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南联大育人的内部环境

时间：2023-03-1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西南联大经过75年的历史检验，其办学功绩更加昭彰。由于篇幅关系，本文着重探讨西南联大优越的学术气氛和不利的艰难困苦，以期对今天的大学教育提供启示。西南联大实行的“通才教育”，也对浓厚学术空气产生了作用。“通才教育”是梅贻琦的主张，同时也是西南联大教授的共识。

李光荣

西南联大经过75年的历史检验，其办学功绩更加昭彰。数十年来，一个问题也同样回旋在人们的脑海中：为什么在战争环境中，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西南联大能够在偏远的云南创造出教育的奇迹？

一所大学能够顺畅办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和条件。以往论西南联大，多从大师云集、自由民主、茅屋土墙几方面讨论，本人则把办学条件分为外部和内部，认为国民政府“战时如平时”的教育思想以及对学校的支持，云南独有的自然、文化条件和政治环境，三校师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等是西南联大办学的外部条件，学校的内部条件是体制和决策，教授和学生，思想和作风，教学和管理等。由于篇幅关系，本文着重探讨西南联大优越的学术气氛和不利的艰难困苦，以期对今天的大学教育提供启示。

一、学术气氛

北大、清华、南开本来就有良好的学术传统，三校合并，强强联合，学术优势更为突出。早在南岳山中，教授们一边等待政府征召，一边尽心于学问。冯友兰著《新理学》、陈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金岳霖著《论道》、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闻一多著《周易义证类纂》、钱穆准备《国史大纲》的材料等都是非常著名的例子。姚丹认为，西南联大教授“把文化创造看作民族存亡绝续的根本”，“把自己定位在通过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来复兴民族这一点上”，这种精神传统在南岳山中已基本确立。^[1]这观点是对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抗战初期的紧张混乱中，刚刚经历逃难的艰辛之后，就能埋头学问，“坐以论道”，的确是把文化看作国家民族的命脉，把自己视为文化的传承者，并以神圣庄严的态度自觉地承担起文化使命。在西南联大，老师热心研究，崇尚创造，蔚然成风，同时也鼓励学生创造。老师带学生，看重的是学生的独立见解和创造精神。有一个选朱自清的《宋诗选》课程的学生，平时因成绩很好而得朱自清器重，但考试结果得分很低。在一次闲谈中，这个学生问及此事，朱自清答道：“你答的全是我讲的，没有自己的见解，所以给你低分。”^[2]而另一个选杨振声的《汉魏六朝诗选》课的学生，就“车轮生四角”这样合乎情悖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获得免期末考的待遇。^[3]沈从文、李广田经常把学生习作推荐到报刊上去发表，鼓励创新。学校对学术创造极为重视，把它视为立校之本。当学校安顿下来，教学有序之后，就着手研究所的创建工作了，从1939年6月到1942年，已有文、理、工、法、商五个研究所21个学部。各学部认真开展工作，科研成果斐然。学校聘任教授不以资历而论，而把真才实学放在第一位，强调“有特殊成绩”或“于所任学科有重要学术贡献”。学校还举办各种学术讲座。学生办的壁报亦经常探讨各种问题，有时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展开争论，学术探讨蔚然成风。

