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十年图书馆情结

于天乐

我在学校图书馆工作了整整30年。如果说走上教育界是命运对我的安排，那么到学校图书馆却是我自己的选择。

1969年1月，刚满17岁的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多次招工、招生被推荐上去，却整整8年都毕不了业，个中缘由是“反动学术权威”的父亲还关在“牛棚”。1976年12月，公社书记问我愿不愿意去读“社来社去”，我想换一种教育总比老是接受“再教育”好，大不了以后再回农村，就这样成了最后一批“社来社去”工农兵大学生。1979年1月毕业时，适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乐山教育学院高师班在“拨乱反正”中应运而生，天时、地利、人和，我幸运地留在了乐山高师班，开始了自己的“教育人生”之路。

留校后，面对学生，我深感自己学识太浅薄，于是在1981年向学校提出到图书馆工作。我当时就是想到图书馆后可以多看些书，多增长点知识。谁知这一干就是30年直到退休，经历和见证了从原乐山地区师范学校移交的30平方米的简陋图书室发展到2.3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化图书馆，从不到3万册的藏书增长到包括100多万册藏书、几百万种电子图书和各类型文献数据库，从过去传统的手工图书馆到今天计算机化、数字化、网络化的现代图书馆。我自己也在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用心血和汗水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拳打脚踢，艰苦创业

刚到图书馆时，图书馆馆舍刚刚竣工，建筑面积仅有1719平方米，工作人员也就六七人。那时全是手工操作，我同时干过图书分类、刻印目录、印刷卡片、编排目录、图书借还等工作。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刻印传单练就了蜡纸刻写功夫，倒是图书分类需要从头自学。原以为图书分类就是按照分类法找到相应类目就行了，具体分起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图书分类需要的是广博的学科知识，要在分类时首先了解各种图书内容的学科性质。曾经一段时间，我负责图书分类验收。那时读者检索图书都是靠手工查阅目录卡片，不像现在计算机检索那么方便快捷，如果分类稍有偏差，读者就根本无从查找，这种图书也就如石沉大海，再也不能被人利用。为了保证分类的准确性和一致性，验收时每种图书我都要查看、分析图书内容。遇到一些自己不熟悉的专业图书，就主动请教有关专业教师。化学系的刘志昌老师、生物系的金志良老师、物理系的蔡孝慈老师以及其他很多老师，都曾经多次专门到图书馆为我们分析讲解某一种专业图书的学科属性或内容主题，指导我们依据分类法正确归类。在验收过程中，凡是有问题的图书分类，我都要和具体分类的老师沟通，指出错误并一起分析分类错误的原因。当时图书馆分类工作由三四人承担，且都是“半路出家”的大专文科或中专毕业生。这当中由于分析的角度和学科专业知识程度的差异，免不了发生一些认识上的冲突，加上不同的个性，经常争得脸红脖子粗，而一旦意见统一了，大家就又有说有笑，相互之间完全不存在怕得罪人或怕穿小鞋的顾忌。我把有争议的图书分类详细记录下来，最后根据学校专业教学特点和读者检索图书的规律，编写出了图书分类细则和目录组织细则，使图书馆的图书分类逐步规范、准确，保证了文献管理和检索利用的有效性。回忆起那段工作经历，最留恋的就是同事之间那种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没有各自封闭、芥蒂猜疑、钩心斗角的人际关系。

