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文艺,要和作者的心情相契合,要通过作者的文字去认识世界,体会人生,当然要靠读者自己的努力。有时候也不妨听听别人的话。别人鉴赏以后的心得不一定就可以转变为我的心得;也许它根本不成为心得,而只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可是只要抱着参考的态度,听听别人的话,总不会有什么害处。抱着参考的态度,采取不采取,信从不信从,权柄还是在自己手里。即使别人的话只是一种错误的见解,我不妨把它搁在一旁;而别人有几句话搔着了痒处,我就从此得到了启发,好比推开一扇窗,放眼望出去可以看见许多新鲜的事物。阅读文艺也应该阅读批评文章,理由就在这里。
批评的文章有各式各样。或者就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加以赞美或指摘;或者写自己被作品引起的感想;或者说明这作品应该怎样看法;或者推论这样的作品对于社会会有什么影响。一个文艺阅读者,这些批评的文章都应该看看。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批评文章都有价值,但是看看它们,就像同许多朋友一起在那里鉴赏文艺一样,比较独个儿去摸索要多得到一点切磋琢磨的益处和触类旁通的机会。
文艺阅读者最需要看的批评文章是切切实实按照作品说话的那一种。作品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应该怎么看法,为什么;对于社会会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这样明白地说明,当然适于作为参考了。
有一些批评文章却只用许多形容词,如“美丽”“雄壮”之类;或者集合若干形容词语,如“光彩焕发,使人目眩”“划时代的,出类拔萃的”之类。对于诗歌,这样的批评似乎更常见。从前人论词(从广义说,词也是诗歌),往往说苏、辛豪放,周、姜蕴藉,就是一个例子。这只是读了这四家的词所得的印象而已;为要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所得的印象,才选用了“豪放”和“蕴藉”两个形容词。“豪放”和“蕴藉”虽然可以从辞典中查出它们的意义来,但是对于这两个形容词的体会未必人人相同,在范围上,在情味上,多少有广狭、轻重的差别。所以,批评家所说的“豪放”和“蕴藉”,不就是读者意念中的“豪放”和“蕴藉”。读者从这种形容词所能得到的帮助很少。要有真切的印象,还得自己去阅读作品。其次,说某人的作品怎样,大抵只是扼要而言,不能够包括净尽。在批评家,选用几个形容词,集合几个形容词语,来批评某个作家的作品,固然是他的自由;可是读者不能够以此自限。如果以此自限,对于某个作家的作品的领会就得打折扣了。
阅读了一篇作品,觉得淡而无味,甚至发生疑问:作者为什么要采集这些材料,写成这篇文章呢?这是读者常有的经验。这当儿,我们不应该就此武断地说,这是一篇要不得的作品,没有道理的作品。我们应该虚心地想,也许是没有把它看懂吧。于是去听听别人的话。听了别人的话,再去看作品,觉得意味深长了;这些材料确然值得采集,这篇文章确然值得写作。这也是读者常有的经验。
我有一位朋友给他的学生选读小说,有一回,他选了日本国木田独步的一篇《疲劳》。这篇小说不过两千字光景,大家认为是国木田独步的佳作。它的内容大略如下:
篇中的主人公叫作大森。时间是五月中旬某一天的午后二时到四时半光景。地点是一家叫作大来馆的旅馆里。譬之于戏剧,这篇小说可以分为两场;前一场是大森和他的客人田浦在房间里谈话;后一场是大森出去了一趟回到房间里之后的情形。
在前一场中,侍女阿清拿了来客中西的名片进来报告说,遵照大森的嘱咐,账房已经把人不在馆里的话回复那个来客了。大森和田浦正要同中西接洽事情,听说已经把他回复了,踌躇起来。于是两个人商量,想把中西叫来;又谈到对付中西的困难,迁就他不好,对他太像煞有介事也不好。最后决定送信到中西的旅馆去,约他明天清早到这里来。大森又准备停会儿先出去会一会与事情有关的骏河台那个角色;当夜还要把叫作泽田的人叫来,叫他把“样本的说明顺序”预备妥当,以便对付中西。
在后一场中,大森从外面回来,疲劳得很,将身横倒在席上,成了个“大”字。侍女报说江上先生那里来了电话。大森勉强起来去接,用威势堂堂的声气回答说:“那么就请来。”大森“回到房里,又颓然把身子横倒了,闭上眼睛。忽而举起右手,屈指唱着数目,似乎在想什么。过了一会,手‘拍’地自然放下,发出大鼾声来,那脸色宛如死人”。
许多学生读了这篇小说,觉得莫名其妙。大森和田浦要同中西接洽什么事情呢?接洽的结果怎样呢?篇中都没有叙明。像这样近乎无头无尾的小说,作者凭什么意思动笔写作呢?
于是我的朋友向学生提示说:
你们要注意,这是工商社会中生活的写生。他们接洽的是什么事情,对于领会这篇小说没有多大关系;单看中间提及“样本的说明顺序”,知道是买卖交易上的事情就够了。在买卖交易上需要这么钩心斗角,斟酌对付,以期占得便宜:这是工商社会的特征。
再看大森和田浦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工商社会的:他们在旅馆里开了房间商量事情;那旅馆的电话备有店用的和客用的,足见通话的频繁;午后二时光景住客大都出去了,足见这时候正有许多事情在分头进行。大森在房间里拟的是“电报稿”,用的是“自来水笔”,要知道时间,看的是“案上的金时计”。他不断地吸“纸烟”,才把烟蒂放下,接着又取一支在手;烟灰盆中盛满了埃及卷烟的残蒂。田浦呢,匆忙地查阅“函件”;临走时候,把函件整理好了装进“大皮包”里。这些东西好比戏剧中的“道具”,样样足以显示人物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商量事情的当儿,不免由一方传染到对方,大家打着“呵欠”。在唤进侍女来教她发信的当儿,却顺便和她说笑打趣。从这上边,可以见到他们所商量的事情并不是怎样有兴味的。后来大森出去了一趟再回来,横倒在席上,疲劳得连洋服也不耐烦脱换。从这上边可以见到他这一趟出去接洽和商量的事情也不是怎样有兴味的。待他接了江上的电话之后,才在“屈指唱着数目,似乎在想什么”,但是一会儿就入睡了,“脸色宛如死人”。这种生活怎样地使人困倦,也就可想而知了。
领会了这些,再来看作为题目的“疲劳”这个词,不是有画龙点睛的妙处吗?
许多学生听了我的朋友的提示,把这篇小说重读一遍,差不多异口同声地说:“原来如此。现在我们觉得这篇小说句句有分量,有交代了。”
1937年3月下旬作
挨次刊《新少年》半月刊3卷1、3、5、7期
署名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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