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地方吗

学校这种专门教育机构的设置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行社会分层的需要。在原始社会，人们还没有考虑到要设置一个专门的教育机构，那时候的教育手段主要靠的是言传身教，氏族首领和普通的氏族成员共同拥有本氏族的全部财产，他们受到的教育基本上也是一样的。教育内容主要是以技能为主的劳动教育，但在性别上还是有所区别的，男人主要学习狩猎、农耕、放牧，女人主要学习采集、种植、家务、纺织。

在我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时期，第一个继承者是禹的儿子夏启，从他开始，财产出现了私有化，整个社会上的人们就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层。在当时的社会上有这么两类人，一类称之为奴隶主，一类称之为奴隶，这两类人就代表了两个不同的社会层级，虽然他们在肤色、鼻子、头发、四肢、大脑等生理属性方面没有任何区别，但是，由于奴隶主手握军队、财富和政权，一方面是为了延续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剥夺奴隶拥有这些权力的机会，奴隶主必须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和权力系统，并且希望他们的子女能够把这种特权继承和延续下去。为此，他们认为有必要为自己的子女建立起一个系统的教育体系，让他们掌握文字，学习政治、伦理、宗教、道德、礼仪、诗歌、音乐、舞蹈、射箭、驾驶、计算等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高大上”的知识和技能，继而，一个专门用来教育奴隶主贵族子弟的机构应运而生，它就是学校。

自学校产生之后，统治者就逐渐建立起了从都城到地方乡闾的具有等级性的教育系统，“达官显贵的子弟依家庭的品级可以进入专门为其设置的贵族学校，一般庶民百姓的子弟只能进入水平较低、待遇较差的学校。前者大都进入了以讲授儒学为主的学校，毕业后就成为各级各类封建官吏的候选人；后者只能进入一些专科性的学校，接受专业知识的教育，毕业后成为一名专业人才，教育的等级性、阶级性由此可见一斑”。⑩那时候不是“知识改变命运”，而是“知识控制命运”“知识统治社会”，拥有知识就意味着对权力的垄断。不过，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统治者需要在社会上广纳贤才，这样一来，虽然贵族子弟依旧保持着上贵族学校的特权，但是，贵族学校入学资格的阶级限制被逐渐放宽，甚至没有贵族身份的商人也可以花钱给子女买得一个上大学的入学资格。

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政治的动荡不安，王朝的教育衰落，民间的私立教育开始兴起，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层级之间的融合。孔子是我国私学的创立人，他奉行有教无类的原则，学校的门槛向平民百姓开放，正如他讲道：“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意思是：“只要带着十条干肉来见我的，我从来没有不给予教诲的。”像墨子、孟子、荀子、庄子，这些学术大家都举办过私人学校，门生众多、学派林立。相传孔子培养弟子三千，其中有颜回、子路、子贡等七十二贤达之士。

随着私学发展渐趋规模，一个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的私学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在两汉时期，有的私立学校学生多达千人以上，设立了相当于大学教育的“精舍”或“精庐”。唐代的私人办学风气渐盛，许多著名学者既是朝廷高官，同时也是私立学校的教师，例如柳宗元、韩愈。我国宋代的私学教育非常发达，书院教育闻名于世，特别是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更是名噪一时，朱熹、陆九渊、叶适、陈亮、吕祖谦这些著名的思想家主持各大书院并主讲课程，他们招收学生不分阶级阶层，吸引了众多优秀的平民子弟。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私立学校的蔚然兴起和学术文化的繁荣场面用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写的名句——“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来描述也不为过。

