地方高校没有更多的选择，三者都要齐抓共建才行。
三者之中，教学是根。上面提到的初中老师那个具体而微小的提问，当年是怎么回答的，我早已忘记。重要的是它让我悟出了教育的理念与艺术:那就是教师是激发学生心智，引导学生求真、向善、寻美的引路人。大学教师教给学生的并不只是某一学科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教学，培养一种立体、动态、开放的思想方式。优秀的思维品格可以让学生更全面、更辩证地调整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健全自己的道德人格，自觉地抑制和矫正社会中的种种不良风气，建立纯正的创造性动机及行为。
那个语文老师关于鲁迅小说的问题，还让我知道了，教师应该把思考的权力交给学生。课堂应该成为青少年探讨人生、求索真理的场所。教学过程应融合求真的严谨、求善的崇高、求美的愉悦。对于人类精神文明成果，老师和学生应是共享的关系。在课堂上，老师以人格、知识牵引着学生，学生的心智、情感也回应着老师。一个优秀的人文学科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坦然地将自我的人格、情感、心智向学生们呈现、开放。文学教育本身就是生命情感的教育，是完善人性的过程。
本着这样的理念，我希望我的教学成为师生双方的精神对话。这种精神对话，我希望通过教材编写体现出来。在乐山师范学院教学期间，我编著了两本教材(一本是自编，一本是与陈晓春教授合编)，最先编著的是《文学阅读与鉴赏》。我想通过这部教材重构关于文学阅读与鉴赏的知识，形成一套真正能体现上述教育理念的教学体系。这本教材从教学内容、案例选择、编排体例、教学方式等方面大胆地颠覆了传统教材的编写模式。正如西南大学的曹廷华教授所评:
这本书的真正好处在于它的一种难能可贵的追求，即追求对一般文艺理论的超越，追求在小视点中有一种大视野。就前者而言，它想突破一般文艺理论似乎太理论化的那种艰涩和空泛，努力为阅读实践和组织相应的知识理论;就后者而言，它企图从阅读这一最为普遍而实在的文学现象入手，将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加以提炼和综合，形成一套既具普遍性又具操作性的知识和概念体系。这两种追求都是不容易的。
的确，用5年的时间，通过对教材的编写来思考和实践上述两个“不容易”的追求，只是源于我对学生的责任感。这样的教材不是学术专著，甚至不能用作评职称的代表性成果。但我还是坚定不移地去做。因为这涉及对一代中文专业的学生思维品格的培养。在传统的中小学教育中，学生形成了一种机械的阅读模式，即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等于文章的各段落之和。为颠覆这一陈旧的思维模式，我在教材中提出理解文章主旨的基本定律:“作品整体结构显示的主旨并不等于结构各部分意义之和。”也就是说，作品的主旨必须通过各个部分之间产生的关系显示出来，以纠正学生固化的线性思维模式。为此，我精选教学案例，举出古代经典《列子·两小儿辩日》来说明:一个小儿从视觉观察出发，认为太阳到中午时离人的距离最远，因为中午的太阳看起来没有清晨的太阳大;一个小儿从感觉出发，认为中午的太阳离人最近，因为中午的太阳让人感到最热。当两个小儿争执不下时，孔子正好路过，两小儿请他评判，他却无法断定谁是谁非。两小儿笑着说，谁说孔子是圣人呢?这篇短文显示出多重主旨，一是争辩的双方针锋相对，其实不能用绝对的对与错来判定;二是像孔子那样的圣人也有不知的领域。这则短文表现出来的辩证思维方式，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告诉我们，人的主观经验不一定可靠，权威也不必迷信。通过这样一则寓言，让蕴涵其中的辩证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正是我的教学目的。可惜这部教材没有继续修订和完善，这是我教育生涯的一大遗憾。
在乐山师范学院的十几年，我主要承担了“外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课程。问题意识一直是我进行教学改革的动力。大概从2003年开始，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启动了精品课程建设，以此为平台，掀起了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的全面改革。我们开始在自己承担的专业课程中系统地思考和探索改革之路。在我主要承担的“外国文学”课程教学中，为了最大限度地整合教学资源，解决极其有限的专业课教学时间与课程知识信息量非常丰富的矛盾，我将“外国文学作品选”“外国文学史”等课程合并，并大胆调整世界文学史分期，对外国文学知识元素进行重组和定位，建立体现东西方文学内在联系的世界文学史的教学内容体系。