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首届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的回忆

罗加云

国务院颁发的《教学成果奖励条例》规定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每四年评审一次。从1989年首次评奖开始，我校全校性的教学改革成果连续四届获奖:

国家级特等奖:1989年的“三年制师专主辅修制度的探索与实践”。

国家级一等奖:1993年的“校县结合，双向育人”。

国家级二等奖:1997年的“三年制师专培养方案整体改革”和2001年的“普及现代教育技术，构建新型教学模式”。

二等奖的两项成果，当年都是四川省向教育部推荐的国家级一等奖参评项目。

当时，这样的成绩在全国高师院校中是突出的，在四川省内高校中也有相当影响。正是通过这四次连续进行的全校范围内教学领域的重大改革实践，学校把工作的重心落实到了教学上，把全校干部、教师的注意力和积极性引导到了教学上，使我校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形成了我校的办学特色和优势。

作为特等奖和两项二等奖的第一主研人，我对这些成果的形成和获奖情况有较多的了解。今天，学校举办“我的教育人生”征文活动，我将自己直接经历的与特等奖相关的故事叙写出来，供有兴趣的朋友一阅，两项二等奖的故事将另文叙述。我始终认为，这些大奖都是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全校师生的集体成果，是全校师生的共同荣誉，是学校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遗产。由于学校办学的层次和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年的许多具体做法已不适合今天的情况，但是这些大奖所蕴涵的我校上下一心、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争优创先的经验和传统，是值得借鉴和传承的。

申报评奖

高等学校教学成果评奖是按校级、省级、国家级逐级往上推荐评审的。1989年5月中旬，我校3个校级一等奖项目被推荐参加四川省普通高校教学成果奖的评审。我是四川省评审委员会师范学科组的成员，那时，四川有4所师大(院)、13所师专，师范组的组长是西南师范大学的钟章成校长。我是我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也是“三年制师专主辅修制度的探索与实践”这个项目的第一主研人，但是我对评审结果的期望仅仅是我校申报的3个项目不要“剃光头”，没有想过要争取四川省一等奖，更没有奢望国家级奖。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这是首届教学成果评奖，我对教学成果的内涵以及评奖的条件还不很理解。二是觉得我们学校起步晚，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差，怎么能够与那些老学校、大学校、重点学校竞争呢?事实上，我校从1978年草创，1982年国家正式批准建校，至多也才有11年的历史。1988年年底，学校的统计数据是:学生1960人、校园197亩、校舍31968平方米、教学仪器设备总值179万元、图书11.7万册，教师中有副教授23人，没有正教授。这样的办学条件在当年的高校中是很差的。此外，主辅修作为一种教学制度并非我校创造，新中国成立前就有，国外也有。当时国内同时有一些学校在搞主辅修，比如湖南的多所师专，我们四川省的13所师专在省高教局的倡导下大部分都搞了主辅修。因此，对我校申报的这个主辅修项目能否获奖，我并没有多大信心。

1989年的作者

当然，也有别的师专对获奖充满信心，志在必得。比如重庆师专，其关于主辅修的成果是打算冲击国家级奖的，因为当时文件规定申报国家级奖需要提供反映成果的15分钟录像片，重庆师专是准备了录像片的。说实在话，当年重庆师专的整体办学实力比我们强，又是全国师专协作会的牵头学校之一，在全国180多所师专中的影响力也比我们大。其已经搞出了一个“2+ 1”的经验，在一些媒体和会议上报道和宣传过。但是富有戏剧性的是，评审开始后大家把材料认真看了，同是师范评审组成员的重庆师专的周兆金校长主动跟我说:“这次我就不与你争了，但下一次我一定要争。”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实施主辅修，重庆师专以及其他许多师专当时还处于局部推开水平，或者是在两三个系试行，或者是才开设了两三个辅修专业，而我们乐山师专已经在全校各系各专业全面推开了。截至成果申报时，全校已开设16个辅修专业，开出辅修课程上百门，有些辅修专业已开设两三届，全校参加辅修的学生占同届学生的近60%，许多毕业生辅修的知识技能已派上了用场，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实现了我们提出的“大面积培养一专多能的农村初中师资”的目标。