在唐朝的开元、天宝年间，学校教育可以说发展到了一个鼎盛时期。首先，官办教育非常发达，当时的国子监（相当于教育部）直属了七所学校，分别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和广文馆，前三所学校专门招收王侯贵族子弟，学习内容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语文、历史和书法，后四所学校招生对象是平民子弟，学习法律、书法、数学等内容。另外，在中央的各个专职行政机构中也附设了学校，例如太医署属下设立了医学校，有医科、针科、按摩、药师等专业。地方政府主要开办各种专科学校，招生对象以庶民子弟为主，但在师资条件、教学要求等方面与中央政府所办学校相差甚远；其次，政府大力鼓励私人办学，可以说社会上每一种专门学术都有私学传授。再次，教育的国际交流较为发达，尤以与日本、新罗为盛，他们派本国的使者、留学生、僧人来中国学习，学习内容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涵盖政治、经济、风俗、法律、文学、教育、宗教、科技等诸多领域。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列强的入侵，国力的积贫积弱，无情的炮火彻底粉碎了清政府“天朝上国”“为我独尊”的幻想。一批批救亡图强的有识之士前赴后继，掀起了学校教育改革的浪潮。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们著书立说，向国人介绍西方知识，主张学校增设西方军事、技术和管理的学科，以拯救民族于危亡；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为指导方针，大力兴办现代学校——洋务学堂，以西方近代先进科技为主要课程，培养军事、翻译、建筑、矿务、外交、工程等各种专门人才；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启民智”，全面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新思想，开办新式学堂，如北洋大学堂（即今天津大学）、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提倡师范教育，开女子教育之先河，仿照欧美建立了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系统的三级学校教育制度；民国时期，蔡元培在国内第一次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即公民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实力主义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观教育，主张培养德智体美身心和谐发展的国民；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使国人在思想观念层面上自觉接受和学习西方教育思想，提出了教育的个性化、平民化、科学化等现代思想，主张教育平等，实现教育普及；在国民政府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教育家，他们大都具有国外留学深造的教育背景，他们把西方教育思想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提出教育新思想，大力兴办新式学校，开展教育实验，推动教育改革，代表性的人物有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张伯苓等。

在我国历时2400年的漫长的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学校教育的发达往往是一个王朝兴盛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学校的等级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在它背后彰显的是出生门第的阶级性，王公贵族控制了优质教育资源，平民百姓只能接受普及意义上的一般学校教育。即使是在相对公平的科举取仕的社会背景下，一个平民学子要通过“县试”“府试”“院试”“科试”，才可以有资格与高官子弟（他们并不需要参加“科试”及之前的各种考试）一起参加每三年一次在省城举行的“乡试”，只有“乡试”通过才能中“举人”，步入仕途。寒门子弟要想实现鲤鱼跳龙门从而登上贵族社会而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是可想而知的。或许两试进士不弟，在其46岁才中进士的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表达了他们的集体心声：“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学校这种专门化机构的出现是与国家的统治意志分不开的，正如我国历史上第一本专门论述教育、教学问题的著作《学记》所言：“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意思是：“统治者要教化百姓养成他们的良好风尚，就必须通过兴办学校实施教育；要建设国家，管理公众事务，教育是最优先、最重要的。”兴办学校，首要的是国家统治的需要，而社会有识之士也往往把开办学校作为自己施展才华抱负的重要途径，由此一来，学校就成为生产、创造和传播知识、思想的沃土，这些知识、思想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既有普世的，也有小众的；既有时尚的，也有媚俗的；既有浮夸的，也有实用的。

总之，学校承载了国家的意志，是每个人实现“修齐治平”的理想“圣地”。古人所讲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都是为了勉励人们读书学习，这也暗合了培根（Francis Bacon）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对于中国人来讲，不管是豪门望族、富贾巨商，还是布衣平民，上学（校）读书对于他们来讲都有着共同的文化意义，这就是“丰盈自我”“实现抱负”“润泽后代”。中国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学校作为一个代表着知识和思想圣地的文化符号，它在世代人们的心中得以根深蒂固，寄托了人们想要过上美好幸福生活的期望。

今日教育已与“昨日”不可同日而语。正如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讲道：“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社会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国家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各级各类教育，包括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特殊教育和民族教育都有了巨大的发展，极大地推进了教育普及化进程。假设正在看这本书的你，是一个普通工人，你的孩子在上高中，他和市长的孩子在一个班，恰巧，这个城市一位知名企业家的孩子也在这个班，没错，不管是高官、富商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子弟，他们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这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不过，由于优质教育还没有普及到像吃个汉堡包那样便宜、便捷的地步，学校之间还是客观地存在着优良中差的区别。