20世纪80年代，学校正处于起步阶段，能给予图书馆的人、财、物都非常有限。每年图书馆的文献经费也就十来万元，而学校不断新办学科专业，图书的品种和数量难以适应和满足教学科研的需要。为了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确定一种图书是否需要购买，我们都要向专业老师求证。那时各系的文献采访顾问和热心老师都有繁重的教学、行政工作，而对我们提供的每一期征订书目，都挤出时间认真审阅，为我们圈选征订图书，这些老师对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功不可没。他们有中文系的康绳法、尹君、杨胜宽，数学系的卢仕俊，政史系的杨炳昆、杨普罗，外语系的帅培天、赵端祥，化学系的刘志昌，生物系的金志良，地理系的罗成德、陈兴中等。有些老师退休以后仍然继续关心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帮着图书馆购买一些图书。最令我难忘的是，罗成德老师退休后还连续多年为我们购买乐山市的地方文献，不管是夏日酷暑还是寒风凛冽的冬季，从不要我们去取书，每次都是自己背着沉沉的新书亲自送到图书馆来。

1989年竣工的图书馆

1988年春，党委书记王聿修了解到上海图书馆要处理“文化大革命”期间抄家抄来的大量书籍，这些书籍原来的主人都是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尽管是上海图书馆挑选后剩下的，但其中很多书对于我校图书馆来说仍然有很大的利用价值。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经千方百计地联系，上海图书馆免费让我馆选书。当时的副校长罗加云亲自和我一起乘坐硬卧火车赶赴上海。近50个小时的路程，安顿下来以后，我们当即赶到上海远郊的一个货车小站存书仓库。抄来的图书经过20多年的堆放，上面积满了厚厚的灰尘，一进库房就是一股酸涩的霉味。我们爬上书堆一本一本地挑选样书，选了一会两手就黑黑的，浑身上下全是灰尘。每翻看一本书，扬起的灰尘和霉味直扑鼻孔，刺激得我们不停地打喷嚏，喉咙又痒又涩，不停地咳嗽。回到乐山差不多一个星期后，咳出的痰还是一坨一坨的黑痰。就这样，我们整整选了两天样本书，然后委托上海图书馆按照样本书帮我们挑选了相关图书两万余册。

“外行”干出了自动化

罗加云校长在1999年曾经感慨地说过:“乐山师专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是靠一大批热心肠的外行干起来的。”事情的确如此。1997年，我担任了图书馆馆长。第二年，学校召开了以“迎接信息时代的挑战，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为主题的教学工作会，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大力普及计算机、网络和现代教育技术。学校对图书馆提出“尽快实现计算机检索和借阅，建设50～100座电子阅览室”的具体要求和部署，图书馆自动化建设开始启动。当时学校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给图书馆配了3台“586”计算机，那简直就是宝贝。由于我们都没有摸过计算机，生怕一不小心就弄坏了，最开始连计算机的鼠标都用不好，看见电脑屏幕黑了，还以为坏了不敢动，请人来看才知道是显示屏幕自动保护。就是这样一个“机盲”，一下子要主持图书馆的自动化建设，要在没有一个计算机专业人员，也没有受过培训的人员的情况下，一年时间内实现学校确定的目标，初步建成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弄得我寝食难安。

图书馆自动化建设需要具有图书情报专业和计算机专业等多种知识结构的复合型人才。学校本来想给我们配备计算机专业人员，但那时这类人员极度匮缺，学校各部门也正处于全面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关键时刻。当时校长对我们说:“信息化建设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谁也没干过，这就和打仗一样，只有靠大家在战争中学会打仗了。”事在人为，我们边学习边建设，深入调查，虚心求教。我白天在图书馆处理日常事务，晚上回家就学习图书馆自动化建设的有关理论知识，一有时间就摆弄计算机，自己在家安装了图书馆管理软件，从数据配置学起，一步一步地学会了图书著录、文献编目、检索配置等基本知识，较快地掌握了系统软件，逐渐从完全不懂计算机的门外汉变成了略懂一二的“内行”。

为了制订出完善、科学的自动化系统设计方案，我们多次到兄弟院校考察、学习，吸取先进经验，求得省内专家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合理、效益好的系统方案。在多媒体阅览室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做了大量的市场调查，先后与十多家厂商洽谈，同时试用两个商家提供的磁盘阵列和光盘检索系统。在学校招标中，排除干扰，寸步不让，据理力争，使我馆提出的设备配置标准和施工要求以较低的投标额保质按期完成，实现了学校提出的“少花钱，多办事”“花小钱，办大事”的要求，让中标商不得不感慨万分。