这些改革经验凝聚成论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体系新探》，在《中国大学教学》(2007年)杂志上公开发表。与此同时，我还针对时代发展的特点和学生实际，注重教学模式的突破。我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将课堂教学和课外学习融为一体，以分层教学的方式，将教学知识点分为通过网络掌握的知识和在课堂中重点讨论的问题两个层面，进行教学。分层教学使问题意识和学生思考更多地进入课堂，加大了课程讲授的广度与深度。这些改革使“外国文学”早在2005年便进入四川省精品课程的行列。随后，又和外国文学教学团队的老师继续努力，在课程网络建设方面加大力度，于2011年再次被批准为四川省精品资源开放课程。
2010年作者(前排左2)在日本冈山大学(郭沫若留日的学校)参加学术交流
2005年，我被调整到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主要从事郭沫若研究。但我仍然没有忘记教学，没有忘记大学具有文化保存和传承这一重要功能。在科研的同时，我开设了“郭沫若专题研究”的专业选修课。希望以郭沫若研究为例，通过讨论郭沫若作品在当代是否还有意义，在文学经典的当代价值方面与学生进行精神对话。课程开设的结果是《郭沫若经典作品多元化解读》这一教材的诞生。这部教材打破传统一味罗列知识的格局，动员学生也拿起笔来，与老师互动，以“学生印象”与“教师解读”构成双向交流的知识板块，同时以“相关链接”方式，辅之以相关背景材料。这样真正体现了教材编写理念和形式方面的大胆创新，实现了教学的探究性、互动性特质，实现了当代与历史的对话。比如，一位同学读了郭沫若的书信《孤鸿》后有一段深切的感受，这在“学生印象”部分直接呈现出来，他说:
现在的社会流行“缩略”，什么都被简单化了。一个短信、一个电话就可以代替会议、问候甚至感情。电话、电子邮件甚至短信的时代给了我们方便，却让我们在无形中简化了思考，简化了交流，而这只会让我们的思想像冰雪般慢慢融化。多少年前，想想自己收到远方来信时的那份愉悦的心情——手里只是握着信封就兴奋得不得了。然而，这样的感觉已经没有了。当看了郭沫若写给朋友成仿吾的信——《孤鸿》之后，信中真切实在的字句，对友人倾心吐露的深情，让我又重新找回了当年的兴奋。这封信是郭沫若写给当年的留日同学成仿吾的，写信的时代是感情更真挚、更真诚的时代。从郭沫若给友人的信中，我们品味到友谊的内涵:毫无保留地倾诉交流，志同道合地携手共进，危难之中相互扶持。
…………
郭沫若在物质生活与精神都不稳定的时候，坚持去追求、寻找，并最终选择。而当今的我们在许多方面也许与当年的郭沫若有相似之处，但其根本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我们往往有郭沫若的伤感或热情，却缺乏郭沫若的执着与坚韧，有个人价值的追求，却缺乏对信仰和理想不懈的探索。这封信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人生求索的过程中，应该坚持理想的追求与现实环境的结合。从实际出发，去确定追求和奋斗的目标，是人生成功的基本前提。
上面之所以长段引用学生的话语，是想说明，教学的过程就是老师和学生穿越时空，与过去、现在、未来，与作者、作品进行对话的过程。学生的看法虽然简明、朴素、纯真，但只要教学直中了年轻的心灵，就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过去认识的误区和偏见。上完这门课后，汉语言文学专业2004级学生曾宇在作业中这样写道:
我认为这门课带给我的最大收获并不是关于郭沫若的具体知识，而是一种面对人、面对事物的整体态度。一直以来，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不喜欢郭沫若，甚至以这种“不喜欢”为荣。当我们说着轻蔑的言语，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时，又有多少人真正地以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来阅读和理解郭沫若呢?即使抛开中文系专业学生这样的身份，先不说我们应该有一种一丝不苟、踏踏实实的专业态度，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怎么可以这样随便对自己不了解的人和事妄加评论呢?难道因为这是一个话语自由的时代，所以就可以滥用自己的话语权突显个性，愈来愈为“另类而另类”吗?