有必要指出，我校之所以能够迅速和大面积地实施主辅修，首先得益于学校领导班子办学指导思想的端正以及对师生员工的广泛深入发动。当时学校的党委书记王聿修、校长谭显孝原来都是地方教育部门的负责人，他们对基础教育的实际有深切的了解。1986年在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时，他们一开始就找准了方向，认为《决定》提出的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重点在农村，关键是师资。我们必须眼睛向下，面向农村办学。那时，我国高师教育在突出“学术性”还是突出“师范性”上争论不休。一些师院提出要“向综合大学看齐”，而一些师专则提出要“赶超本科”，因此“眼睛向下，面向农村”，这是当时十分正确也十分难得的办学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学校三次组织小分队深入县乡调查研究，从而使领导班子具体认识到农村初中规模小、编制少、需要教师“一师多用”的实际。校党委明确提出:积极响应四川省高教局的倡导，改革传统高师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大面积地实行主辅修教学制度，培养农村中学实际需要的“一专多能”教师。这里的“一专”是指要求学生专业思想巩固、专业知识比较扎实、专业技能比较熟练;“多能”是指从总体上来说，师专生应初步具备兼教另外一门课程(如英语、音乐等短线学科以及劳动技术课)的能力、指导课外活动的能力、从事学校其他工作的能力以及社会服务的能力。

然而，这项改革刚一提出，校内意见分歧很大，不少教师(包括一些系主任)认为这样会降低办学水平，对削减一定的专业课以开设辅修课顾虑重重甚至激烈反对。针对这种情况，1986年下半年校党委在全校开展了教育思想的大学习、大讨论。1987年3月全校又停课一周，组织全校师生1800余人，以“初中需要什么样的教师”为题，分赴乐山市的13个县(区)107所中学进行教育调查。这次大调查是王聿修书记拍板决定的，我具体策划，王书记还先期亲率化学系师生到洪雅县试点，然后全校其他各系同时进行。当时，我主持设计了3套问卷，分别征询了近2000名中学校长、教师和4500多名初中学生以及返校后的近千名我校学生的意见，基本掌握了他们对培养“一专多能”教师的态度和看法。

大学习、大调查使我校主辅修改革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广大干部教师在具体工作中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比如，为了适应农村中学加强劳动技术教育和引进职业技术教育因素的需要，各系创造性地推出了一些应用性、技术性的辅修项目:化学系开设了应用化学辅修，生物系开设了农业技术基础辅修，物理系开设了实用电子技术、实用电工技术辅修，地理系开设了乡村国土开发与整治辅修等。起初，我担心本校教师能否胜任这些课程。意外的是，许多教师积极主动地调整自己的专业方向和知识结构，不到两三年，几十门应用性、技术性的辅修课程全部都由我校教师承担下来了。生物系任伟毅等几位青年教师在农业生产技术辅修的试验基地建设中积极主动、任劳任怨，几个寒暑假不休假。他们以生物链思想构建的庭院经济立体农业模式受到社会的好评。

1989年5月18号，我校以罗加云、谭显孝、杨桦为主研人的“三年制师专主辅修制度的探索与实践”被四川省评委会评为省级一等奖，并推荐为国家级奖特等奖参评项目。我从成都回校后，立即根据四川省教委提的意见，重新准备申报材料。按照特等奖的申报要求，我们要在20天的时间里完成申报书填写、撰写反映成果的总结材料、提供有关附件、摄制专题录像片、召开省内外专家参加的成果鉴定会，真正是“时间紧、任务重”。我与另外两名主研人分工各抓一两项，在全校各有关方面的积极配合、协同努力下，我们紧张、有序、高速度地完成了这些事项。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在我主持下，仅用几天时间，便在5月30日编发出了《乐山师专报》有关主辅修的专刊，四个版面，全方位地反映我校主辅修改革，其中成果总结材料《三年制师专主辅修制度的探索与实践》一文，一万多字，因为没有集体讨论的时间，完全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另外一件事是拍摄制作15分钟的专题录像片。那时，拍摄编辑录像片还是高端活儿，市场上每分钟收费1000元(相当于好些人一年的工资)。为了节省15000元这笔不小的开支，我请中文系赵奇老师作编导，由学校电教室自己制作。由于学校这方面的设备很差，技术力量有限，搞起来非常吃力。6月初，片子还没有编出来，就要在成都开专家鉴定会了。我非常着急，每个晚上都到电教室去同他们研究讨论，陪着他们加班熬夜。6号那个晚上，我们彻夜未眠，整整干了一个通宵，总算完成，天一亮，拿着录像带，便往成都赶。