西南联大实行的“通才教育”，也对浓厚学术空气产生了作用。“通才教育”是梅贻琦的主张，同时也是西南联大教授的共识。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针对《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中“通专并重”的思想，提出“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的思想。^[4]《大学一解》是梅贻琦授意教务长潘光旦写成的，其思想自然也包含着潘光旦的见解。中文系主任朱自清也说：“大学教育应该注重通才，不应该一味注重专家。”^[5]理学院院长吴有训“要学生多选外系的课，若选的全是物理系的课，他常不肯答应，而要你改选唐诗、逻辑等文学院的课。”^[6]为了贯彻通才教育方针，西南联大制定了严格的选课制度，如文学院的学生除专业课外，还必须在哲学概论和科学概论中任选一门，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中任选二门，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任选一门；理学院的学生必须选一门数学、一门社会科学和二门自然科学，而“大一国文”“中国通史”和“大一英文”等则是全校性的公共必修课。这些课培养了学生宽广的知识面，塑造了学生作为“通家”的性灵。由于选课面广，就要求学校能开出足够的课供学生选择，据统计，“西南联大办学的八年中共约开出了1600门以上课程，每年所开课程都在300门以上。”^[7]而选修课又都是教师的专研科目，如果没有心得或独到见解，是开不出选修课的，即使开出，也会被淘汰。也就是说，选修课又反过来促进老师去钻研学问，致力学术创造。这就有利于在教师中形成浓厚的学术风气。而在教师的影响下，尤其是在课堂上深入的探讨中，学生也养成了崇尚学术，乐于创造的风习。全校的学术风气就这样浓厚起来了。

选修课需要名师，学校的品牌更需要大师，梅贻琦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把“大师”作为大学的标识树立起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8]在他的罗致下，清华大学已有一批名师，学校名声已雄踞全国高校前列。三校合并，大师骤集，西南联大声名甲于天下。一些学生横下一条心“就是要上联大”，^[9]正是西南联大声名的吸引。让我们看看文学院的教授阵容吧：^[10]

中国文学系：

朱自清　罗常培　罗　庸　魏建功　杨振声

陈寅恪　刘文典　闻一多　王　力　浦江清

唐　兰　游国恩

外国语文学系：

叶公超　柳无忌　莫泮芹　陈福田　燕卜荪

黄国聪　潘家洵　吴　宓　陈　铨　吴达元

钱钟书　杨业治　傅恩龄　刘泽荣　朱光潜

吴可读　陈　嘉　冯承植　谢文通　李宝堂

林文铮　洪　谦　赵诏熊　闻家驷　陈家民

温　德　黄炯华　胡　毅

历史学系：

刘崇鋐　雷海宗　姚从吾　毛　准　郑天挺

陈寅恪（双聘）傅斯年　钱　穆　王信忠

邵循正　皮名举　向　达　张荫麟　蔡维藩

噶邦福吴　晗

哲学心理学系：

汤用彤　冯友兰　金岳霖　沈有鼎　孙国华

周心庚张荫麟（兼）冯文潜　贺　麟

郑　昕　容肇祖　王维诚　陈　康　敦福堂

王宪钧

有这样多的名教授，西南联大怎么不成为名牌大学呢？大师可以罗致，但更主要的是创造大师成长的土壤和环境，自己培养大师。上述文学院的大师，有的是在西南联大成立之前就出了名的，如陈寅恪、吴宓、刘文典，有的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声名才达到高峰的，如闻一多、冯友兰、钱穆，有的是进了西南联大之后才成长为大师的，如吴晗、贺麟、冯至。学生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焉能不耳濡目染，成其大器。梅贻琦在其著名的《大学一解》中提出的“从游说”把这种关系阐述得很透彻：“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11]

大师自有大师的风采。早在南岳山中，吴宓“每晚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又有合并，有增加，写完则于下加以红笔勾勒……翌晨，雨生（按，吴宓）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12]教书十多年的老教师如此严谨不苟的态度，雕琢出了“欧洲文学史”精品课程。陈寅恪在昆明讲“隋唐史”，开课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此非狂人妄语，听他课的学生说：“一学年的实践证明，寅恪先生所讲确是他发人之所未发的独到之见。”^[13]他国学根底之深，令人仰止，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雷海宗博闻强识，讲《中国通史》不带片纸只字，按编年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往下讲，滔滔不绝而又井井有条，边讲边板书，人名、地名、史实、朝代年号，准确无误。刘文典讲《文选》，这样一个庞大的课题，要讲的东西可多了，但他讲了一个学期，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问题是如何找到那么多话来讲？这就是学问。而体育教授马约翰，上课时满口英语，劲头十足，先带学生绕操场跑两圈，再走着做准备活动两圈，而后边讲课边做示范动作，一丝不苟。马教授那时已是60开外的年纪了——他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体育形象。

