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源
2012年，《文摘周报》刊载了一篇题为《三十年前的一篇作文批改》的文章。内容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一位姓王的教授，将自己珍藏的三十年前在川大读大一时，经写作老师批改的一篇作文原件捐给学校档案馆。文章说，这篇作文的批改非常细致，不仅有文字上的修改，连标点也有校正，将三千字的作文删节到两千字，从配发的一页影印图片上可以看到修改之处和删掉的文字。文章最后说，对学生作文作如此认真细致的批改，在如今的大学里似乎已少见了。
这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共鸣，也唤起了我许多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我读中学时，我的语文老师对学生们的作文的批改，也是如此认真。我在《亦庄亦谐的授业者》那篇纪实散文中，就介绍了郭宗瑨老师(郭沫若的堂侄)对学生作文的批改情况。1979年我到高校任教写作课后，受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批改作文的启发和影响，效法前贤，对我所教班级学生的作文基本上是逐字逐句精批细改，时有旁批，篇末均有总评，可以说是页页见红(每页可见红笔修改标记)。在批改作文中，最费心思的是如何写篇末总评。我尽量不用“观点正确”“文笔流畅”“结构完整”这类概念性措词，力求根据各篇作文的具体实际，作有针对性、个性化的评说。例如1989级校友周尚华的一篇题为《小蔷薇》的作文，写法颇新潮，采用意识流，跳跃性、闪回式地记写了一个叫韦云的19岁男生连日来的心路历程。故事说来很简单，韦云因患感冒上街散步，突降大雨，在一家商店门口避雨，正焦急时，一个姑娘从那边走来，撑着一把伞，手里还拿着一把伞。姑娘来到韦云跟前，主动问:“你没伞吧?”这姑娘是谁?是不是同校的女生?她多带的这把伞原本是准备给谁的?韦云是不是借用了这把伞才返回学校的?这些文中都不交代，留下空白让读者去猜想补充，只是说，“这个故事很短，在韦云和她分别时就结束了，只有十几分钟”。可接连几天却逗得韦云心绪不宁，胡思乱想。而在又一天，当韦云真切地看到那个给他伞的姑娘正与一个男青年并肩走着时，感到“他们是那样的相爱”，韦云的爱的憧憬破灭了，却引发了他对爱情、友谊的感悟与升华。这篇作文不以故事情节取胜，而以情绪的细腻真切和文笔的委婉缠绵动人。我在篇末写了约300字的总评，并将此文推荐给校报发表。现将校报刊发时连同刊出的我写的评语抄录如下:
《小蔷薇》写的是主人公韦云一股汩汩流动的情绪和意识，写得清新，写得纯真，写得坦率。作者无意编织一个动人的故事。我认为文中女孩的出现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或者说，是存在作者想象之中，能够借以抒情的意象。初读《小蔷薇》，会以为这是一篇爱情小说，其实不然，主人公对爱的渴望、期待破灭之后，终于悟出了:青年男女之间除了爱，还有友谊!友谊不等于爱，而友谊在今天不是更值得呼唤吗?
对写得不好、毛病明显的作文，我的批语也不护短，有的委婉相告，有的一针见血地指出，甚至有时用词严厉。有位校友进校后的第一篇作文，内容平淡，通篇辞藻貌似华丽，实则不少是生造的词头，用词不当或文理不通的文句比比皆是。开初我还逐句校改，后来觉得改不胜改，便在这些病句下画出红杠，红杠画得太多了，让我边画边摇头。我估计这个学生在中学作文时养成了卖弄辞藻的习惯。我在篇末写的评语大意是:苏轼说，“少小时作文，须令气象峥嵘，色彩绚丽。文章渐老渐熟，乃趋平淡;其实非平淡，乃绚丽之极致也”。华美与简朴，是为文的两种风格，只要用得准确、精当，便都堪称有文采。这篇文章貌似华丽，但文理不通或以词害义之处甚多，这是让人看起来不顺眼的硬伤，给人的感觉是文字上还没有过关。望你今后还是先老老实实把基本功练好。切记:华而不实、花里胡哨是写作的大忌。为了让这位学生有所震动，我给的分数是59分——不及格。下一次作文，这位学生交上来的文章令我惊讶，从内容到表达都相当出色，文风更大变了，可说是判若两人。我给了90分，并在作文评讲课上宣读了该文的出彩段落。这位学生毕业后分到了川东一个大型工厂工作。二十年后，该班同学返校举行同学聚会，他没来，与他同时分到该厂的另一位校友来了。在我与这另一位校友交谈时，此校友特意转致了该校友对我的问候。问及其现在的情况和此次未能参会的原因，答曰，该校友先是在厂子弟校当教师，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后来调厂宣传部工作，现在是厂宣传部部长了。因为厂里工作忙，实在抽不开身才未能参会。此校友还告诉我一个“秘密”:当年我给该校友的作文打了不及格分数后，他回到寝室，便将那篇作文用大头针别在蚊帐上“示众”，面上另用一张白纸写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两行字。这“示众”材料挂了近一个月，在他下一次作文受到肯定后，回到寝室便将那一叠纸自行取下了。