参加鉴定会的省内外专家是以四川省教委的名义聘请的，由原四川省高教局老局长王文肃研究员任组长，主持鉴定会，四川省教委副主任符宗胤参加了会议。王局长对师专和主辅修很了解、很熟悉。1988年作为四川省高教管理研究会理事长，她组织编写出版了《高等师范专科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专论》一书，我的论文《师专培养方案整体优化初探》得到她的指导，收入在这本书里。这篇文章对主辅修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这次申报教学成果奖，它便成为成果的重要理论支撑，是评奖的必备材料。这是我撰写文章时未曾想到的。

这里仅摘录专家组鉴定意见中对我校主辅修方案科学性、创新性的评价:

在理论上，方案遵循教育规律，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妥善处理了师专教育内部的种种关系，特别是主修与辅修、一专与多能、智育与德育、知识与能力、师范性与学术性等关系，注意培养方案的整体优化。方案中课程体系的模块式组合结构提供了一种既能保证师专基本规格，便于因材施教地多规格培养人才，又能主动适应农村教育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实现自我调节的机制。

这篇回忆录没有必要对这些评价所涉及的内容一一加以具体展开，我仅指出我校主辅修方案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创新性，是我们能够获得国家级奖的直接和重要原因。国家设置的教学成果奖与科学技术成果奖是不同的奖项，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教学成果就不需要理论水平和学术含量，就不必讲科学性和创新性。

这里简略谈谈整体优化师专培养方案，科学处理“主辅”关系的问题。一些学校搞主辅修，或者是仅仅在原有单专业教学计划基础上增加一组辅修课程，或者是将三年学制简单地划分成前两年按二年制师专教学计划主修，第三年搞辅修。与这些搞法不同，我校一直清醒地认为必须统筹处理好主修与辅修的关系。

我校主辅修方案的科学性，首先体现在搞辅修的时候，我们始终注意确保主修的规格质量。显然，在学制不变、总学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改革单专业培养模式为主辅修模式，必须适当削减原有课程的时数或门类。我们认为那种为了搞辅修就削减政治理论课、教育理论课等公共必修课，甚至按二年制师专教学计划不开设公共外语课的做法是不恰当的，鉴于原有三年制师专课程体系过分地突出了学科专业知识，可以适当削减其课时。削减的同时，为了保证学科专业基本理论知识的水平，学校配套出台了《关于加强主干课建设的几点意见》。该文件对“保证主干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保证主干课教师的阵容和一定的稳定”“加强主干课教学文件建设和教学法研究”“调整教学管理措施，突出主干课地位”等采取了许多措施。

我校主辅修方案的科学性，还体现在我们对辅修培养规格的认识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明确认为，三年制师专由于学制和课时的限制，不可能平行地完成两个学科专业的业务学习，只可能是一主一辅，辅修的只是一定的课程，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专业。基于这一认识，在提法上我校不称“辅修专业”，而叫“辅修项目”。我们认为:由于主修已保证了专科规格的文化科学知识基础，保证了必备的教师基本素质和技能，因而只需辅修项目的选择与主修学科之间有较好的关联性;辅修课程的设置注重针对性、实用性;只要参加辅修的学生本人的志趣与素质适应辅修的项目，那么学生今后兼教相应课程是大体可以胜任的。

再列举一个我校主辅修方案的创新点:

为了指导我校各系各专业推行主辅修制，1987年我主持制定了《乐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主辅修基准教学计划》(以下简称《基准教学计划》)。这个《基准教学计划》是一项创新性的工作。此前，全国各师专使用的都是教育部颁发的教学计划，是针对各专业的，即一个专业一个教学计划，学校缺少一个统率各专业的总体性的人才培养方案。我根据系统论中“系统的功能主要由系统的结构决定”的原理，提出了对专业教学计划进行结构管理的思想，制订了一个体现我校主辅修改革方案的基准教学计划。这是一个框架性的结构，规定了全校三年制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基本培养规格，以及为实现这一规格而安排的各项教育活动及课程体系的结构。各系据此制订各专业的主辅修教学计划。实践证明，基准教学计划有效地实现了对全校各专业实施主辅修的指导与控制，使之能正确处理好主辅修培养规格上的诸多关系，从而有效地促进了主辅修教学改革在我校三年制各专业科学健康地和大面积地展开。

回顾我校主辅修教革的实践，我认为，“正确的理念”“科学的态度”“实干的作风”是我校获得特等奖的基本经验，三条缺一不可。后来我担任学校主要负责人近15年，始终注意遵循这三条经验。“正确的理念”“科学的态度”前文已经涉及，下面，对“实干的作风”略谈几点体会。

首先，要敢于干。邓小平说，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对于师专搞主辅修，起初校内外是有许多不同意见的。我校领导班子认为只要方向对就要敢闯敢试，没有瞻前顾后、犹豫不决。1987年3月那次停课一周全校出动的教育调查，就体现了领导班子的改革决心。

其次，要说干就干，抓紧干。我很喜欢毛主席那句话:“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意思就是要讲速度、讲效率，力求雷厉风行，力戒拖拖拉拉。当年，四川省各师专实行主辅修制基本上是同步启动的，但我校进展迅速，在其他学校还处于局部推行时，我们已经是全校大面积铺开，这便成为优势。

再者，要扎扎实实地干，具体干好与任务相关的大小事项。为了保证主辅修方案的实施，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我提出了统筹处理教师的编制、工作量和进修安排的综合办法，保证每个教师在三年中脱产进修半年以提高业务水平和调整知识结构。学校还实行了教师课时津贴制度。这样，全校一大批新的辅修课和选修课的师资问题，相当顺利地主要靠本校的力量解决了。学校重视充实和改善辅修的教学条件。美术、音乐辅修配有专用教室和琴房，英语辅修配有语言实验室，生物系的农业生产技术辅修和化学系的应用化学辅修在校内建有试验基地或小型生产车间，物理系的实用电子技术辅修配有专用实验室。各个辅修项目均安排一定的外出参观或见习，在教育实习中还规定辅修学生应实习辅修的学科。学校制定了有关辅修的学籍管理文件，辅修的教学安排和运行与主修一样井然有序。

重要的是，要形成上下同心干。像主辅修制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大型改革，没有领导层的团结统一，没有广大教职工的积极参与是不行的。那几年学校教改的目标思路深入人心，“一专多能”“主辅修”“校县结合”是人人知晓的校园流行语。学校还采取多种凝聚人心和调动积极性的措施，全校确实形成了上下一心、艰苦奋斗、争优创先、开拓进取的喜人局面。

另外，领导干部还要勇于和善于亲自干。实干精神并不要求领导干部每件事都亲力亲为，但也不是每件事都是我说你干。在主辅修教改中，我坚持做到在重要的问题、关键的环节上，自己必须亲自上阵，亲自动脑动手。我自己起草改革方案和一些主要工作文件，自己撰写教育研究文章，逐一地与各个系具体落实辅修项目的设置。

最后，实干就是要持之以恒，一抓到底，力戒半途而废、虎头蛇尾，力求干出实效、干出名堂来。

北京领奖

首届普通高校国家级教学成果评奖结果是1989年12月公布的。当时全国1000多所普通高等学校，共评出433项奖，其中特等奖52项。我们四川省60多所高校，有5所获特等奖(西南交大、电子科大、川大、乐山师专、成都科大)。而当时全国180多所师专中获特等奖的只有黑龙江的绥化师专、湖南的零陵师专和四川的乐山师专。因此，当年师专界有“三面红旗”的说法，当然，这所谓“红旗”并不是官方的正式命名。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南交大、电子科大、川大的特等奖都是某位老先生的个人成果，成都科大的特等奖是公共体育教研室的集体成果，而我们三所师专的特等奖都是全校性的成果。我校有同志把这一情况概括为“大学校选小题目，小学校选大题目”。我校后来就一直按“小学校选大题目”这个路子来争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首届普通高校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证书