不要以为这些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大师讲课一定很专制，恰恰相反，他们从不自以为是，而是把学生作为一个探讨交流的对象，鼓励学生思考，并虚心听取学生的意见。金岳霖讲课，阐述一个问题以后，常常问学生：“你以为如何？”如果学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就开始和学生讨论，有时把一堂课都变成了讨论课。后来成为哲学家的学生王浩把这种民主学风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他说：“在课堂上，有些学生常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的都不对，以后重讲。”^[14]朱自清讲杜甫的《羌村三首》时，碰到了这样一个学生，他认为朱自清对“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的解释有些欠妥，并当堂谈了自己的意见。朱自清听完，思索一阵后说：“你这样解释，更合情理。”于是采纳了学生的意见。^[15]这种例子在西南联大实在不少。闻一多在鲁迅纪念大会上，当着数百人的面向鲁迅画像鞠躬道歉的事，在古今中外也是少有的。西南联大的这种民主学风，使之成为人才成长的沃土。

二、艰难困苦

但是，西南联大的教育环境并不“遂心如愿”，而是在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中坚持弦歌不辍的，以上所讲是有利于人才成长的一面，事实上还大量地存在着不利于人才迅速成长的一面。

西南联大教育条件的不利方面可以用“匆促、动荡、困苦”六个字概括。

“匆促”突出表现在西南联大的举办和结束。卢沟桥的炮声本是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逻辑推演，但中国军政当局竟然没有意料到。炮声响了，才开始策应，一切显得匆促。因此大学撤出京津，组成临时大学的决定都是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前，各校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决策后许多准备工作都来不及做就匆匆南撤。以1937年7月19日闻一多离开清华为例，“昨天我都没有走的意思，今天我才突然有个必须走的念头”^[16]，所以仅带了《殷墟书契前编》和《三代吉金文存》两部书，家中细软包括妻子陪嫁首饰都没带出。有的教师则是化装出城，从敌人的刺刀边经过的。在这种情况下，教书做学问的条件何从具备？个人尚且如此，学校的大宗财产无法运出则可想而知。而在长沙开学，除了教室和食宿的简单条件外，一无所有，教师上课仅凭平时的学术积累，有的课甚至连一本参考书都没有。所以，才有燕卜荪上课时把大段大段的《奥赛罗》以及乔叟和斯宾赛的诗篇一字不错地默写在黑板上，“使人想起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天下无书，大部分全靠那些白发皓首的大儒们将经书整部整篇背诵出来”^[17]的壮举。长沙甫定，又匆匆迁滇。在滇办学的仓促且不说，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也是匆促的。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师生归心似箭，但学校北返的日期，常委会却几经反复，难以决定。在日本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三天，学校常委会即开会决定，把复员时间大致规划为12月末，下学期在北方上课。两个月后，梅贻琦传达全国教育善后会议精神即蒋介石“准备愈充足愈好，归去愈迟愈好，政府不亟亟于迁都，各校也不应亟亟于回去”^[18]的指示，取消了原来的时间规划。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云南省主席龙云被国民党劫持去重庆，一是发生了“一二·一”惨案。西南联大面临的形势更严峻了。1946年1月30日，学校常委会决定：本大学提前于5月4日结束。3月20日常委会做出了更为积极的决定：5月10日起开始迁移。但经多方联系，交通问题解决不了，无法按期迁移。于是常委会不得不于4月10日另作决定：“暂缓结束”，并将下学期在昆明开学的时间定在6月3日。但昆明的政治形势实在令人担忧，新任云南省主席卢汉政局不稳，他希望西南联大早一点离开，以免发生事端，曾写信给教育部长朱家骅说：宜促联大于4月迁校，限5月间。^[19]在政治压力下，为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一二·一”的惨案，师生均不愿“暂缓结束”，于是，4月24日，常委会再次开会决定：“本大学应仍照原定日期结束”。但此时，离结束之日只有10天时间了。以10天时间办理最后的结束并迁校事宜，未免太紧张了！所以说，西南联大的结束也是匆促的。这所战时大学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中途的许多事情也匆匆。这匆促，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南联大的教学、科研和各方面的工作。