批改作文，无非是在改、删、添、评四方面用心思。下面说说添的事儿。我在阅批过程中，时不时会即兴发挥，顺其文势添上几笔。这或是为使文章增色，或是为给文章结穴点睛。例如1985级校友，我校“立人奖学金”的捐资者谢立新女士当年的一篇题为《心》的作文，记写“我”上大学登上列车与父亲挥手告别的瞬间，“我”心中翻腾着的酸楚感情和万千思绪。文章起句是“你老了，爸爸”。第三段中写道:“此时我有多少话想对你说呀!以前我从不跟你说话，什么事也不说。常常，我躲在被窝里悄悄地哭泣，有时候你见了也只是默默地走开。十年来，你一直是在补偿着什么，奉献着什么……我却一度认为这是收买，是交易。”文中在概述了父亲对“我”的种种悉心关爱后写道:“我不能不说:谢谢你了。但表面上，我还是没喊过你一声‘爸爸’。”父女之间的关系何以如此别扭呢?原来，“十年前，当我失去亲生父亲，家庭生活窘迫时，你毅然来到了妈妈的身边，来到了我和哥哥的身边。十年来，你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来修补这个家庭啊!”整篇文章情感真切动人，不少文句质朴凝炼。如“当我面对你的饶舌反唇相讥时，你沉默了，饱经风霜的脸上一对凹陷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从你那对瞳仁的光影中看到了大山的坚定和海潮的汹涌”。“此刻，你送我，用双手、用目光送我走向人生的码头，可是，爸爸，我的翅膀还是多么稚嫩啊”!文章结尾是列车启动时，“我”眼泪模糊地把头伸出窗外，向着“我”最亲爱的爸爸，第一次喊道:“爸爸，爸——爸!”批阅至此，我的眼睛也潮润了，觉得就这样平实结尾也未尝不可，可又觉得如果结尾之前添上一笔更有感情冲击力的文学语句，会使文章的分量和境界进一步提升，于是在尾二段“一颗爱心，我将携它远行”后添了“不是雨霁的日子也有彩虹，不是月圆的日子也有潮汐。草木也知春晖，更何况，你和我已有了父女情分”。
这篇作文，我先是推荐给校报刊登了，继后又寄给四川省写作学会，作为正在举办的四川省大学生作文竞赛参赛作品，结果评上了二等奖。谢立新到成都领奖返校后，送给我一个精致的小盆景。她说，送这个礼物是她和她父亲商量后共同决定的。我想，这赠物的寄意是感谢“园丁”的栽培呵护吧。
高校的写作课是在大一时开设的。刚从中学来到大学学中文专业的大一学生，不少人怀着作家梦，写作课是他们第一学年最感兴趣的课程之一，对自己作文的得分相当看重，这情况尤以1978级、1979级、1980级这“新三届”学生突出。每次作文，我都是提前一周布置，让学生有充裕的时间构思动笔。每次作文收上来后，我都是次周即评讲并发还作文。为了在一周内把几十篇作文批改完，加班熬夜是免不了的。这期间，有一些学生会来我住处探问他(她)的作文批改了没有。如没有，对这些上门讨教的学生我便会当面批改，当面指出其得失。对每次作文批改中发现的上佳作文，欣喜之后，我会让学生带话给作者，请其上门来晤谈，交流切磋。批改作文对教师自己也是一种学习提高的机会，从中我受到的启发也不少。与学生作纸上笔下的思想交流，我常常感受良多。为此，我曾写过三篇《教耕随笔》，先后发表在校报和《杂文报》上。其中第一篇，作为附录，附在本文后。
学生普遍认为，写作课对他们写作能力的提高最有帮助，最富于启发性的是看老师批改后的作文，听老师在作文评讲课上对同学们习作得失的点评。因此我在这两方面都分外用心，花了大力气。我还作过这样的尝试:选择某篇中上水平、有一定代表性的作文，精心批改之后复印出来发给学生，人手一份，让他们从中领会如何改文章，为什么要这样改的道理。
我教过的学生毕业离校后，相当多的人会由于各种原因返校探访。其中不少人见到我会说，我给他们批改过的作文他们至今仍保存着，有的还会当场向我背诵我在上面写下的批语。
我任写作课教学的20年中，由我经手向校报、《乐山报》(《乐山日报》前身)、《杂文报》推荐发表的学生作品，先后有20多篇。
作为写作课教师，据我的体验，花费精力最大、耗费时间最多的倒不是备课，而是批改作文。昔年我能那样进行作文批改，是客观条件许可。那时中文专业一个标准班级的学生人数是45人，教学工作量定得也不算高，我上一个班的写作课(每周四学时)，另上一门选修课(每周二学时)就能达到基本工作量定额。我退休后没几年高校扩招，如今的中文专业，一个班级的学生人数有五六十人，教师的薪酬与课时量挂钩，受经济利益驱动，教师不得不多上课。据说中文专业的教师，普遍的工作量是每周10多学时，外专业还有每周20学时以上的。如此“规模化”的高教办学，教学质量如何能保证?其逻辑结果必然是广种薄收，全国高教教育质量滑坡已是不争的事实。我想，如果我还没有退休，面对一个班级五六十名学生的状况，面临高工作量定额的压力，我若仍从事写作教学，还能那样精批细改学生作文吗?肯定不能。非不愿也，心有余而力不足矣!高校教育是回归“精英”教育，还是继续实行“大众”教育?世界上教育发达的国家有成熟的经验，我国过去的教育历史也有传统。何去何从，这本该是教育主管部门和领导人考虑的问题，毋庸我等已退休自应清闲安度晚年的老朽杞忧。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教育是根本。教育质量上不去，一切都谈不上。振兴教育人人有责，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尚有余热可发挥的老人们亦义不容辞，故而本文最后才多饶舌了几句题外之话。