图书馆系统软件的选择关系着自动化建设的成败。当时国内图书馆管理软件有七八种。1995年，全省师专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给图书馆划拨了用于购买管理软件的专项经费，选定“图腾”作为指定商家。当时图书馆根本不具备建成计算机管理系统的硬件条件，与其把贷款经费压在不知何时才能用上且尚不成熟的软件上，倒不如先用这些经费补充图书资料。不少兄弟馆同行都劝我还是随大流为好，同事和朋友也提醒我:“软件选择问题大家都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既然全省指定了，跟着大家一起走就是错了也没有你的责任，现在用不上就放在那儿，何必考虑那么多，偏要自行其是，自己去承担那么大的风险。”我把这些情况向四川大学图书馆当时的馆长、计算机专家作了介绍并谈了我的想法，得到了行家的支持。结果全省师专只有我们没有购买“图腾”，而把十多万元的软件经费用来购买了图书。

1998年，学校条件成熟，图书馆全面启动自动化建设。我意识到图书馆信息化发展趋势需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交互性，实现图书馆、读者的交互和信息的共建共享;也需要将不同类型、不同载体的信息资源整合管理，从而更方便信息的获取。如果在软件选择上不从全局考虑，仅局限于具体应用而选购单一系统，必将提高信息建设的成本和管理成本，也不利于发挥资源整合效应。然而，当时能将不同类型、不同载体的信息资源整合管理的系统软件还不多见，且价格也非常昂贵，根本不是我馆能够承受的。

我们坚持立足校情、馆情，不盲从、不攀比，实事求是，科学规划。承担图书馆自动化建设任务的小江提出积木式系统建设思路，即以最新、最合理的数据规范和标准为黏合剂，积木式、渐进式地实现建设目标，最终实现统一的信息检索平台和数据中心，避免重复和浪费。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在广泛调查、反复比较的基础上，选择了具有集成化、标准化、可扩张、易用、高效、安全等特点的软件，通过多方努力和艰苦的工作争取到软件公司的优惠，仅仅用了4万元，在图书馆集成管理软件采购上取得同类院校中最为明显的效果，不仅为学校节省了较大开支，更重要的是保证了1999年我馆自动化建设目标的圆满实现，走在了全省高校图书馆自动化建设的前列。在2004年全省高校图书馆大面积更换或升级软件的环境下，我馆的管理软件还表现出较好的功效和适应性。

难忘的1999

1999年对于图书馆和我个人来说是充满艰辛、奋力拼搏、硕果累累、令人欣慰和振奋的一年。这一年，是学校“专升本”和图书馆自动化建设关键的一年。图书馆全体干部职工同心同德、志在必得，下最大的决心、鼓最大的干劲、以最高的水平、用最好的质量，通过“专升本”考评，涌现出许多感人的事迹，体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

我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基本实现了图书馆自动化管理。从寒假到3月底，用了两个月时间完成了基藏书库7万余种图书书目数据建库;从4月到7月初，用了3个多月时间完成了流通书库约12万册图书粘贴条形码和书目数据建库;6月，用1个月时间完成全校4000多师生的读者数据库建库工作;暑假仅仅用了12天完成了基藏书库、流通书库共20余万册图书防盗磁条安装处理工作;用了10天时间完成了流通书库新增300个书架的安装、4个书库10万多册图书和4个阅览室及1个自习室的调整工作;8月中旬，在一周时间内同时完成了管理系统的安装调试和试运行、图书馆主页制作、借阅厅流通台修建以及图书馆环境装饰、美化等工作。