1990年1月17日上午，我代表学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厅接受颁奖，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参加了颁奖大会，李鹏同志做了“重视教学，重视教师”的重要讲话。颁奖的形式是每10人一批上台，由主席台前排的10位领导人分别颁奖。轮到我上台时，恰好正对着江泽民同志，而我旁边的四川省教委高教处副处长李万银则正对着李鹏同志。李万银是替川大那位80多岁的老先生领奖的。江泽民同志主动与我握手，在把获奖证书交给我的同时，他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我赶忙回答:“乐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这时我旁边的李万银从我面前伸手过来与江泽民同志握手并问好，我也迅速从他身后绕到李鹏同志面前，边伸手边说“总理，你好”。记不清楚李鹏同志是否与我握了手，因为这时听到有人在催促我们“快走，快走”。我们就赶紧下台了。

颁奖后，中央领导与我们几个会议的代表合了影。这是一张一米多长的大照片，花25元可以得到一张。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国家教委工作人员又带我们上天安门城楼参观。20世纪60年代，我在北京上学，三次见过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像，国庆游行一次，另外两次是参加群众集会。我们清华大学的队伍就安排站在金水桥上，因而把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领导人看得清清楚楚。这回有幸站在毛主席站过的地方，俯瞰天安门广场，心情是相当激动的。

下午，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与特等奖获奖代表进行了座谈，我们四川去的几位都没有发言。朱主任请我们在国家教委吃晚饭，原先预告的是“盒饭”，上桌时虽然改变为上了七八道菜，但是最抢眼的也就是一条鱼，酒与饮料均没有。

第二天，我去了阔别20年的母校清华大学，一个人在朱自清的名篇《荷塘月色》中所说的荷花池边，静静坐了一个多小时。我回想起1964—1970年的大学生活，回想到毕业后的从教之路，往事历历，感慨良多。我是在特殊的年代，因特殊的原因当上教师的。1970年，我分配到贵州省修文县，先是当公社干部，管知青，表现好，后调入县革委政治部。1971年，清华大学一封函调信，使县领导误认为我与正在清理的所谓反动组织“五一六”有关，于是将我贬到学校去，在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极低的时候，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虽然，教育工作并非我的志向和选择，但是，我从来都十分尊重和喜欢这项工作，愿意全身心地投入。特别是1978年我调入新组建的乐山师专，在改革开放的鼓舞下我心情舒畅，干劲倍增，终于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一点成绩，自以为，没有辜负母校的培养，没有给清华人丢脸。

从北京回校不久，特等奖奖金发下来了，是5000元。我们三位主研人每人得500元，其余都分给相关处室和各系。2001年，第四届国家级教学成果评奖时最高奖已是8万元奖金了。

获奖以后

我校主辅修改革获特等奖后，《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四川日报》的记者都来校采访和报道过这项成果。由于这是一项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是教学领域中整体性的改革，因此获奖后受到省内外许多兄弟院校的关注，纷纷来校考察。

1990年6月5日的《乐山师专报》报道:“1990年3月底到5月底，黑龙江、浙江、山东、湖南、云南、贵州及省内17所高校71人来访。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我校的主辅修教改。”

1990年6月25日的《乐山师专报》报道:“1990年6月9日至12日，贵州省教委组织安顺、贵阳、遵义、黔西、黔南、黔东南师专来校考察主辅修教改。”

1991年3月18日的《乐山师专报》报道:“参加四川省高校师资培训工作会的33所高校43位代表，13日下午来校参观、考察师培工作和主辅修。”“去年以来，有16个省市，108个单位，其中86所大专院校的482位领导同志来校参观。”

我记得湖南省的十多所师专也是组团来校考察的。高教处副处长李万银先期在四川省教委给他们介绍过四川师专的实施主辅修的总体情况。1996年郴州师专的黄校长曾当面诚恳地告诉我，他两次到过我们学校，确实借鉴了我们的好些做法。他具体提到了我校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大纲》，那是我执笔起草的，当时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东西。

