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人类掌握了极为复杂的知识，而且,知识的更新速度之快也让我们目不暇接，也许，此时一个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由于他的一个突发奇想，这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用庞大的知识系统牢固地捍卫着人类作为地球上高级动物的权威。如果不计后果的话，我们只凭借已有的知识，就已掌握了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生杀大权，甚至连同地球一起摧毁。只不过，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们共同期盼发生的。我们的共同希望，或者说人类集体的美好想象是：地球变得更适宜人类居住，我们过着和平安宁的生活，每一个人都能获得个体的幸福。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被他人剥夺通过正当途径获得幸福的机会，因此，为了获得个体的幸福，我们就不能损害他人的幸福。中国的古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幸福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获得幸福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追求。在不损害别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获得自己的幸福，这是正当的，为了他人的幸福勇于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是高尚的，而为了获得自己的幸福，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这种行为就是卑鄙的了。

“为了幸福”成为一种集体的想象，它具有强烈的感召力，把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有时候，一些人为了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甚至需要披上一件正当或者高尚的“为了幸福”的外衣。即使是希特勒发动的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也是打着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得幸福的名义，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据说也是为了伊拉克人民的幸福着想，而这种“幸福”却是建立在剥夺别人获得幸福的基础之上的。

幸福作为一种个体的主观体验，它的这种模糊性、感受性和难以量度性，为它自己增添了神秘的意义，吸引了我们的目光。于是，我们建立了关于幸福的知识库，包括幸福产生的心理机制、幸福的表现特征和不胜枚举的人们获得幸福的个案，等等。一些社会学家还在孜孜不倦地进行着关于幸福的课题研究，想探清楚幸福与学识、健康、财富、权利、欲望之间的关系，以丰富幸福知识库的内容。例如，风靡全球的哈佛大学幸福公开课，围绕“我们怎样才能幸福”这个核心主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幸福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假设有一个公益基金要资助一位社会学家研究一项课题，这位社会学家申报了两个课题，一个是“人类如何获得幸福”，一个是“人类如何避免痛苦”，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如何获得幸福”获得资助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这是因为，虽然获得幸福和避免痛苦这两件事都是我们非常在意的，但是，获得幸福显然对我们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而且，我们都这样认为，只要我们掌握了获得幸福的知识，就离幸福本身更近了一步。不要忘了，获得幸福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所以，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能引导我们获得幸福的知识最有价值。

19世纪英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他认为，不存在没有一点价值的知识，凡是知识都有一定价值，否则，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创造出这些知识。知识的价值大小是比较的结果，即知识具有比较价值。为了我们能把自己有限的时间用去做最有益的事情，在学习知识之前，比较一下知识学习结果的价值，是非常有必要的。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就要设一个衡量知识价值的尺度——完满的生活。他这样讲道：

为了这个目的，首先要有一个衡量价值的尺度。幸福价值的真正尺度，照一般的说法，是不可能有争议的。每个人在提出任何一种知识的价值时，总是指出它对生活某些部分的关系。在答复“那有什么用”这问题时，数学家、语言学家、博物学家或哲学家都是说明他那门学问怎样对行为有好影响，怎样能避凶得吉，获得幸福。语文教员指出写作对事业的成功（即是对谋生、对美满的生活）有多大帮助，他就算已经做了充分的说明。而一个收集古董的人（例如钱币学家）没能说清楚这些事实对人类幸福究竟有什么看得出的影响，他就只好承认那是无甚价值。所有的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用这个来作最后检验的。

怎样生活？这是我们的主要问题。不只是单纯从物质意义上，而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看怎样生活。概括一切特殊问题的普遍问题，是在各方面、各种情况下正确地指导行为使之合乎准则。怎样对待身体，怎样培养心智，怎样处理我们的事务，怎样带好儿女，怎样做一个公民，怎样利用自然界所供给的资源增进人类幸福，总之，怎样运用我们的一切能力使对己对人最为有益，怎样去完满地生活？这个既是我们需要学的大事，当然也就是教育中应当教的大事。为我们的完满生活作准备是教育应尽的的职责；而评判一门教学科目的唯一合理办法就是看它对这个职责尽到什么程度。