我们广泛考察，虚心求教，精心论证，数易其稿，完成了多媒体电子阅览室建设方案，用了20天时间完成多媒体电子阅览室的装修施工、设备安装、调试运行等工作。9月，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投入运行，在图书采访、编目、书目检索、流通借阅、读者信息查询、参考咨询等方面全部实现了计算机管理，图书实行全开架借阅，多媒体电子阅览室正式投入运行。

图书馆的江汇泉同志本来只是一个高中生，到图书馆后从勤杂工做起，后来通过自考拿到文科大专文凭，自己又报考了北大图书情报学本科函授学习。面对图书馆自动化建设，小江主动请缨，找到我说:“你要是相信我，敢把图书馆自动化建设工作交给我干，我就是拼了命也要给你给学校一个满意的答案。”我们召开馆务会讨论人选时，大家都对他持怀疑态度，认为小伙子虽然聪明好学，但毕竟也是才接触计算机，现在时间那么紧，任务那么重，是不是能够担当此重任?万一不行那不是就要影响整个图书馆的自动化建设和学校“专升本”大局。有同志建议请兄弟院校图书馆专业人员来支持一下，但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更何况我校的情况远不能和那些重点院校相比，请来的人也很难做到按我馆馆情来规划和实施。最初我也不放心交给小江来负责，多次找小江摆谈后，发现小伙子通过自学已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相关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我了解到他和业界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学校专业人员交流频繁，就连我馆选用的软件商也认为他能够担当下来。我心想:软件商都不怕搞不好砸了牌子，那我还担心什么呢?就这样，我决定让小江来负责全馆的自动化建设，并且在人力、物力、时间上充分保障他的需要。小伙子果然不负众望，一年时间内，吃住几乎都在图书馆，白天培训馆内职工和参与自动化建设的学生，指导图书、读者等数据库建库，晚上检查、处理、集成、备份建库数据，遇到问题查阅书籍或通过上网向业界专业技术人员请教。暑假期间，完成了管理系统调试、数据库集成、局域网建设、多媒体阅览室建设和图书馆主页建设，而这些工作全靠小江以及一两个勤工助学学生协助来共同完成。那一个多月，他们整天都在机房，饿了泡点方便面，困了就在地上铺张凉席睡一会儿，就这样终于在新学年开学前完成了相关的所有工作。

这一年中，图书馆所有同志顾全大局、吃苦耐劳、勇于奉献、敢于拼搏的精神给予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在书目数据建库过程中，我们从寒假开始，白天黑夜加班干，春节期间仅休息了五天;开学后，中午、晚上、双休日、节假日均连班干。全馆同志尤其是众多女同志服从大局，舍小家利益，常常是买一次菜，全家吃一周。很多同志带病工作，书库的同志清理图书、粘贴条码，完成十几万册图书的建库工作，没有停止一天读者借阅服务，这在省内高校图书馆中是绝无仅有的。暑假中，全馆同志和不少家属、子女在闷热的书库中对图书安放磁条，一干就是十来天，午饭也就是盒饭，20余万册图书提前完成防盗处置。整个暑假大多数同志没有休假一天，常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的工作时间和工作量比平日正常上班还要多。尤其盛夏酷暑在低矮闷热的书库中进行阅览室调整、安装书架、图书调整排架等工作，每天要把图书一摞摞地从书架上取下抱上，摆放整齐，女同志个子矮、力气小，一天下来胳膊又红又肿，抬也抬不起来，就连吃饭拿筷子都拿不稳了。不少同志开玩笑说:“我们个个都变成铁臂阿童木了。”图书的灰尘、螨虫夹杂着汗水，使得不少同志长满痱子，皮肤过敏，浑身上下全是红斑，甚至发炎溃烂，但即使这样，也没有一个同志请假休息。