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在1993年第二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会议上，谈到1989年首届全国高校优秀教学成果的推广时，举例提到北京大学、解放军后勤学院和我们乐山师专三所学校。他说:“乐山师范专科学校‘三年制师专主辅修制的探索与实践成果’，利用主辅修的办法，培养出一大批一专多能的农村初中教师……全国几百所高等学校近两千人参观学习，目前全国面向农村的师范专科学校已普遍实施主辅修制，一些工科和应用文科专业也在采用，发挥了很大的社会作用。”这里提到的“全国几百所高等学校近两千人参观学习”，我以为不大准确，我的记忆大概是一百几十所高校，滕藤副主任的数据来源我不大清楚，但是那几年确实是宾客盈门，有不少的兄弟院校来访，而且主要是来考察我校的教学改革，这倒是大家公认的事实。

我还要谈谈国家教委师范司司长金长泽来校实证“主辅修”，发现姊妹篇“校县结合”的故事。1991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金司长在我校蹲点考察，重点是对我校实施主辅修的情况做细致的了解和印证，同时也注意总结我校的其他工作经验。金司长的蹲点是真正“蹲”下来了的，他不仅召开了多种类型的师生座谈会，还个别走访了多个教师，去运动场看学生早操，进教室听课，到学生餐厅吃饭，还参加教职工集体过生日等学校举办的活动，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师生们对这位56岁司长的思想作风敬佩不已。

4月28日，金司长召开了有20名学生参加的主辅修制实施情况座谈会。会上，参会学生发言积极，表现出较高素质。会后，金司长说:“如果你们的毕业生都是这样的，你们的学校就是全国第一流了。”

5月4日，井研县教育局领导来校召开井研籍学生座谈会，代表桑梓父老看望家乡子弟，给27位学生颁发了奖学金。参会的井研籍学生踊跃发言，纷纷表态要“好好学习，不负厚望，学成回乡，报效桑梓”。会场气氛热烈、感人。金司长高度评价了这种“校县结合，共同育人”的做法，要求我校规范、深化和推广。

后来，师范司发文通报了金司长的蹲点情况，介绍了我校的“主辅修”和“校县结合”，金司长还在1991年第4期的《高等师范教育研究》上发表《乐山师专主辅修教学改革的调查与思考》一文。乐山师专“校县结合”的教改经验开始传开。1993年，“校县结合，双向育人”获第二届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注:从第二届评奖起一等奖相当于第一届的特等奖)，成果的第一主研人是谭显孝同志。1992年5月，党委书记王聿修退休，谭显孝校长改任书记，我由副校长提任校长。这里，我要特别指出，在“主辅修”和“校县结合”两项大奖中，党委书记王聿修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正确把握办学方向，确立改革目标，带头调查研究，深入发动群众，积极推动实施，功不可没。但是两项成果他都没有作为主研人员参加评奖，体现了一位老党员、老干部，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

我还要指出，是金司长把我校的“主辅修”和“校县结合”两项教改有机地关联起来，形成了面向农村办学特色的姊妹篇。那是1992年11月，我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工作会，四川省省属高校参会的只有四川农业大学和我校。当时云、贵、川和西藏编为一个讨论组，金司长正好是这个组的联络员。有一天，金司长对我说:“明年的全国师专工作会在你们学校开，相当于现场会。你们的教改经验比较全面，面向农村，从培养规格、培养方案、培养途径上全面改革。”

就是金司长这番话的启发，后来我校教改的思路就概括成:

教改目标是:培养面向农村、热爱教育、志在山乡、德才兼备、一专多能的合格农村初中师资。

改革思路是:培养规格上的“一专多能”，培养方案上的“主辅修制”和培养途径上的“校县结合”。

当年，这一概括十分深入人心。

全国师专会代表来校考察

1993年的全国师专工作会的正式名称是“全国师范专科学校面向农村深化改革座谈会”，11月12日至15日，在乐山市八仙洞宾馆召开，具有现场会性质。四川省教委(四川省教育厅)和乐山市都十分重视和支持办好这次会，四川省教委拨专款，使我校的校园面貌焕然一新。当年2月18日，四川省教委、乐山市市委的主要领导在我校讨论研究了“迎会”准备工作和联合办学事宜。3月25日，国家教委(教育部)师范司的相关领导来校，对学校“迎会”准备情况进行了检查。

