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考改革亲历与思考

刘玉祥^[1]

今天是2016年9月19日。两年前的今天，上海公布了《上海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按照教育部要求，一省一市高考改革试点之旅正式起航。两年时间里，在各级领导和全体招考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改革蓝图一点一滴绘就，如今已经到了全面实施的关键时刻。

作为上海高考实务的落实者之一，我全程参与了当年改革方案的具体设计和此后各项工作的实质推进，深刻感受到高考改革的重任与意义。回首当初，教育部确定上海作为新一轮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试点省份，过程是深思熟虑、几经筛选的。之所以最终把先行先试的重担交给上海，不仅仅在于上海具有强烈的改革意愿、坚定的改革信心，还在于上海具有扎实的改革基础、丰富的改革经验。

从40年前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上海一直站立在改革的潮头浪尖，为国家层面摸索构建适合中国特色的招生考试制度立下汗马功劳，同时也积累了大量有益经验。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率先向教育部提出建立会考制度的申请，教育部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给予上海首肯。今天来看，这一探索其实已经内含了本轮高考改革的核心要义——“两依据”的身影。此后，上海成为全国第一个取得高考单独命题权的省份，更加精准地结合上海基础教育实际开展人才选拔，30多年的考试招生实践有力推动了素质教育导向，也为上海今日改革推进“一参考”埋下了伏笔。1993年自上海工业大学起步的自主招生试点工作为后来全国范围风起云涌的高水平大学自主招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也树立了上海高校坚持走特色招生的决心。2000年以后，上海实施春考制度，一直坚持到今天，并把招生对象从往届生扩大到应届生，开启了“多次招考、多元录取”的高考新格局，在“千军万马过一座独木桥”之外为考生打通了另一条宽广的升学大道。

2010年，上海发布了教育中长期发展纲要，其中专门论述了未来十年考试招生领域如何开展改革，许多今天的高考改革理念在那份发展纲要中都能找到踪影。那一年，我从高校调任市教委学生处工作，负责高考政策制订的部分事宜，并且起草当年高考改革方案。当时上海教育界已经开始对实施了20多年的高考制度与日新月异的教育发展之间存在的不适应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比如“唯分数论”、考“+1”科目带来的严重偏科现象、所有考生考同一张试卷造成的区分度不够、日趋复杂的加分种类引发的功利化乱象和潜在的招生腐败，等等。2010年至2011年，上海教育系统为此召开的各种层次专题会议不下上百场，一时间高考改革成为一个热词，产生了许许多多或者立即可行的、或者略显激进的改革动议。当时，就有人提到取消文理分科，只是条件不够成熟，反对声音比较大，又缺乏上位支持，因此那时没有达成共识。两年之后，教育部提出新的高考改革意见，不分文理科成为其中重要内容，这使得当时觉得非常遥远的设想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现实。

2012年，在前期讨论的基础上，取相对集中的意见并集，上海推行了一次较小规模的高考改革，主要的举措有四项：一是鉴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日臻完善，决定取消实行了十余年的综合能力测试，恢复“3+1”的高考科目设置；二是从专科自主招生开始，逐步扩大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在高考招生录取中的应用；三是充分考虑本科艺术体育类招生的顺序志愿录取特点，为有效降低艺术体育类考生的落榜率，将相关院校归类分设为艺术体育类第一批次和第二批次；四是严格按照上位要求，严厉整治高考加分乱象，逐步规范和取消一些加分项目。我回想2012年高考改革的定位，四项举措不是改革的终极目标，只是成熟一个、改革一个，想明白、有共识的内容就先改革；复杂的问题就逐步凝聚共识、合理设计方案，待条件成熟时再一一推出措施。改革永远在路上，既不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也不能一成不变、一触即溃。后来的改革实践证明，当时的想法是正确的。2012年改革，客观上为后来的“大动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和起点保障，2014年按照教育部改革精神设计的上海新高考方案正是在2012年思考和改革基础上得以稳步推出的全新模式。

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党的文件形式确定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以后，教育部有关司局和考试中心多次在上海开展专题调研，一次比一次更加明晰未来的改革导向。上海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调研讨论中不断增添改革动力，直至明确上海作为全国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试点省份。我参加过其中多次调研，记得教育部考试中心和上海教育考试院专门讨论过减少本科招生批次会带来什么利弊得失、上海有没有可能在“+1”科目基础上让考生不分文理地多选考两门其他科目从而减轻偏科沉疴等问题。深层次的探讨让我感受到教育部改革视野的宽广和改革决心的坚定。坦率地讲，这也正好与前两年上海已有的设想不谋而合。我想，这大约也是教育部最终选择上海作为改革试点省份，以及上海欣然接受教育部改革任务的根本所在！