那时我住在校外，每天冒着酷暑骑着自行车上下班，来回要一个多小时，天天早出晚归，中午就叫点盒饭或者吃点方便面，以致染上了胃病。整个假期没有休息一天，没日没夜拼命地干，苦和累我都能扛下来，最让我疲惫的是巨大的思想压力和工作压力，每天晚上深夜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时，我总要把白天的情况过一遍，生怕出了什么纰漏。当开学前图书馆所有工作以优异成效通过学校全面检查验收后，我紧紧绷了一年的弦一下放松了，结果在开学第一天召开馆务会时突然病倒，被同事送到医院时站也站不稳了，医院还发了病危通知书。住院期间，学校主管校长、有关职能部门同志和全馆职工都先后到医院来看望、慰问我，只有江汇泉没有来，很多同事下来给我说这个小江太不懂事，也有领导直接批评小江，而小江说大家都去看望了也就代表了他的心意。“其实于馆长这时候最关心、最希望的就是我把自动化建设各项工作做得更完美。只要这些不出纰漏，那于馆长的病也就好得快。”这些话实实在在地说到我的心坎上。我在医院住了一周就坚持要求出院，出院后不顾医生的休息要求又带病提前上班，因为图书馆自动化的运行状况让我放心不下，“专升本”的各项工作也根本容不得我休息片刻。

就这样，通过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培训，圆满完成了学校、市、省数次“专升本”准备工作的检查，并最终以高水平、高质量通过了国家教委“专升本”专家评估组的考评检查。年尾，四川省高校图书馆自动化建设专家指导小组对我馆检查指导后评价我馆:“办馆指导思想明确，观念解放，基础工作扎实，在自动化系统和多媒体阅览室建设中方案设计合理，以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并投入运行，体现出强烈的敬业精神和拼搏精神，在师范院校具有推广意义。”更有重点院校的指导专家说:“和乐山师专图书馆比较起来，从投入和产出的效益比来看，我们有些学校应该感到羞愧。”

依存于读者　创新服务

2003年，学校启动沫若图书馆建设。当时的图书馆是1989年5月建成投入使用的。仅仅过了十多年，4339平方米的馆舍已经不能适应学校的发展。刚升本的学校经费仍然十分紧张，围绕图书馆建多大、是一步到位还是分期建设出现了两种意见。从学校教学科研和长远发展需要出发，我坚持建筑面积和施工要一步到位，多次找到谭辉旭院长讲明我的理由和依据。我认为不能以专科时期的教学科研水平去预测学校今后教学科研对图书馆的需求，也不能以专科学校的师资和学生水平去预测今后的读者到馆率和需求量，更不能以原来封闭式管理服务下的图书馆利用状况去预测今后自动化、开放式管理和服务下提高读者到馆率的状况。学校创建也才25年，就已经是第三次修建图书馆，这次建馆不能再走老路了。令人欣慰的是，学校领导班子最终采纳了我们的意见。为了做好新馆建设的设计、论证工作，我通过参观走访、网上查询、交流，多方搜集了30多个图书馆的建筑设计资料和平面图，结合新馆的建筑环境条件，提出“以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为导向，适宜灵活变通的开放式服务模式，符合可持续发展，功能分区和流线设计要便于读者活动和读者管理，体现出环境生态化、外观个性化、布局人本化、服务多元化、管理现代化”的新馆设计指导思想，制订了图书馆新馆的整体设计和实施方案。

2005年建成的图书馆

2005年10月，沫若图书馆建成投入使用，摆在我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打破图书馆传统理念和服务模式的束缚，建立以方便读者利用文献信息和进行信息交流活动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满足读者需求的现代图书馆服务模式。我组织召开读者座谈会，开展了“你理想中的图书馆服务”调查活动。总体来说，读者希望“进馆和借阅手续不要太繁杂”“专业书刊最好集中，方便学习查阅”“和老师一样借阅所有书刊资料”“可以带自己的书包或书刊复习”“方便就近检索查找书刊资料”等。基于此，我提出实行“一门制”管理，读者刷卡进馆后即可自由活动;不同文种、不同类型的文献按学科集中，方便读者索取、阅读;所有书刊面向所有读者开架借阅;设立读者研究室，充分满足读者个性服务需求;读者进馆可携带书包、书刊等任何学习用品;读者阅览后的书刊由工作人员统一上架;周开馆借阅服务时间达100小时，最大限度地提供“藏、阅、借、查、咨、研、管”一体化全开放服务。