11月13日全天，即会议开幕第二天，与会代表142人考察了我校。他们是兄弟师专的书记、校长以及各省教育厅的高教处处长，加上师范司、四川省教委、乐山市的相关领导及工作人员以及媒体记者共计200多人。上午，我代表学校作了长达13000字、题为“面向农村，深化改革，努力提高师专办学水平”的主汇报。然后代表们分成四组分别参加了井研、夹江、洪雅和沐川四个县的县长、教育局局长来校举行的“校县结合，双向育人”现场活动。下午，代表们参观了“实行主辅修制，培养一专多能师资”的专题展览，参观了物理、化学、数学和生物系的辅修专业技能训练实验室，面向当地农村经济实际建立的立体庭院式生物园地，劳动技术课操作室和校办工厂，观看了中文、政史、地理、美术和体育系的教师职业技能和专业技能展示活动，在外语系，代表们与学生随意交谈，系主任作了本系改革发展的汇报。最后代表们在体育馆与我校师生共跳彝族的踢踏舞，直至近18点在十分欢乐的气氛中考察活动胜利结束。

1993年全国师专工作会作者(左2)陪同金司长观看学生技能表演

国家教委在后来印发的《全国师范专科学校面向农村深化改革座谈会纪要》(教师〔1994〕1号)中指出:“代表们对乐山师专坚持面向基础教育，特别是面向农村，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做法和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代表们认为，乐山师专在面向农村培养合格初中师资方面，积极开拓，勇于探索，有较强的改革精神，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乐山师专的改革为全国面向农村的师专提供了学习借鉴的经验。”

这里要补充一个许多人多年难忘的情节，就是当日中午代表们分散到教职工家里作客吃午饭，成为考察活动的一大亮点。这个“金点子”是这样产生的:1992年11月，我在北京参加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后即到江苏参加当年的全国师专工作会。会议期间我考察了五所师专和南京晓庄师范。晓庄师范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尽管是中师，但很有名气。当时我在晓庄师范只参观了两小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是学生的素质好，二是他们的接待方式。校方给每位代表安排一个学生，由这个学生陪同自由参观，可以随意交谈和提问。这样既使人感到自然、亲切，又使人感到该校的开明、自信。这给了我启发，1993年我们在策划向全国师专工作会代表的展示活动时，就力图设计一项“既使人感到自然、亲切，又使人感到学校的开明、自信”的活动。大家想了好些点子，最后确定的方案就是当日中午150位会议代表分散到30户教职工家里作客吃午饭，每家5位。负责接待的家庭是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学校根据代表性的需要而遴选出来的，有中层干部、普通教师还有后勤工人，主人的年龄也注意了老中青兼顾。学校给每个接待户补助50元，还提供了两三样蒸菜。负责接待的教职工为了给学校争光，费了好些心思，家家提前打扫门庭，接待那天30户教职工各显神通:有的在家里摆放鲜花，有的拿出新购的餐桌椅或碗筷，有的把珍藏多年的五粮液拿出来，有的还请会烹调的亲戚来掌灶，有的向代表送了纪念品，有的准备好照相机与代表合影等。家家气氛热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多年后我碰上一些那次曾经到我校考察的兄弟院校同志，他们往往会主动提起到教职工家里作客这件事，显得相当兴奋和感慨。

作者简介

罗加云　研究员，1945年12月生于四川乐山，2010年7月退休。

1978—2000年，在乐山师专工作，先后任数学教师、教务处处长、副校长、校长。

2000—2006年，先后任乐山师范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并于2002—2010年任学校高教研究所所长。

现任乐山师范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曾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乐山市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长。担任过四川省高校教学成果、专业设置、教学名师、精品课程评审的多届评委及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师范院校教师奖评委。

从事高等教育院校研究，参研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主研国家教委立项课题两项，发表高教管理论文多篇。

曾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二等奖(两次)。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罗加云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