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作沉泥玉,不作媚渚兰”,刚正不阿是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之一,也是一个人最为高尚的品行之一。我国著名的革命家和教育家徐特立在其著作《我的生活》中说道:“知识要圆,行动要方。”刚正不阿是人们的立身之本,人们需要这种正直、正义的精神,若一个人失去了刚正、正直的心,整日浑浑噩噩,任由别人摆布,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不敢听、不敢讲公道话,那么整个社会也就没有了公正可言。
现实生活中,人们自幼便被教育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上学后,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老师们也无一不是教育大家要做一个刚正不阿的人。但是,在实际的为人处世中,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在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刚正不阿已显得愈发珍贵。清华人,作为我国最高等学府的代表,他们却能为常人所不能为,将刚正不阿的珍贵品质深入到自己的骨髓中,从而为人们、为社会带来一股清新的正能量。
号称“死不甘心”的自由斗士的殷海光,是我国著名的逻辑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他是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和启蒙大师。早年他在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求学,毕业后进入了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师从于我国著名的逻辑学专家金岳霖。他的一生,是不畏强暴的勇士的一生,他为人刚正,坚持真理,从未被强权吓倒过。
1942年,殷海光经过了在西南联合大学的4年刻苦学习后,考入了清华大学的研究所,但热心政治的他,很快便卷入了校园内的各种政治斗争中。在1944年底蒋介石发表的《告知识青年从军书》的鼓动下,年轻气盛且对国家富有强烈责任心的殷海光放弃了来之不易的学术研究的机会,毅然决然地投笔从戎,参加了当时的青年军,准备为祖国和民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几番努力进入军营后,经过了8个月的摸爬滚打,天生书生气重的殷海光发现自己实在不适合军队的生活,无法成为一名铁血军人,无奈之下他离开部队回到重庆。但是这点挫折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而是转换目光,开始了在政治场上的角逐。
踌躇满志,一心想干出一番大事业的殷海光在同乡陶希圣的帮助下进入了国民党创办的《中央日报》,成为了替国民党摇旗呐喊的吹鼓手。不久,殷海光就认识到,像这样喊口号、歌颂丰功伟绩完全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于是,他完全没有考虑自身的个人处境,调转枪口转向国民党,不断对其进行尖锐的讽刺。1948年11月4日,他更是直接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赶快收拾人心》的文章,猛烈地抨击国民党的权贵和其对国内外的政策,并因此惹怒了蒋介石,受到蒋介石严厉的斥责和警告。但深入骨髓的刚正精神让他不但没有退缩,反而迎难而上,在1949年3月又发表了一篇社论,讽刺跟随蒋介石到台湾的政要都是“政治垃圾”,因此受到国民党的攻击和迫害,不得不离开《中央日报》。
殷海光离开《中央日报》后只觉一身轻松,不久就到台湾和胡适、雷震等创办了在当时影响力颇广的半月刊《自由中国》,推出了以“今日的问题”为总标题的一系列社论,对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存在的严重问题展开了全面的探讨,他在其中提出的一些尖锐的问题再一次惹怒了蒋介石,受到了蒋介石的一系列攻击迫害。紧接着《自由中国》被国民党查封,所有的编辑都被软禁,台湾的“警备总司令部”还专门为殷海光设计了一个陷阱,买通了他的一个朋友,利用其对国民党的不满来引诱他,准备在得到充分的证据后就对他动手。幸好国民党的这一诡计被他的好朋友识破,使得殷海光逃过一劫。差点被捕的殷海光依然没有被这些白色恐怖吓倒,反倒激起了他骨子里的宁折不弯的刚正精神,斗志昂扬,继续在各种杂志上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的罪行。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刚正不阿的精神,才支撑着殷海光不断地战斗,终其一生为祖国和民族的复兴而奋斗,直至1969因病去世。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国家和民族都亟须这样正直的年轻人来拯救和振兴,而且在那样的年代,面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和困难仍能保持刚正不阿的清华人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胡乔木先生虽然只是从清华大学肄业,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后来成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获得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家等一系列头衔。
1930年,胡乔木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因为不想把过多的时间花费在实验上,而是想将更多的时间用于阅读书籍,于是,他转入了历史系。在学校,胡乔木接触到了很多新的思想,并开始参加一系列的学生运动,接着还秘密加入了共青团,成为了进步组织读书会的骨干。1930年,刚正不阿一心报国的他被北平团市委吸收,被委任为市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但好景不长,不久,他就被以“同情‘托派’分子”的罪名调离了岗位,后来,他离开了北平回到南方。之后进入浙江大学求学,又因为“插图”事件被当时具有严重法西斯教学思想的浙大校长郭任远认定为“赤色分子”,对他十分不满。就在胡乔木即将升入大四时,郭任远通知教务人员把胡乔木的考试成绩由80多分改为50多分,判定其不及格,然后,以此为由开除了他。这件事情被正直的费巩老师知道了,他积极地为胡乔木申辩,但专制的郭任远还是把胡乔木等十余名学生开除了。胡乔木没有因为被开除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他依然积极地和志同道合的老师、同学联系,将党的指示和思想传播到了浙大的每个角落,还组织了一场“驱郭运动”,成功地推翻了郭任远在浙大的统治,迎来了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的竺可桢校长。不久,胡乔木自己也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追随毛泽东,长期担任主席秘书,人称“中共中央一支笔”。
清华人的正直不单是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才存在,在如今这个和平的年代,正直、诚实依然是清华人坚守的宝贵品质。
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现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他曾给化生基科班的毕业生留言:“做诚实的学问,做正直的人。”他认为,最基本的学术道德就是诚实地做学问,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完全尊重原始的实验数据的真实性,必须时刻警惕在研究和学术论文分析时出现错误理解和错误结论。同时做人也要诚实,但更重要的是要正直。诚实而正直并不代表固执和木讷,一个人不可能从小到大都没有撒过谎,一个成年人也不可能每句话都是完全真实的,若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是允许善意的谎言的,这不仅是符合情理的,同时也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比如对于病危病人的适当隐瞒和安慰,即是对他的关心和爱护。但在一般情况下,则要谨记,邪不压正,社会风气需要人们保持一颗正直的心,学术风气更需要正直。在学术界,国内存在着一些歪风邪气——学术潜规则,它的危害程度绝不亚于学术造假,而且比学术造假更具隐蔽性。这一现象很广泛,而且很难人赃俱获,给之以应得的惩处。现在国内最大的学术潜规则就是“官商勾结” ,各取所需,那些掌握了立项、评审大权的科学家们通过和有实权的局处级领导合作,利用手中的权力取得国家大量的科研经费。这种学术潜规则严重阻碍了科研创新、学科新人的培养和年轻科学家的成长。
正直的施教授对这种情况深恶痛绝,明知公然发表这些看法会戳中那些人的痛处,引起他们的憎恨,可能给自己带来一些无法想象的后果,但是,本着一颗正直的心,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回国报效国家的目的,他还是毅然发表了这些言论,只希望自己的文章能起到一些促进科技体制改善的目的,希望每个人,至少是清华学子能从我做起,做一个自律和有职业操守的人,净化科技研究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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