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看经亨颐成长的传奇故事

经亨颐（1877—1938），字子渊，号石禅，晚号颐渊，浙江上虞人，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书画家。经亨颐一生钟情教育，大力倡导教育改革，成就卓著。他所从事的教育工作涉及师范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大领域，特别是由他筹建创办的私立春晖中学，短短数年间就在当时全国教育界赢得了极高的盛誉，享有“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经亨颐深处当时动荡变动的社会时代背景之下，一度东渡日本求学，回国后胸怀教育救国之抱负矢志不渝，以自信、勇敢和创新的姿态开启一轮教育之新风气，开辟一片教育之新天地，赢得了世人的尊崇和后人的敬仰。

国、家衰落之际远渡东瀛立从教志愿。经亨颐出生于鸦片战争后积弱积贫的晚清末年，国家腐败无能，百姓颠沛流离，幸好他出生的家庭还算殷实，经家几代从商，在当时的上虞声望甚高。其祖父经芳洲主要经营钱庄等业务，获利丰裕，且人品颇佳，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事业，常出资募捐做收养救济难民的善事，并在家乡兴办私塾，发展教育。其伯父经元善继承经芳洲事业，更倾注精力于公益事业，四方赈灾，广结善缘，据此结识了郑观应、盛宣怀等名人富贾，并被李鸿章看中，委任其为上海电报分局总办，涉足洋务企业。经元善思想开明，深刻认识到发展教育对于国家命运的重大意义，积极倡导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独立创办了经正书院，以培养经世致用洋务人才，后与梁启超、康有为、郑观应等维新人士一起发起创办了经正女学，开中国女学之先河，他讲道：“我中国欲图自强，莫亟于广兴学校，而学校中本原之本原，尤莫亟于创兴女学。”

经亨颐小时在私塾上学，“攻习制艺，兼及诗文。颖悟异常，才气逾人”。在经亨颐1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这年正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国家破碎，家境颓倾，经亨颐只身到上海投奔伯父经元善做文字秘书。之后，经亨颐不离经元善左右，耳濡目染，被经元善兴办教育的热情和执着所熏染，也见证了戊戌变法、六君子殉难的浩劫，并因与其伯父等五十余人联名电报反对慈禧“名为立嗣实则废立”的行径而被通缉。在友人的帮助下，经氏伯侄先在香港避难之后去了澳门，几经辗转，才于1902年返回上海。此时，经元善的家产已全部被抄，其人于1903年去世。

与当时胸怀报国之志，渴望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知识以寻求救国真理的优秀青年一样，经亨颐决定自费赴日留学。经亨颐的妻子和母亲变卖了珠宝和家中田产为其筹集了所需费用。1903年，经亨颐携资费远赴东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并于1906年就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攻数学物理科，其对日本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例如国民教育制度）感受颇深。经亨颐所学专业是数学物理科，但他对伦理学和西方教育理论抱有强烈的学习热情，翻阅了老师吉田静致的全部伦理学著作，研读了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卢梭的《爱弥儿》，初步奠定了他的教育思想基础。

杭州用人之时肩任一师校长树治校新风。1908年，作为专门为全省中小学培养合格师资的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建成。首任校长王孚川到日本招聘教务长和部分教员。经亨颐被公举为教务长，不过在当时他并不是首位人选，这正如他讲道：“凡事有缘，我于杭州或者可以用一个’缘’字，因为两级师范开校那一年，我还在日本高等师范本科一年级并没有毕业，我的先辈许季茀、钱均夫、张燮和是那年却好毕业，何以不回来呢，监督王孚川先生曾先去聘请他们，据说不愿就教务长。又和我来商量，我当然也不能答应他，他弄得没有办法。后来他向同乡会请求公举一人当教务长，同乡会专诚开了一次会，他们三位不到，我照例出席，结果竟公举了我回来承其乏。那时同乡会的精神很好，一经决议是不能不服从的，我呢，那时还是一个苦学生，已经自费六年把家里的田产卖了维持，又自己译书，经济非常拮据，正是难以维继的时候，加以同乡的劝勉，就贸然应命了。”1908年年底，经亨颐再度赴日完成学习，享受官费名额。1910年，经亨颐完成学业回到杭州复任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该校于1912年1月更名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7月再度更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1912年到1920年，经亨颐任该校校长长达8年时间，其间，他勇于创新，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教育改革。

