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民族教育价值取向

金志远

在全球一体化和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教育（指我国55个少数民族教育）也因此而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门领域，各种有关民族教育问题的讨论和观点非常活跃。但无论是宏观的民族教育政策还是微观的课程教学，都无法绕开民族教育及其价值取向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背景下应如何选择和确立，亦即，我们究竟能够以什么样的价值目标、坐标和准则来思考和重构我国的民族教育。在各种观点的讨论和碰撞中，有一种观点倾向是影响比较持久而且处于主导地位的。这种观点强烈反对民族教育的普通教育取向和全国化（包括城市）取向（因为民族教育服务的地区大部分在农村牧区），主张民族教育要充分反映和体现民族特点，培养民族化人才，为民族地区服务。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和观点存在问题。在全球一体化和我国进入多元文化社会时期，民族教育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有关民族教育的价值选择等问题需要重新讨论、审视和加以修正。

一、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形态是确立我国民族教育价值取向的现实基础

在社会转型期，民族教育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它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它如何应答当前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问题？

21世纪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不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时代发展提出的新的课题。就国际背景而言，至少需要关注四个方面，即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和民主化。所谓全球化，是就生活的空间而言的，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是以一个大地球村为参照系的，我们处在一个全球互动的新空间内；信息化，是就技术手段和经济发展特点而言的，我们生活在信息泛滥的时代，知识和信息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信息技术正改变着生活和生产的方式；多元化，是就生活方式和文化特点而言的，大一统的局面早已烟消云散，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求同存异和谋求共赢是大势所趋；民主化，是就社会政治和价值取向而言的，即在新时代里，人的发展具有了更重要的地位，民主权利和多元参与将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就国内社会发展的形势来说，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大问题有：市场经济、政治文明、小康社会和科教兴国（人力资源战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也是主导我国社会生活变化的主要社会力量，市场之手无所不在，市场经济是我们民族教育需要直面的一个基本背景。重视政治文明，加速民主法制建设，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新趋向，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关注政治文明、关注制度建设，这是民族教育需要重视的社会政治环境。和谐社会是近期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向，指明了社会生活变化的基本特征，这是民族教育发挥作用的新舞台。科教兴国和人才战略是我国推进社会进步的重大国策，它标示着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和教育综合地位的提升，是开展民族教育所必须依托的国家的文化教育政策。上述四个方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国策，也涉及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阶段，是整体把握我国社会改革与发展的一些关键角度。民族教育的发展，须以此为平台，确定自己的发展取向。

在这样一个国内外背景下，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和民主化的凸显和影响是我国当前社会最为鲜明的变化。这种转型从根本上说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至少体现在依附型社会向自主型社会转型，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型，强调稳定型的社会向强调发展型的社会转型，非竞争社会向竞争型社会转型。这种社会转型打破了文化上原有的“坚冰”状态，使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差异日益加大。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价值选择上，差异性远远大于一致性。进一步加剧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等的矛盾冲突。有的研究者指出，目前中国有三种价值观形态同时并存：一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集体为本位的价值观；二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所形成的重功利、重才能的能力本位价值观；三是极端个人主义、绝对功利主义的价值观。^[1]可以说，社会和文化的转型，为不同价值体系的对立提供了条件，表现在价值评判体系上，则是原有的传统价值评判体系不断受到新生的价值评判的挑战，不符合社会转型的那部分价值评判逐渐地被新生的价值评判所取代，原有价值评判体系在社会转型中逐渐被重组、更新，这一体系的原有社会控制功能在不断地被削弱，多样化的价值判断的格局已经形成。它对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所产生的双刃性、弥散性和深刻性影响，使人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预见能力降低，可以说不确定性大于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使我们对中国社会当前转型的时代背景进入到深层次的认识，即：在中国，一个缓慢、稳定、相对封闭和单一的社会形态正加速成为过去。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多元互动性、开放性的信息社会正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必须面对的一种生存环境，通过日常工作和生活等形态且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着个体，尤其改变着青少年。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深刻变化对个人的生存方式产生渗透式影响。对于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和民主化这一社会大背景及其对教育所带来的影响，民族教育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