附录
教耕随笔(之一)
小序:余执笔教坛，主授写作。唇焦舌燥之外，长年在一摞摞的学生习作堆中伏案耕耘，尽浇花剪草、披沙拣金之任。对学子呈上的每篇习作，每有所识、所感、所诲，或褒或贬，或详或略，即以朱笔批于文旁篇末。流光荏苒，授业学子一茬换一茬，作文训练周而复始，批阅过的习作已难计数，一切批文俱成旧案，大多不复能记。然亦有某些印象特深者，至今犹谙熟能诵，今择辑其中若干编次于后，以待方家雅正。
(1)一学生以《大材与小材》为题作文。文中云:“大材者，栋梁之木也;小材者，庭园之木也。栋梁之木直挺伟岸，庭园之木虬曲婀娜，二者皆于人有益。吾不能做一柱栋梁之材，就权做一株庭园之木吧。它们都是园丁辛勤培育的成果。”
余批之:“栋梁之木以直挺为贵，庭园之木以虬曲为美。所贵者乃取其实用价值，所美者乃取其观赏价值。为人者直，直挺利世;为人者曲，虬曲媚人。作为社会园丁，所育之材若贵而美不可兼得，宁取贵而不取美。盖利世与媚人，非可等量齐观也。”
(2)有学生对评论界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感到困惑，作文中表露了如下意思:“诗无达诂，人无定评。同一个人，昨天可以把他说得完美无瑕，堪称楷模，今天又可以把他说得劣行昭著，令人冷齿;现在可以在他身上贴金，使之光芒四射，说不定将来也可往他脸上抹黑，使之形象猥琐。评论家们的如簧之舌、生花之笔，大抵皆以时代、政治的需要而转变，我们到底该相信谁家之言呢?”
余批之:“一个侏儒，在晨晖或夕照下也会投射出颀长的剪影。一个巨人，在正午阳光的直射下也会浓缩成小不点儿的影像。但虚幻出的毕竟是假象，唯实体才最真实。”
(3)某学生在作文中记了毕业班分配时的一件事:该毕业班有两个成都籍学生，自填的分配意向都是成都，但分配成都的指标只有一个，于是系支部书记找其中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谈话，说她是强者，分到什么地方都能冒尖，将来另攀高枝的机会有的是。而她的那个成都同乡是弱者，此次若不能分回原籍，以后恐难凭自身实力挤回成都了。支书意在动员这个优等生作点自我牺牲，把机会让给别人。记此事的学生认为这没有体现“优生优分”的原则，进而置评道:“支书之言，妇人之见。”
余批之:“支书之言，慈母之心。两个学生，手背手心都是肉。可见我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老师并非‘只讲原则，不近人情’。”
(4)某次以《我的职业理想》为题让学生作文，言明要讲真话。作文中，学生的职业理想纷然杂陈，从政治家到科学家，从巨擘作家到影视明星，从百万富翁到武林高手，林林总总，皆社会上吃香走俏的那些职业，却不见有愿当工人、农民、大兵的，亦鲜见有愿当教师的。唯余平日最器重的一个“文学尖子”言他敬重钦佩的职业是老师。文采斑斓一派礼赞之后，文末忽留一行附注:老师，我怕你寒心，才违心写了这个职业理想。
余批之:“如果你真的永远当老师，我才寒心!”
1994年7月19日《杂文报》
作者简介
江源 副教授，1939年1月出生，四川乐山人，2000年2月退休。
前半生坎坷艰辛，做过小学代课教师、民办中学教师，打过临工，当过16年饮食店工人。
1979—2000年，在乐山师专中文系任教，担任写作课和新闻学课教学。
曾任四川省师范专科学校写作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杂文学会理事，曾受聘为杂文报杂文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江源近照
先后发表过诗歌、小说、杂文、随笔、散文、学术论文近300篇。曾获乐山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次、三等奖三次，参与主编过三部高校写作教材，其中一部为“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出版个人著作有杂文学术专著《杂文面面观》、长篇纪实文学《万山不许一溪奔》、杂文随笔集《人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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