厘定校训，树立新风。校训是学校办学理念和治校精神的集中反映，它是学校精神的灵魂。正如经亨颐所说：“家有懿训则昌，国有懋训则强，惟校亦然。”经亨颐为一师制定了“勤、慎、诚、恕”四字校训，认为此四字对于未来从事教师职业的师范生尤为重要，他还勉励学生“既入师范，不能不有永为教育者之决心，不能不有非为教育者不可之觉悟”。在学生毕业式上，他勉励即将毕业的学生要养成高尚之品性和“屈就”之精神，为发展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他讲道：“‘屈就’二字之意义，非敷衍也，非自悔也，亦非以生存竞争之紧张而自甘退让也，今日之社会，让人抱莫大之欲望不自知，谁非屈就？余之所谓‘屈就’者，以极限之条件、经济的方法，希其成功之意。即为办学校，必需洋房、必需完全设备、必需若干经费，否则又不愿接手，我国教育不普及之原因，此其一端。”他的上述言论对于我们今日如何发展教育亦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择优录取，严格招生。经亨颐认为师范教育与普通教育性质不同，师范教育培植国家需用之人才，普通教育培植国家所有之人才。“需用”的意思是师范教育不仅为国家培养人才，这些人才继而为国家培养所有的人才。经亨颐认为师范教育学生人数“宜有一定之计划，不宜少亦不宜多。少则不足用，多则不能用”。因此，经亨颐严格把关对学生的选拔，宁可得罪权贵。他讲道：“自己办事首先要严，第一关键是入学试验，招进来的新生学生基本好不好，和学习成绩好不好大有关系，第一师范以后的学生，个个是我亲手招进来的，招生人数与学额差不多要一与二十之比，无论何人送来条子一概不要。”

教育学生，严字当头。经亨颐对学生的学习和行为规范要求都极为严格。学生的作息时间有严格的规定。据曾在浙江一师就读的丰子恺说：“数百学生，每晚像羊群一般地被驱逐到楼上的寝室内，强迫他们同时睡觉；每晨又强迫他们同时起身，一齐驱逐到楼下的自修室中。严冬之晨，倘在被窝里多流连一会，就得牺牲早饭，或被锁闭在寝室总门内。”对于家庭条件殷富的学生，经亨颐怕他们染上“少爷”的坏习气而训诫道：“少爷之名称，全然依赖父母，享现成非分之福，实为无用之代名词。所谓耐劳之气质，无从说起。其与学生之名称，决然反对，诸生亦当知之。”针对学生学习中出现的不良学习态度和过错行为，经亨颐更是严加要求。例如，对于无辜旷课者，经亨颐要求对其进行学业和操行的双重处分。他讲道：“无故旷课，受双方之处分，此不过法则之制裁，余所耿耿者且在实际。查无故旷课之学科，多为数学或体操。夫数学为小学正教员所必需担任之学科，师范本科毕业生而尚不能胜正教员之任，将何以自处耶？体操为本校所注重，尤为时世之要求，不可或忽。”

聘任教师，以能力为重。经亨颐认为教师要追求“高尚之品性”，他反对那些“因循敷衍，全无理想，以教育为生计之方便，以学校为栖身之传舍”的庸碌之辈。他认为任免教师的标准，应看有无实际研究能力，“其资格，其经验，一概不计”。经亨颐在一师当校长期间，教师队伍中聚集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如艺术家李叔同、文学家夏丏尊、语言学家陈望道、诗人刘大白、画家姜丹书等。大师云集的一师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这其中有作家曹聚仁、傅彬然、贾祖璋、范尧生、冯雪峰，诗人汪静之，漫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吴梦非、刘质平，国画家潘天寿，语言学家朱文叔，教育家杨贤江，鱼类学家陈兼善，革命活动家俞秀松、宣中华、叶天底、柔石、施存统、庄文恭，等等。