二、民族教育以民族地区为取向的理论误区

长期以来，民族教育理论和政策中，有一句天经地义的经典，即民族教育为民族地区服务。如果民族教育办成功了，是由于民族教育为民族地区服务的结果，反之，民族教育办失败了，是由于民族教育脱离民族地区的后果。有研究者认为，“民族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相结合，为振兴民族地区服务，这是发展民族教育的立足点。根据民族教育的特点，民族教育必须为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这是民族教育的特殊规律之一。在办学中，民族教育要与当地少数民族地区的致富联系起来，不能脱离实际，不能片面追求升学率。在办学指导思想上，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于民族教育必须为当地民族地区建设服务，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2]这些话不是这位研究者第一个说出来的，只要我们随意拿一本与民族教育有关的书籍，就会看到这些话。应该说这句话并没有什么不妥，问题出在过于强调这句话，仿佛民族教育不为民族地区服务的话，就不成为民族教育，民族教育的本质就是为民族地区服务。如果按这句话推理的话，很多问题就解释不清楚。诸如，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动员内地教师和高校毕业生支边，并有计划地开展内地与少数民族地区院校之间的对口支援协作。在办学条件较好的内地高等学校举办民族班、预科班等现象如何解释呢？民族教育为民族地区服务的理由在于，民族教育的对象是少数民族成员，并以少数民族身份作为民族教育取向的现实依据。显然，这种以少数民族身份属性来确立和构建民族教育价值取向的思维方式是简单的、线性的、静态的，它忽略了当前全球一体化和我国多元文化社会的进程对少数民族身份结构的影响。因此，只把当前的少数民族身份看成是静止的、固定的人群，看不到它的复杂性、流动性和变化性，也就无法正确把握民族教育的发展取向。我国是一个大杂居小分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尤其在今天已经有很多少数民族人口在内地和大城市生活和居住，对此有学者通过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族际人口流迁呈现了空前的规模，并具有一些新的特点。西部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东部，分布范围大大扩展。大量少数民族迁居中东部，使得我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由1982年的77．64%逐步下降到2000年的71．27%；民族8省区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由1982年的69．59%下降到2000年的63．16%。而与此相应，中东部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则处于上升趋势。”^[3]难道对这些地区服务就不叫民族教育吗？另外，由于我们长时间过于强调民族教育为民族地区服务，导致民族地区教育和内地教育差距越来越大。多年来，我们的制度设计和管理体制，一直以民族地区为取向。这种以民族地区和内地分野的两极模式来设计和规划民族教育发展，强调民族教育面向民族地区，缺乏对民族地区和内地关系的准确把握和统一规划的思想，加速了民族地区和内地教育发展上的“马太效应”。我们说民族教育具有双重属性，既要为国家发展服务，又要民族地区服务，倘若一味强调其中一个属性，不就不符合民族教育的本意了吗？

三、民族教育坚持以民族地区和全国化为共时取向

首先，应当承认，长期以民族特色和地区为主，以民族受教育者为主要教育对象的民族教育，倡导为民族地区建设服务的民族价值取向是有它特殊的政治和文化意义的。这个原则不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必须始终坚持。但今天我们处于全球一体化和多元化价值取向加速变革的历史过程中，这种过程不能仅仅被看成是一场简单的人口流动和转移，更重要的是一场在现代文明催生下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生存方式的变迁，更是一次价值的重构过程。所以民族教育以全国化，包括内地现代化大城市为取向，从本质上看是人的现代化过程。其次，教育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为人的知识和能力发展服务的。而不仅仅看作是为区域发展服务。这是由民族教育为人的发展服务功能所决定的。对民族教育和内地发达地区教育而言，民族地区和内地只是地域性分界和区域性的划定，尽管有它的特殊性，但决不意味着两种不同性质和价值目标的教育体制和模式。确立民族教育的民族地区和内地现代化城市为共时取向，将有利于摆脱民族教育长期以来在民族地区和发达的内地取向之间徘徊不定的犹豫状态，实现民族地区和内地教育发展方向和价值目标上的融合，逐渐消除两者在发展过程中的分离和不均衡状态，从更长远的意义上看也有助于打破民族地区和内地的二元分割甚至对立，最终实现二者的一体化。因此，这种取向不仅有利于民族学生顺利进入主流社会，而且促进民族地区教育的现代发展，甚至对整个国家的教育现代化进程都将具有深远的意义。第三，民族教育的实然状态，是民族教育的当下背景和现实依据，也是确立民族教育价值坐标的依据，但这种依据不能成为我们固守民族教育现状的绝对理由。教育本身的超前性和未来性决定了民族教育必须有超越实然而对应然状态的价值追求，这种应然状态就是对现代文明的渴望、趋同和对现代教育的追求，它集中反映了现代社会发展对民族教育发展的价值期待和诉求，构成现代社会对民族教育发展的一种价值指引和规范，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新的实然。不过，这种应然能否顺利地转化为新的实然，还受制于教育主客体、目的和价值标准等诸多因素。其中，民族教育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推动者对所追求的应然的认同和接纳，坚持自觉地朝向这种应然的状态去努力，是实然到应然转化的关键所在，也只有当我们对民族教育目的、内容和价值取向的实然状态清楚地了解和把握，并坚持在教育观念上和行为上自觉地趋向应然，民族教育在理念、目标和价值等诸多方面才真正会走上现代教育的发展之路。最后，多年以来，民族地区和内地二元结构已经造成了我国教育整体发展上严重分化甚至二元对峙的格局，也使民族教育在发展取向上始终摇摆于民族地区与内地现代教育两极之间。这种摇摆不定使民族教育成为与内地现代教育相对应甚至对立的概念，同时也成为实际上被允许滞后于内地现代教育的模式，使自己日益走向边缘化。因此，民族教育服务对象和发展取向上坚持民族地区和内地现代化城市为共时取向，才能扭转这种尴尬的局面。

综上所述，民族教育要满足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满足少数民族传承本民族的文化和对本民族认同的需要，更要满足少数民族受教育者获得身心全面发展的需要。要正确处理好三者的关系，要看到三者之间的依存性和互补性，不能片面拔高或贬低其中任何一方。由此，应从民族教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的历时性，区域、国家和全球视野的共时性的当代视域来确立民族教育的发展取向和价值定位。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注释】

[1]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价值与文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2]凌绍崇：《民族教育新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3]王希恩：《当代族际人口流迁与民族过程》，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5期，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