就在这种默契下，日历翻到了2014年。那是一个高度紧张的夏天，一方面2014年高考招生录取工作如火如荼，另一方面高考改革试点方案设计箭在弦上。很多个日子里，我们手头的招生录取稍一落定，就要马不停蹄赶到市教委会议室讨论改革方案。2014年8月至9月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讨论改革方案的节奏非常紧张，不知多少个夜晚，市领导与我们一同研究方案到深夜。我记得最晚的一次是凌晨5点多才结束讨论，回到家里擦把脸、洗个澡，又要赶到办公室把讨论共识形成文字。现在回想起来，那些高强度的讨论确实是不可或缺的。毕竟这是一场没有先例可以参照、又要对全国形成影响的改革试点，任何一个有悖公平、无法操作的瑕疵都必须消除，每一个举措必须要反复推演、全面论证，想得再多、做得再深都不为过。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讨论如何计算选考三门科目的成绩。现在大家看到的方案中将选考三科按等级分折算的办法并不是一开始就达成共识的。为了如何公平、科学、有效地计算选考科目成绩，前后产生过不下十多种方案，期间相关同志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由于不同考生选考的三科可能不同，需要放在同一计分体系中比较，而各门选考科目天然存在得分难易差异，因此按原始分累加显然不科学。我们设计过将考生的选考科目成绩进行标准转换，最后呈现标准分，为此还专门请来统计测量学的专家设计模型、开展演示。然而，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随之而来。当专家向方案设计组的同志展示标准分模型时，一些不是理工科背景出身的同志听得云里雾里，由此我们担忧推出这样的方案，千千万万个没有学过高等数学的普通家长和考生能不能接受？一个没有群众理解基础、又和他们切身利益完全捆绑的高考改革方案究竟能走多远？高利害关系的高考改革方案显然应当不失公允而又浅显易懂。同时，无论按原始分计算、还是按标准分计算，都不能实现淡化选考科目“分分计较”这一高考改革设计初衷。由此，领导决定采用等级分的计分办法。但是，怎么采用，设多少等级？每个等级之间相差几分才合理？又成为一组新问题放在了方案设计组的案头。当时，基本边框已经确定，每门选科满分70分，底分40分，功课要在30分之间做。曾经设计过共设6级，每级相差6分；或者共设7级，每级相差5分的两种方案，但都存在分差过大的风险。后来，又设计过等差数列式分差、纺锤式分差等方案，也都一一在反复论证中被舍弃。最终在各种方案比较的基础上，选择了共设11级，每级相差3分。这一方案的矛盾相对最小，既解决了不要“分分计较”的难题，又规避了原始分相差1分，等级分出现“悬崖式”差距的问题，而且3分一级也便于折算和理解。选考科目怎么计分的问题，在与教育部领导层面商讨的时候也有诸多不同意见的争议，最终上海方案得到了教育部的一致认同。后来，浙江方案在这一问题上也采用了和上海同样的办法，并且在这两年全国其他省市公布的方案中也基本采用这一办法。由此可见，一项改革方案绝不是文字优美就可完事，当中涉及的复杂操作问题必须静下心来，反复优化，这样的方案才能最有效体现改革要义，得到最广大群众的支持。

上海高考改革方案推出至今已经两年了，马上要进入到实质性操作阶段，2017年高考日虽然距今还有大半年之久，但操作工作已经迫在眉睫。随着高考报名等环节的临近，相信一定还有许多之前没有考虑穷尽的新问题会慢慢浮出水面，这一切都需要政策设计者和考试招生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敏锐的判断力加以及时解决。高考40年一路走来的风雨历程告诉我们，在今日中国恐怕没有几件事情比高考更加牵动社会敏感的神经，因为它承载的不仅是考生家庭的未来所系，更加是国家发展、社会繁荣、民族振兴的希望所在。作为见证和执行高考改革的招考人员，肩负责任重大，承接使命光荣，应当秉承无数前辈的优良传统，凝心聚力、革故鼎新，以开拓的思维、踏实的作风、灵敏的应变、奉献的精神为即将到来的壮丽改革抒写无愧于时代的灿烂篇章。

注释

[1]作者简介：刘玉祥，男，博士，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常务副书记、副院长，从事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管理与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