与时俱进，倡导教育试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经亨颐影响很大，他也是浙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在“五四”运动结束后不久，经亨颐就在一师掀起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举措，包括四个方面：职员专任、学生自治、改革国文教授、试行学科制。经亨颐认为一个教员在好几所学校兼课，他们只关注自己所教的科目，而并不对学校负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校长专权的横行，进而造成学校管理上面的很多弊端。为此，他聘请了夏丏尊等16人为专任教员，每星期开一次例会，如遇需研究的问题，还要连日开会讨论。更为有益的是，如果校长不在学校，遇到校内重要事情，专任教员可以共同决议实施。

为什么学生没有创造的精神？经亨颐认为这与学生在校期间缺乏自律不无关系。经亨颐遂在一师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表现为：学生相互监督，使全校学生禁烟成为现实；学生自治管理膳厅，之前学生因食物闹膳厅的现象不见了，使学生养成了“食物何必计较”的好观念，更使他们体验到了“生活的道理和勤劳的概念”；学生自定请假条例，请假的反而比以前减少了，而且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也提高了。

经亨颐认为中国文字不改革，教育就不能普及。为此，他提出改革国文教授，由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规定一师和附小国文科的教授一律改用白话，同时也采用注音字母。

经亨颐认为学年制的弊病是轻视青年的光阴，束缚学生的能力，学生如有一门成绩不及格，就要留级一年，其余及格的学科，也要罚他重习一年，而且不到班仍要扣分。试行学科制，以学科为单位，每学科又分几个学分，修完既定学分即可毕业。当时，全体教师已经对学科制的具体实施进行了讨论，准备在下个学期实施，但因“一师风潮”，经亨颐辞去一师校长而未能推行。

倍受信任连任五届省教育会会长谋教育大计。经过严格的投票选举，经亨颐1912年当选为浙江省教育会副会长，1913年当选教育会会长（其前任是章太炎），直到1920年，他连任五届会长，成为全省教育界的核心人物。他以浙江省教育会为平台，切实贯彻蔡元培制定的民国教育方针，为谋划浙江教育发展殚精竭虑、奔走呼号。

树教育会自主独立之新精神。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团体，浙江省教育会的宗旨是“协议全省教育事宜、促进教育行政”。经亨颐深知教育会要想拥有独立之思考就必须拥有独立之地位。他主持下的浙江教育会坚持自主独立精神，开展工作，表达观点不依附于政府行政，不受其左右。他讲道：“本会之性质。固与官厅直辖机关不同，即官立学校，亦与其他官厅直辖机关不同，何则？其他官厅直辖机关，纯然取政府统治之义。官立学校，则于政府统治之形式，寓有哲人统治之精神。至教育会，当纯然以哲人统治自待。故今日政府，既有摧残教育之态度，则所以补救之者，我哲人统治主义之教育会，实义无可辞。”教育会在经费方面拮据难免，但经亨颐通过努力赢得了社会人士的大力资助，进而使教育会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例如，教育会在1918年以募捐方式筹集经费新建起了教育会会所。

兴办刊物，宣传教育新思想。1913年，经亨颐在浙江省教育会创办了《教育周报》，以周刊形式出版，主要介绍西方教育的新思想，探讨我国教育改革的理论和方法。《教育周报》所设栏目主要有“言论、学术、纪闻、时评、法令、专件、附录、丛录、会报、谈丛、本会纪事、研究、学术、译丛、纪载、感言、法令文牍等。”1919年“五四”前夕，他将《教育周报》改为《教育潮》，并改为月刊，补充篇幅，变更体例，使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舆论工具。