我们要过完满的生活就要学习五个方面的知识：第一类是关于自我保护的知识，例如保护自己安全的、预防损害健康的、形成良好习惯的知识；第二类是能够帮助人们谋生而间接有利于自我保护的知识，它主要指的是科学知识，例如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经济、营销、商业等方面的知识；第三类是在家庭生活中抚养与教育子女的知识；第四类是做一个合格公民所应具备的知识。斯宾塞认为，没有联系的历史事实的堆积对学生毫无用处，应该教给学生们用以反应社会发展基本规则、结构的历史、政治知识；第五类是为了闲暇生活而应具备的知识，例如艺术、建筑、雕塑、油画、音乐、诗歌的知识和审美的知识。在这些知识中，科学是其他知识的依据，这正如一个要从事雕塑工作的人，他（她）必须首先要熟悉人体骨骼和肌肉的分布、联系等科学知识。斯宾塞认为，无论是智慧训练、道德训练，还是艺术创作，科学都有最主要的价值。

在人们的印象中，只有真理才具有绝对永恒的价值。然而，我们现在越发怀疑的是，真理是否真的存在。对于真理，我们该秉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想，我们应该冲破保守主义的束缚，拒绝真理的永恒性，鼓励质疑和对“不确定性”的追求。这是因为，坚持自由主义的真理观，从根本上有利于制止在学校中教师向学生灌输知识的陋习。自由主义的真理观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上：“学校不应抱有存在着永恒不变的事实、原则、法则和理论的幻想。学校必须时刻地提醒学生，他们日常对知识的探究只能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必须对先辈所持有的所谓‘神圣的真理’提出质疑。”价值是相对的、动态的，任何事物都不具有永恒的价值，今天你还奉为圭臬的东西明天就可能就成为一种谬误。事实上，个体或集体的选择和对个体或集体需要的满足，这是价值观的最终评价标准，这一点对于所谓的“真理”也应该同样适用。

价值的上述特性，是由知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决定的。所有的知识都是以人类的觉知为中介的，具有不可超越的局限性。例如，摆在我们正前方的一张普通桌子，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立体的东西，有四根直立的桌腿和一个正方形的桌面，而在兔子的眼里，它可能看到的只是一个模糊的桌子的平面图像。知识的相对性是与知识的局限性相伴而生的，相对性继而通过五官感觉，“嵌入人们所有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热’是什么？是我们的手觉得烫的液体，是我们的面部觉得舒服的液体（每位理发师都知道这一点）。我们泡茶或者冲咖啡时，希望水温更高一些，以便得到更好的味道。人们所有的大小概念都是相对的。丽蝇是体型较大的蝇类，鹪鹩是体型较小的鸟类，尽管鹪鹩的身体比丽蝇大许多”。

我们对知识的分类影响着我们的知识观。我们如果依据某种知识的价值观对知识进行分类的话，可以把知识分为学术之学与非学术之学。居于学术之学最高层次的是对学术的研究，即哲学，次之的是实用之学，即指导人的社会生活的如政治、经济、伦理等经世之学，再次之的是审美之学，它包括各种技艺、音乐、绘画、雕刻等；非学术之学指所谓常识和相对有固定运作规程的模式化的技能。知识有高贵与卑下之分。非学术之学是卑下的，学术之学是高贵的。在学术之学里，哲学是出世了的高贵，而实用之学是入世了的高贵，审美之学仅而次之。

如今，人类所创造的知识已被划分为不同的领域，并被以学科化的形式进行严密分类。社会分工、知识尊卑和个体潜能现实的有限可塑性，这三者立体化地定位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存在坐标，其中，知识对我们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知识，就过什么样的生活。一个人知道的知识（学术之学）越多，就越能体现这个人高贵的身份和品味。知识（学术之学）成了我们个人炫耀的资本，这也造成了不良的社会风气，“有的人知道得更多，看来却不能利用这样的知识，所干的事情只有与同类人聚会，攀比谁知道的信息更多”。