这种可笑的浅薄，随着课程学习的深入而愈发明显。老师在阐释的过程中引用了许多丰富深刻的知识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改变了我们对人、对事的态度，使我们能够以更为理性和专业的态度来认识郭沫若。但是我也产生了另外一种担心，会不会因为这样“被灌输”，又丢掉自我呢?
2011年作者与学生课外讨论
这正是我希冀的对话教学的效果!
对话教学首先意味着教师与学生在人格上的平等，意味着师生在真理面前的平等。对话避免教师对学生使用语言暴力，强制学生服从唯一的思想观点。对话是以开放态度辩明真理的求真过程。大学是学生进入社会前的训练和预演。在教学中，尊重学生的人格和主体地位，从精神和思维方面对其施加影响是最重要的。学生有自治的权力和能力，我不太希望自己像一名“管家婆”，牵着学生，小心翼翼。我认为，现代意义的教师是学生精神成长的合作者和同伴。贯穿在教学过程中，就是师生互动、互补。
这本《郭沫若经典作品多元化解读》由于体例新颖、编排独特、形式活泼，非常切合教学实际，成为全国多个高校图书馆复本量很高的藏书，并被评为四川省“十二五规划”推荐教材。今天看来，这两本教材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没有产生所谓的轰动效应。但我很欣慰，因为它绝不是千人一面、人云亦云的“水货”，其所显示的教学理念的个性特色是真正属于“我”的思考和探索。
服务地方:协作意识和效益效率
坦率地说，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我们发展的空间是有限的。一个点没有固定的位置，但是无数的点却构成一个面，然后再延伸出立体的空间。个体要生存，集体要发展，需要集体中的每一个人协同努力。特定的情势往往决定着个人这一个“点”延伸的方向。我们身处地方性高校，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往往决定着自我在其中的位置。
2005年年底，乐山师范学院与乐山市委市政府签订了全面合作的协议，也是在那个大会上，我校的省人文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我服从学校重点学科建设的需要，正式来到该中心。研究中心担负着三大任务:一是以郭沫若为对象及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二是研究领域的人才培养;三是应用和推广研究成果，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中心的三大任务要求我们转变科学研究的思路，从学校封闭的环境中走出来，大胆地接受新的挑战。除了继续承担一定的教学工作外，我的主战场转移到科研领域。但中心的功能和任务要求我们不只是进行纯理论的研究，还要有推广和应用科研成果的实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工作。我没有选择，只有义无反顾地投入。
在乐山市名人文化打造中，我有过好些“第一次”。
第一次策划和撰写电视专题片。我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写出了《建国后的郭沫若》文字底稿。紧接着和乐山电视台的编导紧密合作，对采访内容进行剪接，多次修改，完成了解说词。这一专题片在乐山电视台长期播放，成为推广郭沫若文化的一项重要成果。
第一次涉足纪念场馆大型展陈方案的策划与展陈文字的撰写。2008年，有关方面决定在乐山沙湾郭沫若故居重建郭沫若纪念馆，我承担了展陈大纲的撰写任务，这对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心理考验。如果说，一篇论文、一部专著只关涉个人的话，这样的展陈项目将接受社会各方的检验和评判，关涉到相关政府部门的声誉，甚至可以说，我是在和相关政府部门共同承担政治风险。展陈方案反反复复征求社会各个阶层、各方面人士的意见，进行了数不清的修改，甚至好几次是颠覆性的重写，有时候精神几近崩溃。最终这个展陈大纲一次性通过四川省委宣传部的审查。在纪念郭沫若诞辰120周年之际，故居纪念馆对外开放，其展陈内容和形式都获得了各方的高度评价。承担这个项目，从个人单枪匹马搞科研到团体协作、多方协调，我对科研的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协作意识有了深切的体会。我深切地感到，地方文化项目所体现的文化价值，其实是和这个地方参与其中的学者的文化视野和研究水平息息相关的。