发起组建社团，凝聚教育新力量。为了能够更好地统筹协调本省各地教育发展，互通信息，于1912年成立了全浙教育会联合会，每年开常会一次，商讨浙江全省教育发展事宜。1915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经由经亨颐参与发起建立，由各省区教育会推派代表组成，每年开会一次，研究全国教育发展事宜。例如，在1917年的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中通过了《请促行义务教育案》，对政府发展义务教育提出了建议。1919年经亨颐创建了浙江省会青年团，自己任团长。经亨颐在日记中说：“青年团之目的，亦经公共决定：以辅导青年，增进知、德、体三育，适应国民生活为宗旨。”

开展教育考察，探索教育新思路。1918年经亨颐在浙江省教育会发起组织旅日教育视察团，经亨颐任团长，考察学习日本教育。视察团一行32人，成员以中小学教师为主，视察活动历时一月之久，途返顺带考察了釜山、汉城（今韩国首尔），经过伪奉天，之后回到杭州。客观而言，此次视察对经亨颐思想触动很大，经亨颐所到之处，看到了日本教育的先进发达、优良的国民素养以及日本教育对朝鲜和“南满”的成功渗透。经亨颐深感教育救国的急迫，正如他言“立国之要素在于教育”。1919年，为了筹备第五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经亨颐特地去山西考察教育，并在《教育潮》发表了题为《山西究竟怎样》的长篇文章。

说荐实业富商筹创春晖中学推教育改革。春晖中学是一所私立中学，捐资人是曾捐资兴建浙江省教育会新会所的浙江上虞富商陈春澜。在经亨颐和同乡王佐数次向陈春澜提出兴办春晖中学的请求之下，一生热心公益事业的陈春澜被他们二人的真诚所打动，同意出资建春晖中学，并委托经亨颐完全负责此事。这年是1919年，陈春澜于年底去世。1920年经亨颐被校董会公推为春晖中学校长，行使校长职权，筹建学校。春晖中学校址位于上虞驿亭东南的白马湖，于1922年落成开学。这所经亨颐付诸心血终而建成的私立性质的中学，地处山野之间，远离政治压力，而且办学经费得到较好保障，这为他实践未实现的教育理想提供了最好的条件。经亨颐在春晖中学的教育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在此，仅从以下三个方面做重点介绍。

第一，校长拥有完全的学校管理自主权。在“春晖中学校董会规程”中规定：学校设董事会履行“维持本校经济、进退校长之职”，“关于本校内部事件，概由校长负责”，对外由校董会负责，其对学校“有监督之责，但于办事上不加以干涉”，这就从行政体制上确保了校长在学校内部管理上的领导地位。

第二，实行新学制。1912至1913年实施的壬子癸丑学制在实践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如小学过长，中学过短，中等教育又太偏于普通教育，以升学为主要目标；过于强调整齐划一而灵活性不够，其模仿日本和德国的痕迹较深，没有从本国实际出发，课程、教法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已不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生产的需要。”经亨颐在春晖中学倡导新学制，实行新课程纲要。将学科划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种，学生完成必修课后，可根据自己的兴趣，任选其他课目学习。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教师拥有较大的自主权，教师可以自己设计教学内容和选用教材，还可以自己编写教材。

第三，推行学科制和学分制。学校将中学三年所要习完的课程做出适当的规划，并按照难易程度分为A、B、C三个等级，新生入校后三年内一次学完三级课程，则圆满毕业。此种学科制最大的优点在于，学生可不必囿于年级的限制而必须习某级课程，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如果提前掌握了某级某门课程的知识，在通过升级考试后即可进入该门课程更高一级的学习。学校详细规定每门课程的课时数、学分。学生只要在规定年限内修满学分即可毕业，提前修完学分也可提前毕业。

经亨颐在春晖中学的办学实践里，以与时俱进、创新实践的勇气和胆魄，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倡导教育新风气，凭借其高尚的人格魅力，吸引和网罗众多名师来校任职或讲学，其中包括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蔡元培、黄炎培、李叔同等。春晖中学开了浙江省男女同校之先河，在外语课程设置上开日语和英语两门，强调体育的重要性，重视美育，把音乐课作为必修课等，这些在当时那个年代都是引领教育发展的新式举措。春晖中学也在当时被认为是一所紧跟时代步伐实施新式教育的学校，在社会上赢得了“北南开，南春晖”的美誉。