被学科分割化了的知识，容易形成知识的片段化、碎片化，这实际上破坏了知识的完整性，使我们难以从一个更为宏观、完整的视角去认知一个事物。我们在获得知识上已经陷入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所获得的知识都是被分割化之后呈片段状的知识，这种知识及其获得知识的方式的确便于我们掌握，也比较便捷；另一方面，知识的片段化有可能忽略了我们每一个人在其他方面本可被挖掘、塑成的发展可能性，继而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我们越是受分科化的教育，就越是被这种分割化了的知识所“套牢”，就越可能阻碍自己的发展。

这种分割化的知识被学校教育广为采纳。学校遵循最有利于学生智力发展的原则，编排学科和技能等课程内容，而且随着年级的升高，科目的学术性特征更加明显，也更加抽象，例如，在由低到高的学校教育阶段中，语文、数学、物理等学科会越来越受到重视。

学校的这种课程安排更加适合于对智力人才的培养。事实上，从人口正态分布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智力人才数量是有限的，那些有限的智力人才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攀上学科化了的分数体系之巅，享受优质的高等教育，从而占据社会上层地位。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能创新、有情怀的智力人才是弥足珍贵的。然而，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为那些有限的智力人才提供系统教育设计的系统教育政策。均衡与公平是否会成为创新的阻碍、成为人们慵懒和无所事事的借口，这是我们所担心的。

现实中，我们的重点学校、重点教育成了为那些有限的智力人才“速成”、提分的“温床”，并没有把这些有限的智力人才内在的人文的、艺术的潜质进行充分挖掘，依然是通过“骨干”学科分数不断过滤淘汰一部分人，让人为了分数疲于奔命。当然，问题不是出在重点学校、重点教育，而是出在我们到底重点教育了什么。

分割化的知识符合科学知识的演进规律，即科学需要不断地把已有的知识进行拆分，使知识细化和接近更为微观或更多层面的研究领域，这是科学的使命。以现代医学为例，根据研究领域的不同，可以分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法医学、检验医学、预防医学、保健医学、康复医学等。其中，基础医学又可细分为：人体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与微生物学、寄生虫学、免疫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毒理学、分子生物学和流行病学以及中医学。其中，药理学还可细分为药物效应动力学（药效学）和药物代谢动力学（药动学），其中，药物代谢动力学主要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药物转运，即药物吸收、分布和排泄，研究药物在体内位置的迁移，二是药物转化，即药物代谢，研究药物在体内发生化学结构的变化。

至此，我们需要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即科学能引导我们获得幸福吗？无论是在宏观领域还是在微观领域，科学的确能够帮助我们更为精确地认知事物、发现未知的事物、创造新的事物，科学也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心理、思维方式和我们的生活。只要是被标示为科学的东西，都有一种不言自明的优越感，它意味着正确、精准、先进、可靠。只要我们拥有了科学的光环，这就意味着我们脱离了蒙昧和无知的泥潭。凡是在任何一个词语前加上“科学”二字，它的意义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例如，我们常听到的有：科学的减肥方法、科学的道理、科学的研究、科学的睡眠、科学的学习、科学的知识、科学的原则、科学管理、科学决策，等等。由于科学所能发挥的巨大功效，它得到了我们的极度推崇，它使我们进入了关于科学的集体想象之中，仿佛我们的情绪、心理、行为乃至我们的一切，只有合乎科学，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想想看，你有没有思考过把一面镜子放在卧室的哪个方位才算科学的经历，你有没有教过孩子掌握科学的握笔姿势。