在和地方各部门的合作中，时效性的要求也是一种“魔鬼”训练。这些项目的实施带有行政效力，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范围内必须拿出成果。记得有一次和乐山市文化局合作编写普及读物《文豪郭沫若》，从策划、组织撰写到正式出版，只有半年时间。那段时间我常常工作到深夜，最后冲刺阶段时，为校改稿件，甚至有两次通宵突击。
保护传承:一方水土的文化寻觅
正是在上述格局的制约下，一直以来，我的科研几乎处在散打式的状态，或者说是“打一枪，换个地方”的游击战。和专注于某一对象的基础研究相比，确实留下了好些遗憾。但我并不后悔，这些看似散乱的成果，实际上服从于一个总体目标，那就是致力于地方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和传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受一方水土养育的文化人有责任保住这方水土的文化之根。几分使命感、几分好奇心，让我走出学校、走向社会、走进民间，一头扎进了对原始资料的发掘工作。
搜集文献资料也有许多酸甜苦辣。有一次，我坐火车到北京查阅资料。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刚到北京，没有片刻休息，我就直奔清华大学图书馆。为了抢时间，在图书馆翻资料时，整整一天我完全站着翻阅。因为站着看，目光所及，可以全景浏览文献篇目，这样可以提高查阅速度。每一次我都是直奔文献查阅目的地，查阅后立马返回。这么几年，虽多次上北京，但我从来没有去任何风景区游玩，著名的长城也只在照片中见过。这个遗憾也许只有退休后能弥补了。
为获得第一手资料，自己数不清曾多少次拜访知情人士。寻访的过程，就是去触摸鲜活的历史血脉的过程，就是点点滴滴去还原历史真相的过程。记得为了弄清乐山籍现代著名诗人陈敬容的生平事迹，了解她在20世纪初就读于乐山教会公信小学的情况，由于现存的文献资料极少记载，我首先想通过乐山的天主教会寻找线索。在地处护国寺的天主教教堂里，我拜访了乐山天主教最年长、最权威的罗喜笃主教。那时他已卧病在床。我们走进他的住处，看见一个偌大的书房满是各种宗教、历史的书籍，其中好些拉丁文著作，不禁对罗主教肃然起敬。与罗主教的一番交谈，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宗教人士的想象。后来我们又找到在该教堂具体主事的童神父，他给了我一些民国时期乐山教会的档案资料，又提供了一个线索，说是还有个百岁修女在名山县百丈镇的教堂里，当年她曾读过公信小学，后来曾留在学校当教师。我们决定抽时间去寻访这位老人。为了叙述方便，下面就摘抄一段对这位老人寻访过程的原始记录:
借着回邛崃看望母亲之机，我决定去寻访童神父介绍的百岁老人。早晨，我与尚钊(我丈夫)7点钟起床，就赶往车站。天下着雨，寒气袭人。但我们没有时间再等待，到名山百丈镇有三十多公里，车票八块(春运涨价)，下得车来已是九点过。向一小店的中年妇女打听天主教教堂的地址，她热心指点，并叫来一辆三轮车。原来她就是天主教教徒。
出镇口，穿过一片田野，就到了天主教教堂。这个教堂规模不大，外面空无一人。三轮车师傅为我们叫开门，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婆婆出来迎接我们。说明来意后，她把我们让进屋，我们看见一位太婆神清气闲，完全不像百岁老人。她说话清晰，思维不乱。但一问，很多事都记不清了。我们问她当时为什么会到乐山去上公信小学，她反复说，她不愿做小(当妾)。在旁的老婆婆解释说，以前，她曾对他们说起过，她十四五岁时，家里人给她说人户(提亲)，她不愿意。男家说，不愿意就抢过来。她家当时开一鸡毛店(很小的客店)，恰巧有个修女来住宿，她就同修女讲起这事。修女说天主圣爱，善施于人，而且讲一夫一妻。所以她就决定去乐山进教堂。走时什么都没带，只穿了一身衣裳，冻得直哆嗦。到了乐山的教堂，神父说她年纪小，先到小学读书吧。教会和老师给了她棉衣、棉被。她母亲找过来，要带她回家，她不愿见，以后就留在公信小学了。她的本名是吴影闲，神父说，就叫吴隐闲吧。
我们再问吴老太太的经历，她反复提到从公信小学赶到乡下的事，还反复说到“臭老九”，且神情愤愤然。这让我想起见到罗喜笃主教的神情。她说，好些事她记不清楚了，都记在这儿呢。她拿出一个小红包，我们翻出来一看，也没什么东西，一个1957年发的工会证，上面记载了工龄为20年半，还贴着她年轻时的照片。我们还翻出一张简历，上面记载她出生的年月是1908年5月，看来吴老太太不到100岁。她从公信小学出来后，到了明德修道院。1947年，她又回到公信小学当教师。其间，我们反复问她，在公信小学是否学过英语，她说不记得了。