办学二十余载人格教育一以贯之显独特思想。据史料记载，1930年以后，经亨颐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了反军阀统治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他的从教经历就此可以画上一个句号。经亨颐虽然也曾短时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任校总干事兼学生自治指导委员长，还在中山大学任代理校长，但是，在他二十余年的从教生涯中，他的办学经历主要集中于中等教育。他在浙江第一师范、上虞春晖中学和宁波浙江省立四中的办学过程中，始终极力提倡人格教育，形成了他独特的人格教育思想体系。

人格教育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等欧洲国家。经亨颐提出的人格教育针对的是旧中国束缚个性、摧残人格的封建旧教育，要求教育上的民主和自由，主张教育以养成人格为目的，注重感情陶冶和意志培养，实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1917年经亨颐在浙江省教育会夏期讲演会上做了题为《最近教育思潮》的演讲报告，对人格教育做了系统的阐述。他讲道：“人格者，多数人之人格，即为人之格式也”，“人格者，良心之模型，道德之容器也。盂圆水圆，盂方水方。”“良心道德借人格之义以说明”，“人格者，一方面为自立的、个人的，他方面为协同的、社会的；相互实现，渐渐发展者也。为人格而有社会，为社会而有人格，犹非中肯之谈。惟人格实现，同时社会进于洽善。”经亨颐认为，人格是社会普适价值诸如良心道德在一个人身上的具体体现，因而人格往往是具体的、独特的。另外，人格不仅是“自立的、个人的”，继而也是“协同的、社会的”，“人格之实现为社会发达之本”，在个体人格得以实现的同时，社会也就“进入洽善”，成为一个和谐、有秩序、正义的社会。

经亨颐认为教育是一项以“开辟新生活新价值之创造力”为己任的事业，要尊重儿童的个性及其人格，以儿童为中心。在处理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上，他主张“教育非造成知而不行之人，须随时连其情意，使有一定之信念与理想，而为强有实行意志之人”。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他提出“希造成人格尊重之高尚的社会，不可抹杀个性天才，徒为国家社会牺牲。与其为适合于国家社会之人，无宁为使国家社会多方发达之人”。他特别强调艺术教育的重要性，讲道：“教材不可偏重科学，须重艺术；而为情之修养，又当一变宗教教授，而改正意志锻炼之方法。”

关于人格教育的方法，经亨颐总结为如下四点：一是感情作用。即利用感动之方法，使师生在情感上实现共鸣。教育学生不采取直接与其论理的方法，而是采取艺术的方法去感染熏陶影响学生。二是综合的方法。不强调让学生明了精确地记住每一个知识，而是要求学生能够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三是直观的方法。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直观，而是强调通过创设情境引起学生的注意，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四是自动的方法。强调要激发学生的自主活动，而使其个性得到充分发展。

在经亨颐提倡人格教育的同时，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正倡导实施职业教育，有人把二者视为相互抗衡的对立之说。为纠正这一偏见，防止“依误传误”，“贻害教育前途”，经亨颐对人格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做出了解释。他说：“职业为成立社会之要素，人格为维持社会之要件”，“唱人格教育者，非谓人类无须职业，唱职业教育者，亦非谓人格不足重。”职业教育是“职业陶冶”，而人格教育是“一般陶冶”，一般陶冶可收职业陶冶之效。

纵观经亨颐从一个商界文员成长为教育家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经亨颐有着坎坷而丰富的人身阅历，从小耳濡目染养成了对教育事业的执着热爱，负有对国家、社会强烈的使命感，胸怀教育救国的宏大抱负，义无反顾献身教育，在办学实践中与时俱进，形成了完整鲜明的教育思想体系，这些都是他能够成为教育家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