开放式服务受到读者的极大欢迎，却也发生了很多新的问题和矛盾。比如书库和阅览管理工作量增加，忙得大家连坐一下的时间也没有。一部分职工一时不能适应，对读者表现出不耐烦，甚至要读者自己把阅读后的书刊放回原位，还美其名曰是履行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对于正在上架、整理的书刊，还像以往那样不让读者阅读使用。这让我意识到建立新的管理模式，关键是确立正确的办馆理念。

曾经就有读者在座谈会上指出:“你们口口声声说‘读者第一、服务至上’，可为什么读者很多需求你们总是以不便于管理为由拒绝呢?说穿了读者是不是第一还不是由你们来决定，谁第一谁第二，不该你图书馆来决定，就像做生意一样，只要顾客需要，你商家总不能说我这不方便那不方便就不做这生意了。”读者的话一语中的，读者才是决定图书馆存在价值和命运的主体。所谓的“读者第一、服务至上”一直以来就是“以图书馆方便为主导”的。于是我提出了“依存于读者、一切为读者”的办馆理念，提倡图书馆应该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危机意识，满足读者需求是图书馆一切工作的终极目标，图书馆工作最终由读者的满意度来检验。要求全馆职工从思想上做到三个弄清楚:图书馆是否根据学校定位、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构建了满足教学科研需求的文献服务保障体系;图书馆管理体系是否适应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运转;针对各专业教学与人才成长的服务体系是否建立，图书馆服务水平和质量是否与学校教学中心工作相符合，图书馆是否履行了法规职能并为教学科研工作提供了高质量的服务。

正确的办馆理念统一了思想，增强了服务意识，提高了职工的职业道德素养。作为服务部门，图书馆的工作进一步得到读者的理解和支持。读者对服务的投诉不断减少，图书馆因此被学校评为文明服务单位。办馆理念与管理模式的变革以及带来的显著效果也在省内高校图书馆产生了很大影响。

寒酸中的骄傲

担任馆长11年，最让我感到寒酸的就是缺钱。因为缺钱，很多事情不得不逼着我们采取了一些在今天看来十分小家子气的做法;因为缺钱，让我们不得不走自己的路，自主开发了不少应用软件，既节省了经费，也锻炼和培养了年轻人。

2006年图书馆荣获全国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岗(2排中为作者)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各种期刊、图书等数据库开始投放到图书馆。这些数据库动辄就是二三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当时图书馆的经费每年也就二三十万元，会使用数据库的读者主要是部分中青年教师，根本不可能也没必要像重点院校那样什么数据库都包库购买使用，当务之急是尽快推广普及使用各种文献数据库。于是，我利用商家急于占领市场的心态，多次申请试用他们的数据库，试用期间积极向老师、学生宣传普及，让读者尽快熟悉和使用。在购买方式上，不求拥有，但求有用。只要能满足读者的使用需求，什么方式都行。比如在使用中国知网(CNKI)和超星数字图书馆的过程中，如果包库至少各需要一二十万元，于是我购买个人使用卡发放到教学院系，积极鼓励教师使用，当读者面和使用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又通过分析数据库访问量和数据下载量按专辑包库购买。对于专业较窄、受众面小的学科数据库，则采用按量计费的团体卡方式。如此一来，我们每年仅仅分别花费三万多元就保证了全校对中国知网和超星数字图书馆的使用需求。我们这种方式让商家既感叹又佩服，好多商家都说我馆在全省高校图书馆独树一帜，是花钱最少、用得最好的图书馆。