“动荡”是西南联大的基本特征。外部动荡不说，内部动荡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南联大的成就和质量。动荡之一：办分校。长沙临大把文学院设在南岳山中的圣经学校，习称“南岳分校”；在昆明，学校初到时只好把文学院和法商学院置于蒙自，谓之“蒙自分校”；1940年11月，由于战局恶化，决定设立“叙永分校”，于次年1月开学。这三所分校，从时间上说，前两所较短，每所仅四个多月，后一所稍长，为半年余；从地点上说，一所比一所离校本部远，也就是说，办学的难度一所比一所更大。当时的交通条件和通信设备还很落后，办学的艰难可想而知。动荡之二：“跑警报”。1938年9月始，日本飞机开始轰炸昆明。面对日机的轰炸，人们只能消极躲避。9月13日，昆明首次发布空袭警报。有时上着课，空袭警报响起，只能停课以避，后面的课当然遭到冲击。虽然有时老师将课堂移到茂密的树林中，如陈达有一次曾坐在土坟上给同学上课，但那毕竟只是少数。后来学校根据轰炸规律，把上课时间调整在早晚，并规定“遇有空袭警报时，应一律停课疏散，于警报解除后一小时内，仍照常上课”^[20]，做了一些弥补，但大好的时光毕竟浪费掉了许多。且晚上的课，限于光线，效果较差，更勿论有时校舍被炸，课都上不成。灾难促成了吴宓月光下讲“文学与人生”课一类的美谈，其实是事出无奈。轰炸时期，教师更多一层困难：妻儿老小不便逃避，于是许多教授只好移居城外，进城上课，需行几公里、十几公里不等，那条件的艰苦，时间的浪费不堪诉说。动荡之三：政治斗争。“皖南事变”对西南联大部分学生的学习造成过影响，由于有学校的抵制和云南省政府的庇护，影响仅为局部。“一二·一”运动对教学造成的影响就大了。由于反动当局妄图发动内战，广大师生不得不暂时舍弃宝贵时间呼吁和平。气焰嚣张的反动派竟致开枪威胁并造谣污蔑民主运动，遂酿成学生的罢课。反动派一意孤行，公然开了杀戒，制造了“一二·一”惨案。罢课持续了一个月始复课。而整场运动持续近四个月。虽然斗争以胜利告终，但花费师生的时间、精力乃至生命的代价是与教学和科研的目标不一致的。后人从政治的角度可以总结出这场运动的许多价值，但从教学的角度说，它却是一大损失。