想象一下，倘若没有科学的发展，我们的生活方式可能仍停留在采集和游牧的状态。的确，科学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工业革命以来的250年，发生了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五次浪潮，每一次浪潮都伴随着由科学引发的一系列新技术的出现。

第一轮浪潮是水力机械化，发生在1770—1830年。水力机械化以水流提供的动力带动机器，取代了纯手工劳作，带来了生产力和供能的巨大飞跃。第一轮的浪潮为大众带来了廉价的棉布和食物。

第二轮浪潮是蒸汽机械化，大约开始于1820年，一直持续到1880年左右。出现在第一次浪潮末期的设备使铁成为廉价之物，导致了铁路的大规模营造。铁路加速了我们把商品和服务配送到远距离市场的能力。

第三轮浪潮是电气化，于1870年开始，延续到1930年。在此阶段，钢的生产成本变得十分廉价。这种优质金属的使用，再一次改变了铁路系统，也建立了现代化的城市。钢和新近发展成功的电力基础设施，使得摩天大楼、电梯、电灯、电话和地下交通成为可能。

第四轮浪潮是机动化，从1910年开始，持续到1970年前后。廉价的石油促成了工业生产的规模化和工业经济的机动化。廉价的运输，使平民百姓陡然间可以获得便宜的商品和服务。刚出现时被贬称为“带轮子的卧室”的汽车，几乎改变了我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大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州际高速公路网和大规模郊区的建设高潮。

第五轮浪潮是信息化，其崛起时间是在1960年前后。一开始，电子计算机的使用只限于一小部分人，主要是大学、公司、政府和军队人员。但渐渐地，电子计算机的尺寸变得越来越小，效率越来越高，也为越来越多的人买得起……信息技术重新塑造了整个世界，导致了亚洲经济崛起、即时环球资本网络、战争人员不对等的非对称战争（指反恐战争）及其他许多事物的出现。在非对称战争中，手机和车库门遥控开关之类电子器件，变成了自杀式袭击者手里用来与世界历史上拥有最昂贵装备、技术最先进的武装力量鏖战的利器。

美国神经科技工业组织的创始人扎克·林奇（Zack Lynch）还预测了第六轮浪潮，即神经科技的来临。神经科学的进步逐渐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精确的大脑扫描技术使得“测谎仪”黯然失色，它能够为法院提供准确度极高的结论，“脑机接口”系统的问世扩大了人们提取与分析数据流的能力，超逼真的虚拟现实体验催生出艺术发展和体验艺术的新形式，等等。

科学革命不仅创造了分门别类的知识，催生了新的技术，而且它还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抚慰了我们对无知的恐惧，激发了我们不断探索未知的热情。英国人培根在科学还没有取得明显成就之前，就满怀乐观地预言了科学的伟大作用。他在1620年发表了《新工具》的科学宣言，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科学就是不断创造新知识的工具。“对‘知识’的考验，不在于究竟是否真实，而在于是否能让人类得到力量或权力。”

科学与技术的联姻，正在势如破竹般地攻克着我们遇到的一个又一个难关。许多人相信，有了发达的科技，我们就能找出所有问题的答案，我们从此将过上更加健康、富裕、安全、舒适的生活。为了“全人类的利益”，科学家们正满怀信心地进行着他们的研究工作，政府也愿意投入大量的资金，用来支持科学家们开展研究，并改善他们的生活。我们在科技革命的道路上高奏凯歌，却也无暇顾及科技对环境和我们人类本身将要产生的后果。科技，它造福了人类，但是，它也并不打算对诸如全球气候变暖、备受争议的转基因食品、危及无辜生命的恐怖主义威胁等问题承担责任，因为这不属于它的“管辖”范围。真正应该担负这个责任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我们自己。

说到底，科学只是一种工具，一种思维的工具，或者说是一种创造新技术的工具，而这个利用科学、创造技术的主体是我们自己。由此看来，“科学能够引导我们获得幸福”的命题是一个假命题，这正如说“耕犁能给农夫带来丰收的喜悦”一样荒谬。享受着高科技带来巨大生活便利的当今时代的人们就一定比古代社会的人们更幸福吗？一年四季在田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作的农民就一定比远古时期肩扛野兔载誉归来的猎人更幸福吗？