来得匆忙，没有带什么礼物。走时，我们给她留下了50块钱。
2005年1月29日
采访就是这样，很多你想了解的情况并不一定能打听到，而在不经意间，又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就像这位百岁修女，我们最终没有从她那儿得知公信小学的具体情况，但我们却了解到乐山女子教育兴办之初的情形。鲜活历史的记忆保存在这些老人的心灵深处，可惜我们做得太迟了。从2004年开始，我寻访的好些老人到现在已经过世了，而当时我想寻访的好些知情人早就已经过世了。我一次次地惋惜，为什么不早一点动手。这些遗憾是永远不能弥补了。
走近历史:探求路中的酸甜苦辣
在乐山籍文化名人中，曹葆华先生是一个被几十年的历史尘封的著名诗人和翻译家，除了他留下来的翻译著作和诗歌作品，我们几乎找不到关于他个人的任何文字叙述。为了研究他，必须从搜集第一手的资料做起。我决定首先寻求曹葆华在乐山的亲属的帮助。一位朋友告诉我，曹葆华的侄女还在乐山，但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只知道她曾经的工作单位。我马上去她的工作单位打听她的住处，然后立即赶去。谁知一问，她已搬家。邻居说她大概住在汇景苑，但门卫查，却查不到。于是又折回她原来的住地，询问邻居，仍证实就在汇景苑，于是又杀“回马枪”。就这样一来二往，反复折腾。最终查到疑似她儿子的门号。门卫同意我上楼找，却走错了单元。下楼，走到另一单元，上楼，摁门铃，没有反应，我垂头丧气地下楼。恍惚间，感觉这大楼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你看见目标就在那里，却老是找不到入口。第二天下课后，我仍不甘心，又来到汇景苑。门卫见我三番五次来找人，问明原因后，才帮我接通可视电话。这次目标终于现身，我非常激动，向她呈明来意，希望能当面拜访。从这以后，我真正开始对曹葆华有关材料的搜集之旅。
在曹葆华的乐山亲属的帮助下，我又开始与他分散在世界不同角落的子女联系。与曹葆华的长子曹中德先生取得联系的事情也很有趣。曹中德先生常住莫斯科，几年前，初次联系，我怕打电话去无法给曹中德先生一个了解和思考的时间，于是决定先发传真表明我的意图。那时候发国际传真必须到邮局，且发一份传真需11元钱，加上简短的长途通话(为节约通话时间，我事先想好要说的话，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表明意图)，那次总共花了20多元钱。打出租车回家付钱时，我发现钱包不见了，想是在全神贯注处理传真，付钱成为无意识的动作，多半是将钱包遗留在营业厅了，于是又借钱打出租车回邮局找。这时邮局已下班，最后一名营业员从楼梯上走下来，说明天再来。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上楼去。天啊，钱包居然还在柜台上，没有人动它，原来我是最后一名顾客。
又等了一个多月，曹中德先生通过其他渠道了解我后，打来电话，说是他已经回到天津，可以和我见面。我做曹葆华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当时没有申报课题，也就没有科研经费，再加上平时都有课，在不耽误上课的前提下，我只能挤出三天的时间出行。为争取这宝贵的时间，我想都没想，就直飞天津。曹先生听说我是自费且是工作之余做这事，很感动，将保存的父亲在延安时期的诗集《生产之歌》的手稿复印件给了我，还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信息。曹中德先生说，他父亲20世纪30年代的诗集《无题草》，在天津图书馆可以找到，他已经抄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需继续抄。我又直奔天津图书馆。正碰上上午闭馆，下午一点半才开放。我在地方文献室查到此书，可惜图书馆规定馆藏孤本书不能复印，只能手抄。而且，五点半将闭馆。我只有这一天的时间，第二天必须返回乐山。于是我铆足劲儿地抄，一刻不停。恐怕这是我一生中最快的抄写速度。到4点50分时，我终于抄完了剩余的90页(好在是诗行)。抄写时，天就下起暴雨，听在场的人议论说，那是当年天津最大的一场雨，气温骤降。我来时只穿了短袖衬衣，被这场冷雨堵在馆内，又冷又饿。直到晚上八点，雨稍停，才返回住所(为节约经费，住的是40块钱一晚的南开大学招待所)。