“困苦”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抗战时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对于西南联大师生，恐怕困苦的内涵更多一些。虽然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训，但困苦若威胁到生存，恐怕也就难以“玉成”其事了。西南联大的师生正是到了生存困难的程度。师生初到云南，使用的法币与滇币的比价较高，物价又较为低廉，所以日子较为好过。半年之后，物价开始上涨。1939年9月的《云南日报》短评指出：“自今年正月至今，物价增长不止三倍。”而1941年1月的米价，比1937年下半年上涨了10倍。据杨希孟教授的统计：“到三十二年下半年薪金的实质只等于战前法币八元。由三百数十元的战前待遇降到八元，即是削减了原待遇98%。”^[21]为了维持生计，教师开始是当物品、当衣服、当书，后来是到外校兼课，闻一多还干起了手工活——刻图章，“师范学院副教授萧涤非……不得不忍心把初生的第三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22]学生则靠贷金维系生命，课余外出兼差，如做家庭教师、卖报、校对、当邮差等等，实在不行，只有休学去工作，挣到了钱，再来继续学业。因此，超负荷劳动、营养不良、透支生命是西南联大师生的普遍生活状况。无论老师还是学生，受精力和体力的限制，上课的质量多少是受到些影响的。而科研方面，成果的相对减少，获奖数量减少和等级降低就是受影响的例证。科研和教学都需要一定的条件，那便是图书资料，理工科还需要实验仪器。西南联大的公共图书仅有几万册，满足不了同学的借阅，大多摆在阅览室，供当场阅读，一人“抢”到，别人就不能插手，由于翻阅率高，一本书往往被翻坏。各系资料室也有书供学生阅读，但数量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读书不可能按计划进行，往往是有什么读什么。教师的科研也只能“因地制宜”，有哪方面的资料研究哪方面的学问。例如，王力在长沙从地摊上购到一部《红楼梦》，于是以《红楼梦》为蓝本研究语言学。理工科的仪器设备更有限，学校设法购到一些，老师“土法”制造了一些，勉强开出了实验课，但教师高深的研究则受到了限制。因条件限制而阻碍了研究的进行，等于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乃至学术生命。此外，西南联大校舍的简陋简直难以置信，租借的不说，就是有名的“新校舍”，亦是小平房。房屋全是土基（土坯）垒成，宿舍是茅草屋顶，教室是铁皮屋顶，只有图书馆和食堂是瓦屋顶。屋外是土路，屋内是泥地，到了雨季，屋外泥泞，屋内潮湿。昆明多有阵雨、急雨，有时近乎冰雹，骤雨击顶时，声音盖过人声，老师没法讲课，于是产生了陈岱孙板书“下课赏雨”的故事。铁皮屋顶，冬冷夏热，人在其中很是难过。泥土道路，高低不平，路人行走不便。金岳霖先生眼睛高度近视，学生们时常见到他“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23]有时他碰见冯友兰，问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于是两位教授大笑，擦肩而过。^[24]师生就这样以幽默化解困苦。西南联大的困苦，举不胜举。从西南联大成立到如今，数十年间辉煌灿烂的教育和科研成果，似乎又印证了段首所引的古训：“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总之，浓厚的学术气氛是西南联大办学成功的条件和奥秘，难以承担的艰难困苦影响了学校的教育，同时磨炼了师生的意志——自觉的文化承担和人才建国使命使教授们致力于学术创造和教书育人，各位大师各显神通、金针度人，自由、民主、独立、开放的学风和“通才教育”的方针使学生文理兼备、全面发展、思想活跃、愿意交流，师生间的平等关系与学术探讨形成了求知索解、崇尚真理的风尚，诸种因素使西南联大成为民主自由的堡垒，精神文化的圣地，学术创造的前沿，同时，西南联大又是一所匆促、动荡、困苦的大学，艰难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学业和成才速度，但也磨炼了师生的意志，使他们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教学成才并设法创造佳绩。在纪念西南联大建校75周年的今天，总结西南联大的历史和办学经验，一味地强调其条件的优或劣都不符合客观实际，只有既看到“优”又看到“劣”，并且认识师生们的创造精神和克服困难的作为才能接近真实的西南联大。本文所谓对于今天办大学的启示也正来自这一点。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注释】

[1]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13页。

[2]张谷等：《王力》，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8页。

[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58页。

[4]梅贻琦：《大学一解》，收录于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5]朱自清：《论大学共同必修科目》，收录于《朱自清全集》（第八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31页。

[6]郭沂曾：《忆西南联大物理系》，收录于《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28页。

[7]杨立德：《西南联大教育史》，成都：成都出版社，1995年，第43页。

[8]梅贻琦：《就职演说》，收录于黄延复等：《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00～301页。

[9]王景山：《就是要上联大》，收录于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编：《难忘联大岁月》，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10]《清华大学史料》（第三卷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89～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