对新升本院校来说，本科教学评估都有一个馆藏数量严重不达标的问题。那段时间，馆长们最为关心的就是如何提高藏书量。好多出版社和书商也看准了这个商机，纷纷推出高折扣图书，一般三折甚至低至一折就可以购买。这些书一般都是质量低劣、定价极高的套装书，或是出版社长期积压原本准备回炉的废书。不少学校和图书馆为了保证馆藏数量达标，大量购进这类图书，多的买了几十万册，一种书复本甚至多达30册。当时学校也给图书馆划拨了专项经费购买打折书。对于有些评估指标我是不敢恭维的，不能为保评估过关而不负责任地买些文化垃圾回来，数量上不去也许会在评估中受到领导的批评和责怪，但图书质量低劣那就是要被读者和后人责骂一辈子的。在选择特价书时，我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要求书商提供详细的书目信息，严格控制丛书套书，要求复本最多不能超过5册。结果我们只买了不到5万册的打折书。为了尽可能增加图书数量，我千方百计地和书商洽谈，争取书商对我们先供书后付款，当年买的新书就把第二年的钱花光了。这样终于在评估时顺利达标。

沫若图书馆投入运行后，人还是那些人，可服务内容和开馆时间却增加很多，读者反馈意见和个性化服务需求越来越多，传统管理手段已经不能满足图书馆大开放、大融合服务模式的需要。那时也有一些刚刚面世的办公管理系统、咨询平台、个性化服务平台等商业软件，可这些软件要么不成熟，要么买不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得走自主研制开发的路。我把自己的想法与技术部的刘举平、彭翔作了交流，希望他们能够结合图书馆的实际情况设计开发出相关应用软件。当时两个小伙子要承担新馆系统运转管理、几百台电脑和其他硬件维护等任务，工作非常繁重，却非常乐意接受这一任务。我根据业务管理和行政管理的需要，制订开发方案，提出希望达到的运行效果，多次组织馆务会和相关业务部门同志讨论，最后刘举平、彭翔两个小伙子设计、开发了读者入馆登记系统、办公管理系统、服务测评系统、网络咨询服务平台、图书馆随书光盘管理系统等应用软件。从2006年9月开始，实行上下班刷卡、请销假网上填报制度，由此提供了图书馆全天候开放服务的纪律保障。2008年，网上办公系统开发成功，全馆又逐步推行了员工管理、目标任务绩效考评、数据报表、物资管理、业务交流等方面的网上办公，推行按年、月、周填写工作计划或工作安排，并做到周有周志、月有小结、学期和年度有总结。所有管理信息和运行状况都可以在办公管理系统中一目了然地反映出来，实现了信息公开、数据互访，进一步强化了日常业务工作和行政工作的科学管理，有效地提高了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特色数据库显“特色”

2008年4月，我从馆长岗位退下来，当时成都有个学校的二级民办学院聘请我去担任图书馆馆长。由于多种因素，我放弃了这个诱人的机会，我最牵挂的就是图书馆特色数据库的建设还没有完成。