就这样，我从乐山的亲属开始寻访，千方百计地与曹葆华在俄罗斯、美国，以及北京等地的亲属取得联系。无数次的电话和邮件来往，无数次地为作品集公开出版进行授权协商，最终取得了他们完全的信任和支持，出版了《诗人翻译家曹葆华》上、下两卷(诗歌卷、史料·评论卷)。这些经历让我深切地体会到，科研并不只是躲在所谓的“象牙塔”里冥思苦想的事啊。
近几年来，作为地方文史建设的重要成果，我与乐山市委宣传部合作，主编了达70万字的《陈敬容诗文集》，于2008年9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目前国内最全面反映陈敬容创作的作品集。我与陈晓春教授合作主编的达40万字的《诗人翻译家曹葆华》(诗歌卷、史料·评论卷)于2010年问世。此书是目前为止国内现代诗人、翻译家曹葆华作品最完整的汇编本和研究资料(当然，后来又陆续发现了好些散佚作品和资料)。该书由乐山师范学院与乐山市政协学习宣传委员会共同资助出版。
说来也挺有意思，我编著的每一本书都有些“四不像”，无法称为学术专著，在现行的学术体制的规定中，甚至不能算作正儿八经的科研成果。每次都无缘申报社科成果奖。但我并不后悔，这些成果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性资料，有显而易见的学术价值，我的任何付出都值得。因为它对还原历史场景而言，是求真;对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而言，是求善;让这些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作品能重见天日，是求美。前两年，正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孟连蓉女士发来邮件，说她在美国的一个图书馆查到了《陈敬容诗文集》，这对她的博士论文很有帮助，希望我能进一步提供相关的研究成果。我非常欣慰。如果我们所做的工作，对别人、对社会有促进作用，我的努力就算有了回报。相比其他职业，高校教师的工作有更多的自主性，也更具创新性和挑战性，更容易让你找到英雄用武之地，也更需要内心的宁静和不含杂质的奉献。
一个点是无法形成线和面的，更无法形成立体的空间。在我的教育生涯中，最大的感受是团队的相互合作与支撑，它是我们成功的保证。在回顾以上这些经历时，我对身在其中的乐山师范学院，为我创造了良好条件的各级领导，支持与帮助我的文学与新闻学院，外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团队，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的同事们充满了由衷的感激之情。
作者简介
陈俐教授，1956年2月出生，四川乐山人，2013年4月退休。
1982—2000年先后在阿坝师专、乐山教育学院任教。
2000—2013年在乐山师院文学与新闻学院任教，2005年起兼任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副主任、《郭沫若学刊》副主编。
任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理事、四川省外国文学学会及比较文学学会理事。
学术研究方向涉及郭沫若研究、外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及乐山地方文化等。公开发表论文40多篇，主编或参编各类著述10多部，主持或主研省、部级课题5项。
曾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师范院校教师三等奖、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和四等奖、四川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以及乐山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被授予“四川省教学名师”“四川省三八红旗手”称号。
陈俐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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