学校虽然已不再直接承担固化社会阶级（阶层）的职能，但是，这不代表学校丧失了社会分层的功能，它的这种分层功能由按照人的阶级（阶层）分层转化为按照人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所谓的“智力”）分层。学生通过考试，获得高能认证者就可以上优质学校（例如重点高中、重点大学），获得中、低能力认证者就只能上较为普通的学校了。接受优质学校教育的学生，他们毕业后更容易从事薪资高、社会地位较为显赫的职业，由此上升成为社会精英阶层的机会就相对更大一些，而接受一般学校教育的学生往往成为普通阶层中的一员。最终，人们还是通过学校实现了阶层的育化和分层。可见，古代通过学校实施阶层分层，结果是提升和固化了各阶层的“能力”，而现在则是通过学校实施“能力”分层，最终助推了人的阶层分化。

诸位已经看到，这里的能力是加引号的，我们的疑问主要在于：学校仅凭一张试卷就真能甄别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能力吗？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带给这个世界的一份珍贵礼物。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这个“神圣”的地方，希望孩子能从这里得到什么呢？在学校，我们希望孩子们的天性能够得到尊重，孩子们的人格能够得到提升，孩子们的好奇心能够得到激发，孩子们的兴趣能够得到培养，孩子们的潜能能够得到开发，孩子们梦想的种子能够得到培育……总之，我们希望孩子们在学校能够享受到被“种植和栽培”的礼遇，而不是通过重重试卷“检验”，继而开出各种诸如好学生、差学生、偏科生、问题生等等的“诊断证明”。

今日的学校与古代的学校相比，离我们想象中的理想学校的距离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答案应该是前者。不过，客观上讲，这个距离还是不小的。一方面，学校仍然宣称他们通过纸笔测验能够像测量每一个人的身高一样，有效测试出每一个人的智力（智能）水平。我国的小升初考试、中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考,有美国高考之称的SAT考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ACT考试（American College Testing）等都具有这种智力（智能）分层的功能。当今，这种智力分层仍然是学校运作的主流观点，但它也遭遇了挑战。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就对这种判断人的智力（智能）的一元化的观点提出了批判：

这种判断人的智能的一元化观点，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有关学校的观念，我称之为“统一制观念”。在以这种观念为基础建立的“统一制学校”里，每个学生都要学习相同的课程即核心课程，选择的可能性极少。只有较好的学生，可能就是智商较高的学生，才被允许选修需要批判性的阅读、计算和思考技能的课程。这些统一制式学校使用的评估方法，往往是类似SAT和IQ的各种考试，均由学生用纸和笔来完成。这些考试的成绩，可以将学生排列成令人可信的顺序，最聪明的和最有前途的学生被送进较好的大学。他们将来可能——仅仅是可能——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地位。毫无疑问，这种选拔方式对于一部分人的效果是好的，如对于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因为这种考试和选拔体系，有利于英才教育，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推荐。

这种统一制式学校看起来似乎很公平：毕竟对待每个人的方式都相同。但是许多年以前，它给我的感觉就是这种貌似合理的学校，实际上是完全不公平的。统一制式学校只挑选并重视某些种类的智能，我们在这里暂时称之为IQ或SAT智能……我想谈的是对智能的不同看法，并介绍一种完全不同的看待学校的观点，这就是智能的多元观。亦即承认存在许多不同的、各自独立的认知方式，承认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认知强项和对应的认知风格。