现代网络环境下信息保存和信息传递手段的巨大变革，已经使得图书馆文献建设更加注重馆藏特色资源的搜集和建设。“专升本”以后我就已经感触到这一趋势，开始着手特色数据库的建设，确定了乐山旅游数据库、郭沫若研究数据库和三苏研究数据库作为我馆特色数据库建设重点。当时人员紧缺，只好由几个同志分别兼职开始探索建库。尽管我一开始就对数据库建库的方案制订亲自把关，确定资料搜集原则，拟定栏目内容，但因行政管理工作繁琐缠身，始终不能全身心投入，因而三个数据库尽管搜集了比较可观的资料，却在资料搜集范围、文献类型、数据标引、主题分类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如今自己从行政管理岗位下来，离退休也还有三年半，正好可以专心致志地把特色数据库建设好，也算给图书馆和读者留下一个实实在在的，不受时代变迁影响与干扰的特色文献资源，同时也给自己的图书馆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我静下心来从头梳理数据库的建设情况，才感到特色数据库建设的难度。在郭沫若研究数据库建设的过程中，搜集资料首先就是我面对的主要问题。郭沫若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个特殊的、有着独特影响的百科全书似的人物，也是现代中国最具影响且最有争议的文化大家。他不仅横跨多个学科，而且亦学亦政，建树广博。由于郭沫若与政治联系极为密切，人们认识、评价他时的争议之大、之多、之久，都是他作为研究对象极具张力、极其“深邃”、极为复杂的原因。由此带来的文献的复杂性和搜集的难度是其他大家人物研究文献整理不可同比的。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我首先做的就是全面熟悉郭沫若研究所涉及的多学科领域，尊重学术规律，承认学术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独立价值，以学术方式处理一切“正、反”文献资料，本着兼收并蓄的原则，注意资料的多样性。既加强传统书、报、刊等纸质文献的资料搜集，又重视电子资源和网络资源的搜集;既加强报刊论文资料的搜集，又重视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的搜集;既加强文本形式资源的搜集，也重视其他多媒体形式资源的搜集。为了搜集图书中有关郭沫若研究的资料，我运用“读秀”中文学术搜索，通过分析检索，从200多万种电子图书中搜集出有关郭沫若研究的资料1万多条，通过筛选整理，得到3000余条数据。在数据的处理过程中，需要相当丰富的专业学术知识。比如在处理郭沫若文字学、考古学方面的研究文献时，为了准确地标引和分类，我不断地向书本、专家学习请教。同样，在三苏研究数据库的建设中也是这样。我在退休前的最后三年多时间里，几乎就是每天守着电脑，枯燥地检索、筛选、下载、转换文献格式、主题标引、文献分类，时间一长，两眼昏花缭乱，干涩得睁不开。

特色数据库还必须有数据加工和管理平台。学校当时没划拨一分钱，对于动辄就是十几万元的数据平台，我们只能畏而远之。好在我们当初在选用图书馆管理系统时，选择了具有集成化、标准化、可扩张、易用、高效、安全等特点的软件，为我们自己开发特色数据库建库平台打下了基础。在这个系统的基础上，我编制了“数据库著录内容及格式”“数据库数据编码及说明”“数据库资料分类法”“数据库来源字段著录格式”等，然后交由图书馆彭翔同志按照这些标准完成了数据平台建库设置，最后分别完成了这两个数据库的建设。让人欣慰的是，在我退休前，两个数据库都建成了近两万条数据，并且都获得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ILS)中心的立项并顺利通过结题，其中郭沫若研究数据库还获得三等奖。

我在图书馆工作整整30个年头，当我接到退休通知书的那一刻，心中百感交集。其中，有自由徜徉在知识圣殿里的幸运;有在文化宝库中拣拾瑰宝、领略神奇的满足;有在天长日久中积淀知识的充实;有经历岁月磨砺，由青涩而多些成熟的沉思;有对读者真诚服务后，工作价值得到体现的幸福与慰藉;也有对在我遇到磨难与坎坷时，真诚关心、帮助过我的那些朋友们的深深感激;更有对我为之付出了生命中最宝贵年华、倾注了一生心血的图书馆事业的深深缱绻……

作者简介

于天乐　副研究馆员，1951年10月出生，籍贯辽宁省东沟县，2011年11月退休。

1979年，任乐山教育学院高师班辅导员。

1981—2000年，在乐山师专图书馆工作，曾任图书馆馆长兼党支部书记。

2000年，任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并于2008—2011年任调研员。

曾任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四川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理事、四川省图书馆学会理事、乐山市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发表论文10余篇，主编出版工具书两部，参与主编出版教材和论文集各1部，主研完成教育部、四川省科研项目5项。

获乐山市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三期特色库子项目”三等奖1项。两次被评为“四川省高校图书馆先进个人”。

于天乐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