幸福是一种感受。我们是否幸福无关乎科学，它只与我们内在的心灵、思想、信念、情感、信仰有关，这正是科学所无法僭越的“疆域”。我相信你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下面的说法：科学的心灵、科学的情感、科学的幸福、科学的婚姻、科学的信仰、科学的爱情、科学的苦难等。那么，人的思想与情感是丰富多样的，这些都能引导我们获得幸福吗？当然不是，纳粹思想、恐怖主义只能给我们带来不幸和痛苦。能够引导我们获得幸福的，我们称之为某种心灵、思想、信仰、情感的东西，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的话，它就是人文。

世界是一个整体，虽然，我们对它无法实现在确定意义上的分割，但是，为了分析的需要，我们暂且可以把这个完整的世界分为自然世界和人类文化世界。前者是自然的产物，后者是我们的创造物。人文以关乎全人类和每一个人的命运和福祉为旨归，它是人类文化世界的宝贵财富。如果我们要给人文一个响亮的广告语的话，这就是“人文，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

人文思想，或者说人文精神，它具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它并不是将人居于宇宙的中心位置，只是把人作为维持宇宙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这就告诉我们，人不可以为所欲为，人的行为必须受到某种秩序或规律的制约；其次，它承认和尊重每一个人应有的价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集局限性、可塑性和潜在创造性等多种特点的综合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被认可和尊重的礼遇，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再次，它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欢迎各种批判、争辩和异见，不主张将自己的价值强加于别人，鼓励人们以平等的身份、倾听的姿态，达成理解的目的；最后，它始终坚守一个价值底线，即为了每一个人的幸福，如果谁背离了这个价值，那么，它就和谁彻底划清界限。例如，我们都知道个体自由是幸福的前提条件，假设有一个团体弘扬自由的价值，这是人文思想所欢迎的，但是，如果该团体对自由的实现是以牺牲别人的自由为代价的，那么，人文思想就会把它拒之门外。

人文思想，它告诉我们——“要认识你自己”，这也是人们能够获得幸福的不二法门。人类是一种极具功利性特点的生物，每一个人都精于计算和谋划，也在不停地思考着人生的意义，哪怕是一个在别人看来天天逍遥自在的乐天派，他（她）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也应归于其自主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他人的强迫。“认识你自己”并不包括“你已经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完全理解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对论”这样具体的、外在知识的层面，它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在自己的情绪、感受、德性（人性）、人生的意义等关乎我们心灵的问题上有一个清晰的自我觉知，只有这样，我们的内心才不会因为周遭纷繁复杂的事物而自乱阵脚，能够始终归于平静和自在。

这种内在的知识，人们只有通过感悟才能获得，并使其不断纳入我们的经验体系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情感的丰富体验中，逐渐对自己的情感有了更加确切的了解，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会感到幸福，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会感到痛苦。领导给你加薪，你会感到幸福，而失去亲人的痛苦谁都不愿意经历。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是，我们在各不相同的经历中能够提炼出共通的成分，这就是对情感的认知。例如，每一个人虽然所经历的幸福或痛苦的事情各不相同，但是，幸福或痛苦的内心感受是基本相同的。正如，当你对我说“我很幸福”的时候，我大概就能知道你此时此刻的内心感受是怎样的。如此看来，幸福和痛苦，在实质上，是我们的一种集体的想象，这也就成为了一种文化。