学校的信任力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在纸笔考试仍为智力（智能）的主要衡量标准的现实背景下，学生之间的学业竞争日趋激烈，正规学校的学科教育越来越难以满足学生进行学业竞争的需要，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的、学习成绩越好的学生正越来越多地愿意付出高昂费用参加课外补习，加强对语、数、外、物理、化学等学术类课程的学习。课外补习不仅为学生赢得了在考试竞争中更容易取得成功的机会，也为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香港有近2000所私人补习学校，其GDP达21.14亿元。”课外补习的作用还不止于此，“现实中的课外补习或许已超出‘补充性’的范畴，例如在韩国、法国、加拿大和新加坡，课外补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从正规教育系统的影子发展成一个提供额外教育服务的体系，一些补习提供比正规教育标准课程更高级或更多样化的补习内容，以此吸引学生，一些补习会提前讲授正规学校的课程。”我们或者可以说，课外补习的盛行，正在使一部分学生和家长逐渐失去对学校的信任。

竹子用了4年的时间，仅仅长了3厘米，在第5年开始，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疯狂地生长，仅仅用了6周的时间就长到了15米。其实，在前面的4年，竹子将根在土壤里延伸了数百平米。做人做事亦是如此，不要担心你此时此刻的付出得不到回报，因为这些付出都是为了扎根，人生需要储备！多少人，没熬过那3厘米！

上面这段心灵鸡汤是一位学生家长在9月10日教师节当天转发在微信朋友圈的。她的女儿考上了重点高中，而且成绩非常突出，排在了全市前20名，这段话是她女儿的初中课外补习班的老师给孩子们的留言。如果你是一位教师，你此时的内心感受会是怎样的？

面对此种情况，学校也费尽心思，通过开办各种非学术性课程、社团活动以吸引学生，培养他们的兴趣，开发他们多方面的潜能。虽然学校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只要学术类课程在学校的核心地位无可动摇，这种非学术性课程的开设始终有被视为“花拳绣腿”的嫌疑。此外，过重的课业负担，不但让学生背负很大的学业压力，日益消磨着学科对学生的吸引力，而且，学生中的厌学情绪也正在四处弥漫。

下面的一段对话，是央视一位记者对一位六年级小学生的采访。我们从二人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学生对学校的真实态度。

记者：你觉得人生中最好的时光是什么时候？

学生：就是学习之余能睡会儿觉的时候。

记者：为什么有这样的体会呀？

学生：因为现在学习负担太重了。

记者：你能跟我说说怎么个重法？

学生：（天天）错一个看音写词，每个看音写词（罚写）乘以20（遍）。

记者：为什么要乘以20啊？

学生：老师说了，看音写词这是不该错的题。而且还是往小里说，单是字错了、拼错了（罚写）50（遍）。

记者：那要是不写怎么办？

学生：不写还是50（遍）。只要你忘写了或者是拼错了，都得写50（遍）。

记者：那你写对了，不就不用再写了吗？

学生：对呀！所以大家都在拼命地复习啊！

记者：那你觉得这方法怎么样啊？

学生：还算有效，就是手累了点。

记者：啊哈哈！那你能跟阿姨说说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

学生：想当校长。

记者：为什么呀？

学生：给学生轻一点的压力。

记者：那你要是当校长，还让他写作业吗？

学生：必须写。不过，怎么的，也得实行一下减负教育。

真是童言无忌啊！

不过，我们也不必因为学校当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对学校持过于悲观的态度。学校始终是一个以育人为使命的专业组织，这里有深谋学校发展、学生成长，怀揣教育理想的校长，有辛勤工作、默默奉献，以育人为己任的教师，更为重要的是，学校所倡导的勤奋、努力、学习、探究、平等、自由、合作、竞争的价值观，是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我们每一自然人实现社会化的基础“养料”。总之，学校仍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习成长、努力奋斗、追逐梦想的乐园。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只要我们相信“努力能够改变命运，创造生活”，那么，我们仍然对学校面向未来培养人才的能力给予足够的信任，毕竟，每个家庭都能够准确把握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和孩子成长发展潜能优势，并据此办一个家庭学校，请几位优秀的专职教师来家里辅导孩子们功课的时代还离我们较为遥远。

如果我们不信任学校，那我们还能信任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