我们对自我情感的清晰认知，将从根本上有助于我们把握自己的情感。换句话说，如果你能预测到幸福的来临，那么当幸福真正到来的时候，你就不会显得异常兴奋，同样，如果你能预测到何日何时痛苦即将来袭（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你会感到痛苦），那么当痛苦如期而至的时候，你反而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人文思想，它关怀个体的幸福、个体存在的价值，但这不能说是它的终极目标，而构成一个完美的社会才是它的终极价值追求。因为“人不仅是各有不同特性的个体，而且是社会的存在……社交的冲动、发展人际关系的愿望、关怀和合作的需要、要想属于某个人群团体的需要，这一切都是人的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任何社会的实力不仅在于那些可以用经济和社会指数衡量的因素上，而且也在于它的凝聚力，它的道德精神，它的成员中存在充分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信任感来应付挑战”。

人文和科学二者都不具有终极、永恒的价值，其中，科学更讲求实用，而人文主要负责关照我们的心灵，二者谁更重要，这常常取决于我们预期达成的目的。我们在追寻幸福的道路上，人文所体现的价值显然要高于科学，因为，说到底，幸福只是关乎人内心的一种感受。如果我们忽视人文的价值而一味夸大科学的价值，我们的社会就会出现大量的类似于“手术很成功，可惜病人死了”的悲惨局面。换句话说，科技的创新发明是社会进步的利器，但若失去了人文的制衡，必将导致灾难。

人文与科学对我们的生活意义而言，二者不可或缺，不管是坚持科学主义立场还是人文主义立场，都有失偏颇，因为科学与人文二者的关系，实为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并不是彼此孤立甚至对立。例如，医学人文学就是一门医学和人文学的交叉学科，它研究医学与人文的关系，并从人文观念的角度解释各种医学现象、事件。

科学以创新和想象为动力，它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安逸、舒适，也让我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思考人生，例如产品生产线上的工人熟练地做着重复的工作，这也让他们能够在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自在吟诵着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而不必担心被老板解雇。人文的诉求通常也能引发科学的进步，使其创造出更为先进的技术。例如，为了满足家属关心和探视精神病人的需求，我们可以在精神病人的房间内安装摄像头，也可以安装单向玻璃，让家属能够真切地看到精神病人的实际状态。

学校的一大功能就在于通过培养人，以创造未来社会的雏形。在学校教育的课程设计中，仍然充斥着浓重的科学主义风气，数学、物理、化学等体现“实用之学”的学科占据着绝对的核心地位，人文课程虽不能说无足轻重，但也正因为其缺乏“实用性”而日趋走向“没落”。在学校中，一个有朗诵天赋的学生和一个物理“尖子生”，他们在教师心目中的分量是失衡的，显然，在教师们看来，物理要比朗诵蕴藏着更大的学术价值，或者说得更直白一些，有着更大的实用价值，即它能带来高分数。

我们自己作出了“崇拜科学”的选择，这警示我们，一方面，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更加审慎地作出选择。

人文与科学的演进路线完全不同，科学是把丰富的事实、现象抽象为一连串的数字符号，而人文是把“干瘪”的事实还原为鲜活的个体和丰富的想象。人文是意义之学、价值之学，它不仅关怀着每一个个体的价值和意义，更关切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的整体价值和意义。

在学校教育中，我们急需扛起人文教育的旗帜，让人文课程肩负起它的历史使命，让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在人的生命成长和意义生成上发挥更大的价值。为此，人文课程不可束之高阁，也不能孤芳自赏，它必须具备针对困扰人的现实问题乃至社会问题而提出解决办法的能力，这就需要我们能以更加尊重和包容的态度，给社会中沉寂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理论家以更大的“演说”空间，让他们能够自由提出诸如“如何形成一个完美社会”“个体如何体验幸福生活”的真知灼见。这是避免发生社会危险的最有效的方式。因为，我们相信一个社会“真正的威胁不是革命或街头巷战，而是已经露头的人际关系的日益恶化，以及人们相互对待的方式”。学校教育，不仅要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一种事实和经验之学，以实验、抽象、推理为基本方法和特征，更要传播人文知识和人文思想——一种意义、价值之学，以批判、怀疑、关怀为基本方法和特征，它在引导我们获得人生的幸福上具有更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